2017年第4期
第6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美国城市规划院校2000-2014年研究动态
田园城市学说之形成及其思想来源研究
x城市生态修复的理论探讨:基于理念体系、机理认知、科学问题的视角
动·静·显·隐:大数据在城市设计中的四种应用模式
数据自适应城市设计的方法与实践——以上海衡复历史街区慢行系统设计为例
“过渡态”下的“自上而下”城市修补——以广州恩宁路永庆坊为例
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城市设计管控要素体系研究
我国乡村规划研究评述与展望
从“关系”到“社会资本”:论我国乡村规划的理论困境与出路
二战后西方乡村景观风貌的研究脉络与启示
基于居住偏好的 上海市新城人口吸引策略研究
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城市空间增长设定路径及其杭州应用
“均质化-再集聚”:互联网影响下餐饮业空间布局新特征——基于上海内环开放数据的研究
应对挑战:城市规划的自我演化
珠三角区域规划回顾、评价及反思
知识与生态关联视角下的城市空间竞争发展
社会空间视角下苏南乡村城镇化历程与特征分析——以苏州市为例
山地城镇高密度空间的形成过程与机制研究
建筑日照资源均衡利用的管理方法改进——先南后北建设时序
传承与创新: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总图编制的思考
基于要素管控思路的生态控制方法在控规中的应用研究——以上海市崇明县陈家镇国际实验生态社区为例
关于城市居住用地分类与弱势群体保护的思考
航空城的空间结构、要素与规划策略研究
大城市“原居安老”的空间措施研究
伪满“新京”规划思想来源研究——兼及城市规划思想史探述
基于遗产角度的上海里弄建筑现状空间研究
“新常态下的城乡遗产保护与城乡规划” 学术座谈会发言摘要
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转型:理论解析与实践应对
大都市区空间演进的机理研究——“空间-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的建构与应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知识的演进
世界城市研究转向与中国的世界城市
中西方城市内部居住迁移研究述评
极化&扁平:美国湾区与长三角创新活动空间格局比较研究
国家战略实施背景下 跨界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创新——以南京都市圈城乡规划协同工作为例
协同发展视角下的首都特大城市地区分圈层空间布局策略
城市空间结构与 就业岗位分布差异的定量描述——以上海市青浦新城为例
手机信令数据在城市建成环境评价中的应用——以上海市宝山区为例
源自地理设计的城市规划设计量化分析框架初探——以多巴新城控规为例
产业遗存再利用过程中的环境风险与规划引导
澳门半岛高密度城市微绿空间增量研究
基于多主体需求评估的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类型研究
第12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5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隆重举行
城乡历史文化聚落——文化遗产区域整体保护的新类型
上海大都市地区空间结构优化的政策路径探析——基于人口分布情景的分析方法
论现代制造业的生产组织与“城市-区域”空间演变的关联性——“网络”和“嵌入性”双重理论视角研究
中国主要城市公交站点服务范围及其空间特征评价
物流项目用地规划建设标准的评价与优化——以广州市为例
我国城市空间增长现状剖析及制度反思
2000-2010年特大城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市为例
交易成本、产权配置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基于能耗视角的我国城市最优规模研究
基于相关性和关联耦合分析的上海市生态环境优化思考
城市绿地建设实施评估方法创新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总体城市设计中的高度形态控制方法与途径
基于现象学视角的城市规划设计概念生成框架研究——以上海市金山区城市生活岸线规划设计方案为例
城乡关系视角下城镇密集地区乡村规划演进及反思——以苏州地区为例
控规“心结”之解
“从空间扩张到内涵发展的规划思考”笔谈会
基于五个新发展理念对“十三五”空间规划重点取向的探讨
亚洲城市中心区空间结构的四阶原型与演替机制研究
制度转型中土地租金在建构城市空间中的作用:对城市更新的影响
网络关系与空间组织:长三角与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创新合作关系的比较分析
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京津冀空间协同发展规划的创新思维
京津冀一体化格局下北京交通发展模式转变的思考
城镇化的升级和新型城镇化
中国城市化的几个现实问题:空间扩张、人口收缩、低密度人类活动与城市范围界定
空间规划协调与多规合一研究:评述与展望
“多规合一”视角下的中国规划体系重构
深圳市城市设计历程回顾与思考
为健康而规划:环境健康的复杂性挑战与规划应对
城乡规划与公共健康的关系及跨学科研究框架构想
也谈规划与设计的介接
以人为本·绿色·留住乡愁 “深度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城乡规划思考”笔谈会
全球资本体系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层级体系
单中心还是多中心:北京城市就业次中心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型
中国十大城市群差异性及空间结构特征研究
社会变迁视角下 历史文化村落再生的若干思考
海南省空间规划的探索与实践 ——以《海南省总体规划(2015-2030)》为例
面向全球城市的 上海文化空间规划编制的思考
区域建设用海规划指导下填海造地空间规划设计方法研究——以招远市填海造地空间规划为例
城市公共自行车使用活动的时空间特征研究——以杭州为例
基于可视化SP法的城市道路自行车出行环境评价及优化——模型构建及上海中心城区的应用
中国第一部现代城市规划著作:郑肇经先生《城市计画学》
区域视角下历史文化资源整体保护与利用研究——以皖南地区为例
泉州的牌坊布局与城市景观的意义
明清上海地区市镇信仰与市镇空间发展关系初探
第五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新时期推进城乡规划改革创新的若干思考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国家空间治理的战略性思考
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组织特征与规划取向探讨 ——基于企业联系的实证研究
宜居环境建设的省域规划探索——以福建省为例
城市总体布局规划实施过程中的政策分析框架——以上海外环绿带为例
基于空间聚类分析的杭州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分布特征研究
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创意社区规划:基于创意阶层和居民空间需求研究
以培育知识创新区为导向的城市更新策略——对杨浦建设“知识创新区”的规划思考
活动视角下建成环境对广州居民通勤效率的影响
“职住平衡”视角下新就业人员的职住空间平衡关系及其内在影响因素——以南京市主城区为例
“群体智慧”引入历史地段规划的进展
新时期历史城区整体性保护的探索——以宁波为例
基于历史城区视角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新常态”
西藏城镇传统空间的形态特征及类型研究
另一种“中西合璧”——格罗皮乌斯主持下的华东联合基督教大学校园规划
走进社区,规划师准备好了吗? ——社区发展与规划变革学术笔谈会
城市规划中的社会公正议题——社会与空间视角下的若干规划思考
我国城市地理学与城市规划近半个世纪的协同发展与未来展望
建设强度分区决策支持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控规调整的评价研究——基于调整结果和决策过程的评价
城市规划视角下的战术城市主义研究
基于城市治理的中国城市战略规划解析与转型
资本、权力与空间的生产——珠三角战略地区发展路径及展望
网络空间与创新驱动视角下杭州转型发展的空间趋势特征及规划战略应对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传统开发区社会化转型的理念、内涵与路径
产城融合研究:回顾与新探
基于气象和GIS技术的北京中心城区通风廊道构建初探
超越城市行政边界的都市经济区划分:先发国家实践及启示
人居型世界遗产保护规划探索——以平遥古城为例
武汉“多规合一” 20年的探索与实践
新时期大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与开发研究——以常州市为例
第13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6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 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授予董鉴泓教授“终身成就奖”颁奖 隆重举行
“人居三”对城市规划学科的未来发展指向
中国城乡统筹规划的宏观分析——城乡均衡发展的挑战和村镇开发转移的机会
论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及我国先发地区的政策选择——对苏州城乡一体化实践的研究
制度变迁视角下我国城市设计实施的理论路径、现行问题与应然框架
城市规划评价的类型与基本范畴:文献评述及相关思考
老年视角下 社区服务设施布局适宜性研究——基于步行指数的方法
武汉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机理及引导策略研究
上海城市生活中心体系的识别与评估
国外城市空间公共性评价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国外城市空间公共性评价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厦门城市景观风貌塑造的规划管控方法研究
城市特色街区的内涵及规划策略——以芜湖市为例
特色活力区建设——城市更新的一个重要策略
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历程、方法与实践——基于中法经验的比较
“如何实现规划编制与实施的衔接统筹”学术笔谈会(二)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型城镇化
战略引领与刚性管控:新时期城市总体规划成果体系创新——上海2040总体规划成果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关于上海构建“两规融合、多规合一”空间规划体系的思考
上海2040:以规划组织编制方式转型探索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广州城市总体规划的演变与思考
关于规划与复杂性的反思
上海中心城区的职住空间匹配及其演化特征研究
基于绿色发展的城市发展质量评价研究——以江苏为例
杭州特色小镇群体特征研究
特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演化机制与对策的实例剖析——以上海为例
近代上海城市公共娱乐空间结构演化过程及其规律研究(1843-1949)
宗族化乡村社会结构的空间表征:潮汕地区传统聚落空间的解读
历史街区保护研究评述、技术方法与关键问题
第一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成功举办
全球化2.0时期的城市发展 ——2008年后西方城市的转型及对中国城市的影响
论城乡规划学学科生命力
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发展机制 ——政府推动城市发展的新加坡经验
启动科技支撑,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区域规划和城市土地节约利用”科技支撑项目研究综述
哈尔滨2030预规划低碳导向方案调整研究
史学流变下的中国园林史研究
大棋局: 厦门空间战略的区域视角
1843年以来黄浦江滨水空间 变迁与产业发展机制的关系——基于城市滨水空间的双重组织机制研究
我国大规模新城区开发及其影响研究
由“产城互促”到“产城融合” ——深圳市产业布局规划的思路与方法
面向低碳交通的城市空间结构:理论、模式与案例
知识与生态关联视角下的城市空间演化发展
城市空间结构的环境绩效:进展与思考
基于规划决策的多尺度城市绿地空间分析
城市交通方式竞争态势及来自生态学的理论启示
公共自行车系统影响下居民出行的变化与机制研究——以上海闵行区为例
从城市公共空间与建筑的耦合关系论城市公共空间的动态发展
基于室外风环境与 热舒适度的城市设计改进策略——以北京西单商业街为例
城市更新的“进行性”规划方法研究
提篮桥街区中以联合城市设计教学体验
历史文化名城制度30年背景下城市文化遗产管理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研究
论城乡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利关系及制度建设
城市危机:特征、影响变量及表现剖析——基于生态环境危机的视角
基于村庄集体土地开发的农村城市化模式研究——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中部欠发达地区城镇化特征、机制及若干探讨——基于安徽省三个地级市的案例研究
开发区导向的中国特色“边缘城市”的发展
溯本逐源:控制性详细规划基本问题探讨——转型期控规改革的前提性思考
低生活成本住区商业服务设施配置实证分析与探讨——基于对深圳市上下沙村的调研
决策效能指向的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改革
城市空间对洪涝灾害的影响、风险评估及减灾应对策略——以日本东京为例
城市总体规划层面中小运量新交通系统的规划思路及策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轨道交通站地区宜步行环境及影响因素分析——上海市12个生活住区的实证研究
美国规划教育发展历程回顾及对中国规划教育的思考
宫殿主导还是宗庙主导——三代、秦、汉都城庙、宫布局研究
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系统架构与实施路径
城乡统筹发展:城市整体规划与乡村自治发展
城乡统筹规划实施的二元土地困境:基于产权创新的破解之道
城乡统筹规划: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
论基于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
论中国独特的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的国际现象观察——兼论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及思考
“新区域主义”下城镇空间发展的规划协调机制——基于皖江城市带和济南都市圈的探讨
行动规划·制度设计·政策支持——深圳近10年城市规划实施历程剖析
全球创新型城市的基本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基于控规层面下的CBD地下空间开发控制探讨——以上海虹桥商务核心区一期为例
论地下空间的城市空间属性及本质意义
基于地理信息建模的规划设计方法探索——以城市总体规划设计为例
范型转变临界点下的“三线城市”建设规划实践
西方城市规划评估的研究述评
国外城市史与城市规划史比较研究:异同与交叉
“人口流动” 视角的城镇化及政策议题
我国城市人口城镇化与 土地城镇化失调特征及差异研究
“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
可持续性导向的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标准体系研究* ——基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实施有效性的分析
从GDP到HDI:低碳发展研究剖析与展望
可持续城市理论的概念模型 辨析:基于“目标定位-运行 机制”的分析框架
从日、韩低碳型生态城市探讨相关生态城规划实践
城镇建成区概念与界定方法体系研究 ——以浙江德清市武康镇为例
特大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交通绩效检验——上海案例研究
上海市属创意产业园区的 发展历程与总体空间分布特征
大型商业中心开发的空间影响分析 ——以上海五角场地区为例
公共空间视角下的 社区规划实施评价——基于上海曹杨新村的实证研究
重启内生发展道路:乡镇企业在苏南小城镇发展演化中的作用与机制再思考
特大城市地区外围城镇规划研究 ——以京东地区为例
“苏联规划”在中国: 历史回溯与启示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规划
“中等收入陷阱”之“惑”与城镇化战略新思维
智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基本理论探讨
产权制度视角下的划拨工业用地更新:以上海市虹口区为例
半城市化地区的工业化与土地利用:基于我国三大区域三个百强县/区的分析
城市规划中的公共利益探讨——以玉树灾后重建中的“公摊”问题为例
公共健康与城乡规划——健康影响评估及城乡规划健康影响评估工具探讨
大城市老年人的空间分布模式与发展趋势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为例
从技术创新到制度创新: 河源、云浮、广州“三规合一”实践与思考
情景规划方法的理论探源、行动框架及其应用意义——探索超越“工具理性”的战略规划决策平台
基于多元利益主体诉求的情景规划——以酒(泉)-嘉(峪关)区域一体化空间布局为例
城市化中后期城市中心的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 ——以常州旧城中心区为例
武汉市历史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规划实践探索
对内城住区更新中参与主体生产关系转变的透视——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
基于眺望评价模型的城市整体景观形象研究——以香港为例
基于日常服务设施步行者使用特征的社区可步行性评价研究——以上海市江浦路街道为例
新型城镇化座谈会发言摘要
思考与转型
对当前“重建古城”风潮的解读与建言
避免城市规划过度标准化
论城市转型的三大主题:科学、文明与生态
城乡统筹发展规划中的 土地经济租金、“乡乡差别”与社会公平
城镇化质量的 指数型评价体系研究——基于浙江省的实证
京津冀城市群的功能联系及其复杂网络演化
扩展领域中的城市设计与理论
上海市空间扩展与公路网规划的协调性研究
城市通勤时耗的空间结构影响因素——基于文献的研究与启示
城市规划在产业空间移位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以伦敦、汉堡、鲁尔区和维也纳为例
国外应用城市模型发展回顾与新型空间政策模型综述
武汉重点功能区规划编制与实施一体化模式研究——以武汉二七商务功能区为例
结合棕地治理与改造的规划编制研究——以株洲清水塘老工业区控规为例
绿地资源及评价体系研究与探讨
中国古代都城宗庙设置及其与朝寝关系的变迁简说
《中国城镇化道路、模式与政策》研究报告综述
2000年以来美国城市的经济转型及重新工业化
长三角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市体系比较研究:基于企业关联网络的分析方法
2000-2010年广东区域非均衡发展趋势及思考
基于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法则的武汉2049发展战略
老城中心区的发展演替及动力机制研究——以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地区为例
总体规划实施评价方法的主要问题及其思考
从理想蓝图到动态规划——厦门市30年城市规划实践评析
城市基本生态控制区规划控制方法——以广州市为例
对我国同城化规划实施的思考——以《广佛同城化发展规划》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研究——以中原某市农村地区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研究——以中原某市农村地区为例
空间句法在大尺度城市设计中的运用
大都市多元开放空间对宜居生活的保障 ——德国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国际设计工作营选题与启示
理查德·鲍立克与现代城市规划在中国的传播
“和谐城市”规划理论模型
“城市开发边界”政策与国家的空间治理
探索“新城”的中国化之路——上海市郊新城规划建设的回溯与展望
基于GIS的中国城市群发育格局识别研究
五年计划/规划、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的关系演变
城市通风廊道研究及其规划应用
生态容积率(EAR):高密度环境下城市再开发的能耗评估与减碳方法
城市空间扩展与城市热环境的量化研究——以武汉市东南片区为例
接驳城市轨道交通的社区公交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肌理如何激发城市活力
太原市南华门历史街区肌理的原型、演化与类型识别
商业街的空间与界面特征对步行者停留活动的影响——以上海市南京西路为例
中国古代都城产业空间格局特点及影响机制探微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笔谈
第三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新时期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态势辨析与战略选择
新增建设用地和户籍人口挂钩的政策建议及作用、效果预计
特大城市中心体系空间肌理分异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中心性与控制力:长三角城市网络结构的组织特征及演化 ——企业联系的视角
高铁站点周边地区的发展与规划——基于京沪高铁的实证分析
制度变迁视角下村庄要素整合机制研究——以宜兴市都山村为例
后乡土中国:审视城市时代农村发展的困境与转型
生态文明视阈下水城共生理论框架与评价体系构建及实证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城市增长边界划定——以平顶山新区为例
《欧洲城市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报告解读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的交通安宁化
滨水区城市景观的评价与控制——以杭州西湖东岸城市景观规划为例
具有社会凝聚力导向的住区公共空间特性研究——以上海创智坊和曹杨一村为例
民国市政厅时期汕头的两次都市计划
近现代历史园林遗产价值评价研究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模数制”探析 ——以明代海防卫所聚落为例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笔谈
中国规划改革面临倒逼: 城市发展制度创新的五个机制
欧洲智慧城市的最新实践
弹性城市研究框架综述
空间句法在城市规划中应用的局限性及改善和扩展途径
城市空间规划评估:市场失灵还是规划失灵
新型城镇化实施路径成本探析——以江阴市为例
1990年后发达国家都市区空间演化特征及动力机制研究
我国大都市区就业次中心的形成机制——上海研究及与北京比较
基于居民活动数据的城市空间功能组织再探究——以南京市为例
中心与腹地的辩证:基于企业联系的苏州、宁波区域空间关系比较研究
大连高铁站建设对周边地区发展的跨尺度、多要素影响探析
关于重构城市道路分类体系的探讨
中美土地利用分区管制的比较分析及其启示
控制性详细规划灵活性策略研究——新加坡“白地”经验及启示
公共设施选址的邻避效应及其公众参与模式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为例
第11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4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 和“第2届金经昌中国城乡规划研究生论文竞赛”颁奖仪式 隆重举行
中国城市一体化地区形成机制、空间组织模式与格局
特大城市郊区“半城镇化”的悖论解释及应对策略——对上海市郊的初步研究
产业链作用下的小微产业村镇“产、城关联”用地模式探讨——以福建省茶叶加工产业村镇为例
苏南乡村人地空间组织与模式探究——以产权关系为视角
老龄化背景下特大城市养老设施规划策略探索——以上海市为例
大城市居民通勤行为的健康效应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大模型:城市和区域研究的新范式
基于手机数据识别上海中心城的城市空间结构
特大城市近域空间发展特征与模式研究——基于上海、武汉的探讨
基于弹性思维的生态敏感地区新城发展研究——以武汉市花山生态新城为例
我国“三规合一”的理论实践与推进“多规融合”的政策建议
容积率制度在城市创新建设中的应用——解读东京城市成长战略
《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综述分析和规范建议
从管理走向治理——论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政府职能
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城市体系的关联分析
空间规划的博弈分析
智力城镇化还是体力城镇化 ——对中国城镇化的战略思考
社会冲突理论视角下的规划变革
乡镇在城乡统筹发展规划中的地位和功能:基于案例的分析
上海田子坊地区更新机制研究
低收入社区的规划协作机制研究——以广州市同德街规划为例
发展视角下的乡村遗产保护路径探讨——侗族村寨田野工作案例
北京绿隔乡村土地利用演变及其保留村庄的评估与管控研究 ——以崔各庄乡为例
基于价值提升的严寒地区村镇庭院优化策略
城市水系统弹性研究进展
区域弹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
城市增长边界实施评估: 分析框架及其在北京的应用
“大邑”的营造——先秦、秦及西汉都城规模与组织初论
近现代西安城市工业格局演变的历史研究(1869-1978)
技术与理论的移植——外国专家在香港的殖民主义城市规划实践(1841-1997)
“城市设计与实践”座谈会发言摘要
“大数据热背后的冷思考”学术笔谈会
基于城市建设状况的总体规划实施评价及其方法
从“多规合一”到空间规划体系重构
从“三旧改造”到城市更新——广州市成立城市更新局之思考
基于生态网络规划的生态红线划定研究——以安徽省宣城市南漪湖地区为例
基于行为特征的住区模式与低碳效应关系研究——以上海曹杨新村为例
收缩城市研究综述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上海市不同等级商业中心商圈的比较——以南京东路、五角场、鞍山路为例
基于时空间行为的城市生活圈规划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公共交通智能卡数据的城市研究综述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空间重塑研究
重塑上海交通的路径选择与发展策略——公共交通优先导向下的城市客运交通发展策略研究
上海市以功能布局优化带动空间布局优化的研究——从产业空间分布的视角
乡村治理视角下半城镇化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基于珠三角、苏南、温州的比较研究
城乡统筹视角下都市边缘区的农民、农地与村庄
协调多产权主体利益的改造更新规划实践——以上海市虹桥商务区东片区开发规划为例
中国古代“聚合型”都城的演变与退隐
第四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包容性语境下的规划价值重塑及学科转型
再议上海市中心城区公共绿地分布的社会绩效评价:从社会公平到社会正义
基于绩效的总体规划实施评价及其方法
杭州城市开发边界划定与实施研究
论人口流动影响下的城镇体系发展与治理策略
基于韧性城市理论的灾害防治研究回顾与展望
广州地区街道微气候模拟及改善策略研究
综合因素影响下的建筑退让道路红线间距控制——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高铁站点地区空间开发特征研究——基于京沪高铁沿线案例的实证分析
基于城市复兴的古城更新——连云港海州古城城市设计
城市设计与城市更新:英国经验及其对中国的镜鉴
意大利历史城镇保护思想的演变与启示
生态文明背景下城市古树名木保护规划方法及实施机制的思考——以上海的实践为例
历史城市的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南海神庙、老住宅和扬州的私家小园
“如何实现规划编制与实施的衔接统筹”学术笔谈会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型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特征与国家城镇体系构建
城市边缘区绿色空间精明规划研究——核心议题、概念框架和策略探讨
基于公交可达性绩效的武汉市空间战略实施评估
跨行政区协调发展规划编制的实践与思考——以新疆“奎-独-乌”地区规划为例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规划评估思路与方法探讨
上海中心城区商业中心空间特征研究
我国城市规划计量方法应用综述和总体框架构建
路网规划关键指标对开发强度的影响作用分析——以国内外24个CBD为例
意识与能力:城市建设的限度
项目导向还是系统导向:关于城市设计内涵的解析
城市设计教育体系的分析和建议——以美国高校的城市设计教育体系和核心课程为借鉴
基于居民行为需求特征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对策研究
小城镇之路在何方?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小城镇发展学术笔谈会
超大城市总体规划的转型与变革——上海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实践探索
上海市城市空间格局优化的战略思考
城市居民空间活动研究中大数据与复杂性理论的融合
城市开发边界的“划”与“用”——我国14个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试点进展分析与思考
作为人居形式的传统村落及其整体性保护
跨越类型,为城市的复杂性而设计
上海总体城市设计中的城市高度秩序研究
基于总体城市设计的密度分区:方法体系与控制框架
大数据支持下的城市设计实践——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公共活动空间网络规划
村民自治下的传统村庄规划管理——以曹家村灾后重建为例
大型保障房社区公共设施供给机制优化研究
英租界殖民路径与九国租界竞争性拼贴——以天津英租界(1860-1943)规划为重点
国家模式建构与地方差异——京沪两地1950年代规划编制的苏联影响之比较
第八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暨“2011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隆重举行
为市场经济下的城乡用地规划和管理提供有效工具——新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导引
城市增长模式与经济学理论
特大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基于城市经济模型的理论探讨
2010年上海世博会参观人流模拟的后评估
中国特大城市的多中心空间战略——以上海市为例
半城市化: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两类异化现象研究
内生型城市营销推动下的城市尺度跃迁——基于盱眙的实证研究
基于元数据的城市规划信息管理新方法探索——走向规划信息的全面管理
劳动力回流:小城镇发展的新动力
科学转型视角下的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建设元思考
英国城市规划专业本科课程设置及对中国的启示——以六所大学为例
由多样走向规范——北美城市规划理论教学趋势分析
由多样走向规范——北美城市规划理论教学趋势分析
瑞典哈默比湖城与无锡中瑞低碳生态城规划设计和管理实施比较
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中几个问题的透视与解析
改革开放后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回顾与展望
重庆城市新区规划编制与管理的实践探索
浙江省新型城市化背景下城乡规划编制的探索与实践
平遥古城形态研究:西方视野中的探索、分析与发现
中国城市空间组织与规划转型的单位视角
“钻石结构”——试论国家空间战略演进
城市群与城镇链先后辩
转型环境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转型
北宋东京的街市空间界面探析 ——以《清明上河图》为例
紧凑城市的系统检讨
高速公路建设对长三角城市势力圈的影响分析——城镇势力圈(网络)分析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轨道交通对大都市区外围地区规划开发策略的影响——外围地区TOD模式的实证研究
生态导向下城市边缘区规划研究
长三角开发区再开发模式探讨
近20年长三角跨国公司投资的演化特征及其城镇化进程
大城市进城农民的就业空间结构探析——以南京主城区为实证
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基础数据指标体系研究
西南地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评价体系研究
基于现代治理理念的城市更新规划策略探析——以襄阳古城周边地区更新规划为例
城乡统筹视野下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的重构——南京的探索与实践
武汉市城市建设用地强度管控实证研究与动态优化
对陆家嘴中心区城市空间演变趋势的若干思考
武汉都市发展区簇群式空间成长过程、机理及规律研究
轨道交通沿线地区规划技术思路——以福州市1号线(北标段)沿线规划调整为例
欠发达山区县域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探讨 ——以湖北省为例
皖江城市(带)发展和演进的机制研究 ——基于历史视角
大城市外来农民工通勤与职住关系研究——基于北京的问卷调查
社会转型背景中珠三角村庄规划再思考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规划研究 ——以山东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为例
基于参与主体成熟度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式选择
城市建设用地集约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的视角
引入控规导则控制手段的城市风貌规划新探索——基于富拉尔基区风貌规划的实践
游客真实性感知与文化遗产资源 持续利用策略研究
历史街区商业化动力机制分析及规划引导
“城市设计与实践”座谈会发言摘要
“一带一路”战略的空间响应
城市群规划多规协同状态分析与路径研究
引力和网络:长三角创新城市群落的空间组织特征分析
上海市人口发展的趋势、困境及调控策略
上海市中心城区公共绿地分布的社会绩效评价:从地域公平到社会公平
产业融合视角下城市工业集聚区的空间转型机制——基于上海市的三个案例分析
政策导向下的当代村庄空间形态演变——无锡市乡村田野调查报告
论乡村规划中的村民意愿
珠江三角洲村镇混杂区空间治理的政策思考
综合型养老社区功能空间模式及指标体系研究
特大城市老年人出行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以上海市中心城为例
上海黄浦江两岸再开发地区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再生
城市更新中地方文化资本的激活——以山东省滕州市接官巷历史街区更新改造规划为例
全球城市2030产业规划导向、发展举措及对上海的战略启示
历史城区微循环路网分层规划方法研究
国际大都市区最新综合交通规划远景、目标、对策比较研究
基于通用设计思考的深圳市无障碍交通体系规划探索
中国城市化发展态势分析与制度创新
2006-2011年间《城市规划学刊》 的统计及分析
湖北省城镇化发展政策实施评估研究
消费视角下的居住区商业服务设施配建体系研究——以上海市曲阳新村为例
城市背景下的知识溢出研究述评
基于多元利益的当代苏州市边缘区空间结构演化
我国城市蔓延研究进展与思考
非集中建设区规划及实施模式探索
土地使用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广佛市民地铁跨城活动的空间分析
提高城市轨道交通效能的规划对策与建议
我国“城市病”的体制性成因与对策研究
上海市郊区居民商业设施使用特征及规划应对——以莘庄地区为例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布局思考
近30年来新疆城镇发展的格局与过程研究
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编制与评估的美国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城市总体规划实践中的悖论及对策探讨
再论江南水乡古镇的保护与合理发展
华东地区历史文化村镇的特征及保护规划研究
国际城市规划史学会历届年会评析及启示
大寨的建设历程及新农村规划
对《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2002)中居住小区理论概念的再审视与调整
香港城市化初期的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841-1904年)
制度情境下的总体规划演变
关于城市群研究的几个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否导致了更大的城市——世界与中国的实证分析
城市中心体系发展的理论框架探索
新时期的“小城镇、大战略”——试论人口高输出地区的小城镇发展机制
走向多维弹性:深圳市弹性规划演进脉络研究
“两型社会”城乡规划 指标体系整体框架研究
“多规整合”研究进展与评述
土地与中国快速发展
《湖北省城镇体系规划》实施评估研究
当前城市建设中的关键问题——土地财政
上海城市交通政策的顶层设计思考
艾伯克隆比与香港战后城市规划
周“礼制”与《考工记·匠人营国》对早期都城形态的影响
上海市郊区空间规划与轨道交通规划的协调性研究
“天人长安,创意自然”——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场址规划思想探源
西方规划理论与中国规划实践之间的隔阂——以公众参与和社区规划为例
20世纪规划理论指导下的21世纪城市建设——关于“第三代规划理论”的讨论
世界城市研究的转型、反思与上海建设世界城市的探讨
高速交通网络构建下的城镇空间结构发展趋势——从“中心节点”到“门户节点”
城市空间增长的低碳化路径
低碳生态城规划指标及实施途径
国家经开区与高新区的政策渊源探究及反思
城市可持续性的定量评估:方法比较与实践检讨
转型经济中的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特征和形成机制研究
关于多中心大城市住房发展的空间绩效——对重庆市的研究与延伸讨论
分权化过程对都市区空间结构和规划的影响——基于两种分权模式的考察
消费时代城市公共空间的特点及其理论批判
中国城镇化的科学理性支撑关键*——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城镇化与村镇建设动态监测关键技术》综述
城市低碳竞争力理论与发展模式研究
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从规划理念到实践的低碳城市与复合社区 ——以上海市南桥新城为例
对“非城市建设用地”及其规划管控问题的若干探讨
转型期珠三角中小城镇产业发展态势及规划对策研究
厦门市旧城改造(1980-2010年)实证研究
交通方式竞争:试论我国大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以南京市为例
高速铁路对沿线地区城市腹地的影响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
轨道交通发展对城市景观影响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中国城市自行车交通政策的演变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机动性与社会排斥
城市边缘区研究综述
上海和芝加哥中心城区的邻里再开发模式及规划——基于两个案例的比较
深圳CBD中轴线公共空间规划的特征与实施
21世纪初中国城市设计发展再探
多空间尺度背景下的城市规划——“51届美国规划院校年会”综述
南京明城墙周边开放空间形态研究(1930-2008年)
明清江南民间信仰与市镇空间结构
2000年以来日本行政管理与规划体系修正的评述
城镇化新形势下的城乡(人口)划分标准讨论
我国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中的若干特征与趋势——基于皖北案例的初步探讨
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规划问题反思及案例研究——以绍兴袍江新区两湖区域空间发展规划为例
特大城市城乡生态空间规划方法及实施机制思考
生态版图——城市生态承载力研究的新视角
城市规划编制体系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机制:芝加哥和上海的比较
中国城市体系中航空网络与生产性服务业网络的比较
基于客运交通流的长江三角洲功能多中心结构研究
海南发展的战略转型与空间应对——写在“国际旅游岛”建设之初
低碳、 生态、 绿色——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
第十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3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 隆重举行
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城市规划
再论我国大城市化的现实意义、发展目标和应对策略
城镇化与规划体系转型——基于乡村视角的认识
分层城镇化和分区城镇化:模式、动力与发展策略
西藏特色区域城镇化路径模式探讨
草原牧区城镇化空间组织模式:理论与实践——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为例
国际城镇化研究回顾2000-2012——基于SCI/SSCI文献的分析
中国城市老龄化空间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基于“五普”和“六普”人口数据的分析
对规划区划定原则的研究
城乡统筹视角下总体规划中 “规划区”划定方法探讨——以驻马店市为例
多模式城市交通体系与方式间的转换
多维度视角下城市轨道站区空间特征实证剖析 ——以广州市为例
从城市设计到规划控制的演绎——以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为例
保障性住房的双重边缘化陷阱
比较与重构 ——中外典型社区中心空间发展模式的调查研究
生态敏感地区的村庄发展策略与规划研究
国外城市与农业关系的演变及发展历程研究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苏州村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
要素流动环境的重塑与乡村积极复兴——“国际慢城”高淳县大山村的实证
辩驳和城市规划实践的科学理论基础
城市化率50%的拐点迷局 ——典型国家快速城市化阶段发展特征的比较研究
从“发展阴影区”到“发展前沿地带”——论行政区划分隔对阴影区内小城市发展的影响
地方政府企业化主导下的新城空间开发研究——基于常州市武进新城区的实证
“公共性”的没落到复兴 ——与欧洲城市公共空间对照下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
论比例原则在城乡规划实施中的制度意义
我国城市重点发展地区规划建设评估研究——以杭州滨江CBD规划建设评估为例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要素组织架构研究
基于景观都市主义的矿业棕地规划设计理论探讨
基于视觉影响的城市天际线定量分析方法
空间经营的困局——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城市设计解读
基于形态类型的设计控制探讨——以广州旧城居住用地规划控制为例
同济·城市高峰论坛暨 第二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特约访谈:乡村规划与规划教育(二)
当代美国城市化的动力及经验教训
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中国新城空间演变研究
上海大都市区空间范围研究
空间结构导向下城市增长边界划定理念与方法探索 ——基于杭州市的案例研究
中西部大城市近郊区“被动城市化”困境突围
从交通期望线论我国历史城市保护中的新区发展空间结构问题
值域化:绩效视角下的城市新建区开发强度控制思考
城市土地使用相容性比例及影响要素探讨——以深圳市更新地区为例
“图”与“底”——关于城市非建设用地规划的思考
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结果评价框架探索——以上海市某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评价为例
生态城街区尺度研究模型的技术体系构建
村镇公共服务设施的“协同配置”——探索规划方法的改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设施规划研究——以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面向实施的城市风貌规划编制体系与编制方法探索
新旧共生的水乡古镇复兴探索——以杭州塘栖城镇中心区城市设计为例
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大城市发展
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基础数据指标体系研究
“钻石结构”——试论国家空间战略演进
中国第一部现代城市规划著作:郑肇经先生《城市计画学》
第五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走进社区,规划师准备好了吗? ——社区发展与规划变革学术笔谈会
走进社区,规划师准备好了吗? ——社区发展与规划变革学术笔谈会
走进社区,规划师准备好了吗? ——社区发展与规划变革学术笔谈会
过刊检索
期数   从:
   至:
文章标题:
作者姓名:
关 键 词:
摘  要:
      
互动交流
本期您最喜欢的文章
《城市规划学刊》网站用户调查
您当前的位置: 首页 - 本期导读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规划
作者 
摘要  纵观政府和中共十八大报告,“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中国”是贯穿中国未来发展的两大主题。新型城镇化成为政府部门和各类咨询机构在构建年度策略中谈论最多的议题。如何通过新型城镇化来带动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又有哪些内涵?“新型城镇化”将为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提供哪些良方?带着这些问题,本刊编辑部和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特邀社会、经济、规划领域的权威专家,共议“新型城镇化”。 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新型城镇化应该符合未来城市发展的目标。我个人认为,未来城市发展的目标有三条:第一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创新来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会放缓,但是要保持一定的速度,不能停滞。这应该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因为今后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我国农业只占GDP的10%左右;第二条,通过城市的包容性发展来促进社会和谐。近年来我国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是以进城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口,在城里居住半年以上就定义为城市常住人口,但是还没有市民化,在很多方面还不能获得与城市本地居民同样的权益。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推动进城农民工和其他外来务工者家庭融入当地社会,这样社会才能和谐;第三条,新型城镇化应该能推动可持续发展,建设绿色城市。现在我国频繁发生的雾霾,影响的区域已经达到130万km2。华北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雾霾都比较严重,显然与我国城市交通和经济活动有关。有报告说雾霾的形成是由于大量的汽车尾气,煤发电,北方的取暖,以及重化工业的排放。这样的发展一定不是新型城镇化。减少和消除雾霾涉及到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的空间布局调整。我个人理解十八大报告并没有明确定义新型城镇化是什么样的城镇化,但是新型城镇化应该体现我们以后的发展目标,即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新型城镇化要为这三个目标服务。 另外,对城市群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的功能。”现在我国特大城市人口增长最快。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从2000 年到2010 年的10年内,常住人口增长最快的前三甲是北京、上海和天津。这些城市的地方政府都感到需要调控人口总量。但在我看来,人口流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结果。现在我们过多地把资源集中在特大城市,由此导致大量人口向这些城市集中。中小城市集聚的程度就低一些,而且中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间联系也相对较弱。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如何规划城市群的规模和布局。 目前,各地政府一般只管行政辖区内部事务,很少打破行政边界去做城市群的规划研究。我们国家发改委做一些区域规划,只能是原则性的,很难具体落实。我国学者对科学规划城市群的研究做得也不够。麦肯锡咨询公司前几年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城镇化前景的研究,我觉得很受启发。他们通过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了四种中国城镇化的前景:第一种是以巨型城市(megacity)主导的城镇化前景,一个巨型城市3000万人口,以若干这样的巨型城市,来带动全国的城镇化;第二种是核心城市加上周边城市的巨型城市群,每个城市群6000万人,由若干这样的城市群来主导城镇化;第三种是以中型城市为主导;第四种是以中小型城市为主导。通过计算机模拟,研究发现集中城镇化对能源和土地的节约有好处。第一、第二种都算是集中城镇化,第三、第四种不是集中城镇化。麦肯锡作为一个美国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公司,他们尚且能做这么大的课题,而我国有那么多的研究机构,却很少能涉及到这方面比较深入的规划研究。所以我个人觉得十八大报告关于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布局和增强中小城市各类功能的论述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和非常有远见的。我们不能脱离城市群的整体规划来孤立地考虑中小城市的功能和发展,我们应该把城市群规划和中小城市发展两者结合起来考虑,使城市群中各类城市功能互补,增强各类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的吸引力和发展机会。一个跨越城市行政边界的、对整个城市群的科学规划对我国城市未来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们过去比较关注各个城市群的中心城市的发展,今后需要更多地关注城市群里二级或是三级城市的发展。例如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中心城市上海的人口规模已达2400万人,未来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人口规模为百万级的二级城市的发展。例如上海的郊区新城,以及上海周边的苏州、嘉兴、南通等城市以及它们下面的一些重要县市,已经或者未来能够发展为常住人口规模达百万级的二级城市,可以分担中心城市人口集聚的压力,应该实行紧凑型发展,有较高的建筑密度和混合功能,设施完善方便,同时有较大的农业和生态空间,而且联系中心城市的交通也很方便快捷,也是一个高效和绿色的城市。 伍江(同济大学副校长,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我国新型城镇化必须注意两个特点:第一,它具有特定的空间条件。城镇化本来就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中国的城镇化必须要符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照搬任何一个既有的模式,哪怕是所谓的理想模式;第二,中国的城镇化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今天的城镇化和过去的城镇化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今天的城镇化和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城镇化进程相比,今天的城镇化无论是速度还是规模都不能同日而语。今天新型城镇化已经变成了中国城镇发展最重要的机遇和背景。总之,它不可能重复国外的道路,也无法重复我国以前的道路。 从国情上来说,中国城镇化和西方城镇化有几个很不同的地方。第一,工业化的进程和西方不一样。正常情况下是先工业化,再城镇化。工业化带来对城市的压力,城市空间难以满足城市膨胀的需要,于是出现城市病。而我国当代的工业化起步晚,是在全球很高的工业化程度下进入快速工业化进程的。所以这种城镇化一开始就对城市承载的空间有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从我国的经济发展来看,中国大量的农业人口转为工业人口以后,如果不实现人口的城镇化,还有大量处于半工人半农民状态的人口存在,那么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就很难真正达到其应有的高度。只有新增工业人口的完全城市化,生活品质得到真正改善,文化素质得到真正提高,中国才有可能应对持续不断的工业化和经济社会的彻底转型。 第三,中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极其紧张。中国不能按照任何一个西方理想空间模式来规划城市。西方面对工业化带来的城市病首先想到的就是空间扩张和人口疏散,用一种回归田园的方法来克服工业化城市的拥挤。但中国必须走紧凑型、高密度的城市发展道路。世界上鲜有好的例子供我们借鉴。在近代历史上,西方工业化带来的城镇化被称之为“城市爆炸”。但中国今天的城市爆炸比起当年西方不知要快多少倍。几乎是在一刹那间造起来的城市,里面必然会在功能、空间和历史连续性等方面出现很多矛盾。因此,现在的规划比以前的传统模式面对的难度更大,必须更细致更周到更长远。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规划转型。早期人类历史上的城市多是政治导向型的城市,不管是都城还是军事城市,统一规划比较容易发挥作用。后来随着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商品经济兴盛,统一规划面临严峻挑战。近代工业化以来,城市发展背后的市场力量使城市的发展更多地追逐市场的需求,城市变得越来越失控。于是才有现代城市规划的诞生。现代城市规划既是试图克服市场盲目性的,又是必须符合市场规律的。我们从计划经济模式中走出,并未彻底摆脱计划经济的思想桎梏,更不用说在市场经济机制下对规划本质及方法的完全把握了。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决策系统,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和未规范化的市场莽撞型的混合。城市规划和发展的过程中充斥着权力和市场的博弈。在这样的城镇化背景下,作为一位规划师,既无法摆脱政治权力对于空间资源和其他资源的绝对支配能力,又不能不充分考虑到市场的因素来配置空间及其它资源。规划必须要从政治和市场经济两个角度同时出发。 再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这么大人口的城镇化绝对不可能靠少数特大城市来完成。它一定是大中小型城市,乃至是更小的城镇来一起完成一个城市体系。不同规模的城市,有不同的政治和经济重要性,它在城镇化中所能够扮演的角色和它所能够接纳人口的规模是不一样的。超大城市的自然承载力有限,将所有的城镇化人口都集中在大都市是不现实的。我认为一定要发展各种规模的城市来适应。比如上海作为一个单一城市的人口承载力有限,但如果上海是由更多的中城市,小城市共同组成的城市群那么它的人口承载力就会大很多。当然大城市本身也不应该在新型城镇化中被轻视。大城市的能量极大,所以它还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能扮演中小城市无法扮演的角色。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特大城市的空间资源和其它的自然资源使用的效率还是偏低,尽管这些城市已经很挤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空间已经产出了应该产出的经济和文化能级。同样的人口规模,同样的人口和空间密度,与一些现代化国际大城市相比,上海的经济文化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一个高能级的紧凑型城市除了拥有较高的空间密度外,更重要的是要增加其经济产出的密度,并最终以此来不断提高城市的能级。 最后,中国新一轮城镇化一定要给予历史文化以极度的关注,决不能以切断千百年文明为代价。所有的城市发展都应视破坏历史文化为严重犯罪行为,遭国人所唾之。毁掉历史连续性的城镇化必然是失败的城镇化。 袁奇峰(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 从学术上来说,我觉得新型城镇化这个词不存在。城镇化没有什么新型或者旧型,但是我们一直在说城镇化有两个阶段:一个是数量阶段,一个是质量阶段。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城镇化是完成了一个和工业化同步的以城市人口数量增长为特色的城镇化,但是这个阶段的城镇化是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中实现的,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 现阶段我国数量阶段的城镇化还要继续,工业化也还在进一步推动数量的增长,当然人们希望未来的增长是高质量的,大家也会日益重视质量的提升,在发展中解决存在的问题。从这意义上来说,城镇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正在从数量阶段到质量阶段转化的门槛上。严格讲“新型城镇化”不是一个学术词语,而是一个政治词语。在中国目前背景下意味着党和政府要加强对城镇化的领导和引导,更加关注城镇化质量的提升。 怎么去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呢?这是人们需要重视的问题,因为城镇化是国家重大社会转型过程,是和国家工业化同步的。中国的工业化来自于冷战结束以后全球产业分工这样一个大背景。在这样的地域分工里面,因为自己大量的劳动力和比较稳定的政局,我们获得了国际制造业产业分工这样一个角色。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在最近20年的发展中承担了世界工厂的角色,这是世界产业转移给中国带来的重大机遇。中国工业化得益于国家在30年以前开启改革以追求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为诉求,得益于我国在50年前鼓励生育的政策积累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及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具有的强大发展驱动力。正是因为有了国际产业分工,中国有了成为世界工厂的机遇,才有了中国这20年的快速工业化。 正因为外源式的工业化看重的是我国极低的劳动力成本,因此发展的结果必然会积累大量的问题。一方面是工业化大量的推进体现为人口大量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反映成为一个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是低成本的城镇化,就必然会积累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环境问题。特别是2000年以后这10年对工业化、城镇化的反思越来越多。对低成本的城镇化就有很多批评。这就是一个悖论:当年如果我们的成本不低的话,何以能够承受世界产业的转移? 既然是低成本的城镇化,就要去承担低成本的因果累积。今天社会矛盾到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程度:一是经济发展以后,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的改善的情况下出现的贫富差异;二是由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城市型产业的大发展使得原来的城乡的差异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还扩大了;三是由于这种外源式的工业化导致的产业布局倾向于沿海和大城市,所以说区域的差距也不断扩大。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多重矛盾并发,所以在享受发展红利的同时,承受了发展的负面性。 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关键是收入的分配,即从原来完全以生产增长为中心,转变到更关注分配,从更多的获取转变到更多的投入。这里受到很大的约束,这个约束就是中国能够在全球产业分工中能够争取的地位。过去中国是以低成本来获得“made in China”的优势,如果不能保持这种优势,是否能发现新的优势来替代?比如说我们能不能用10-20年的时间,把中国制造转变成中国创造? 能不能把资本的积累转化到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创新资本的积累?只有实现了这种替代,有质量的城镇化才有保障。 以前习惯说中国地大物博,现在看却是人口众多,资源匮乏,这是对中国现状的共识。我觉得发展和分配这两件事在不同的阶段和政治背景下都需要有一个平衡,要兼顾。中国今天首要的还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如何用现有的发展成果造就我们新的竞争优势是关键的问题。所谓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不在于怎么分配,也不在于拉动内需,而在于我们能不能找到新的产业基石和支柱,替代低成本制造的优势,使新的支柱能支付得起我们城镇化的成本,能够支付更多民生和社会公平的成本。 我觉得对于城市规划的主要任务是资源分配。在现有的情况下,要先为地方政府盘算,是否能增加民生、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的投入,实现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经过30年的演变,城市规划也由一个工程学科转变成为政策学科,它更加重视社会公平。一方面要配合政府,推进产业转移,创造产业升级的载体和平台。现在我们做规划在两个层面上都很有挑战。一个在发展规划上,能否借新型城镇化的政治观点把我们城镇化质量的理念融入进去:一个是对创新创业的扶持,对转型升级的偏重。政府要抑制住对土地财政的冲动,要把相当一部分土地财政和产业财政的收益用于扶持科技和创新;另一方面,除城市的发展规划之外,城市地区的规划更多的要注重社会的公共设施、绿地、战略性的城市生态空间和服务空间的构筑,去创造一个市民社会的空间系统,创造设施公共化、商业设施开放化的空间导向。这样来说,我们的城镇化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是大量人口和有限的空间资源的冲突,要珍惜保证空间公共性。 赵民(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新型城镇化的“新”应是相对而言的,需要有参照系。我认为:一是可参照历史上的诸如英国的城市化,以及后来的拉美国家的城市化;二是可参照对比我国改革开放后30年来的城镇化经验。英国的快速城市化发生在工业革命时期,工业和城市发展以农村破产为代价,呈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历程;上世纪中叶在拉美地区则出现了“过度城市化”,其城市化速度非常快,但人口集聚与产业发展及市政发展并不同步,城市贫民窟自发绵延,衍生了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而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城镇化进程,一方面成绩很大,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其中包括:城乡发展不协调,“土地”的城镇化超前于“人”的城镇化;城市空间快速拓展,但是社会转型相对滞后。总结国际和国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国新时期的城镇化发展要确立和秉持新的发展观,并积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 评判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是否健康,主要不是看城镇化的数量指标,而是要综合考察城镇化发展与产业发展的关系、人口转移与社会转型的匹配关系等。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按官方统计已超过了50%,但是“统计城镇人口”中包含了约16%的农村户籍人口;如果扣除流动性较高的那部分城镇暂住人口,真正的、或稳定的城镇化水平远达不到50%。从六普数据可看出,有些省市的城镇化率与非农化率的差值很大。如浙江省城镇化水平高达61.1%,而非农化率仅为27%;上海的城镇化与非农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也相差了约35个百分点。这种人口流动、离土进城,但并不真正完成社会身份转变、也不具有城镇社群认同感的“不完全城镇化”发展模式不应再延续下去了。此外,我国一些城市的“城中村”及外来人口的自发聚居区已有很大规模,客观上存在着类似于拉美和南亚某些发展中国家的那种不健康城镇化的态势。 对于发达地区而言,今后一方面要致力于挤掉城镇化的“水分”,要能够更为包容和接纳具备条件的外来人口。要继续解决妨碍外来人口融入城镇的既有“二元”制度问题;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农村户口在现行制度下其“红利”日益凸显,事实上目前很多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进而彻底融入城镇社会。因此可以说,过去存在的二元社会经济体制导致农民进城难、转身份难的问题,在当今已经演变为部分农村居民自身没有转换身份的意愿。由此可见,城镇化研究和政策制定亟需要改变思维定式,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对于相对欠发达地区,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产业发展尤为重要。产业要有竞争力,就必须转型和升级,但同时也要兼顾与劳动就业的关系。有些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其成因在于制造业主要为资本密集型、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偏少。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城市发展既要培育竞争力及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同时时刻不能忘记就业岗位的创造。一言以蔽之,“经济发展”和“安居乐业”共同构成了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由于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各地的工业化、城镇化战略也应是有差异的。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都要从自身条件出发,基于差异而合理制定城镇化发展战略和政策,切忌“一刀切”,这也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基点。特大城市重在参与国际竞争,服务标准和“准入门槛”需要高一些,不能用一般的公平准则来评判。而量大面广的一般城市,包括中小城市和县城,则应加快发展以容纳更多的转移人口;在产业发展上,劳动密集型产业应主要向这些城市转移和集聚。作为国家和大区域“中心”的特大城市应致力于打造高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而不是与邻近地区搞低层次竞争。 对应于新时期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多种模式,城镇化的驱动力源自于多个方面。一般而言,城镇化需要工业化来推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地区都要大搞工业。是不是发展工业,适合发展什么工业,搞多大规模,都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比如中西部的很多环境敏感地区,过度发展工业不仅低效而且破坏生态。在这种情形下,人口输出——去外地打工、在外地落户,或是在外地打工、回馈本地生活,从而实现“异地城镇化”、或是“异地工业化、本地城镇化”,这既是理性的选择,也是城镇化的一种可行模式。对于不具备本地工业化条件和难以做大城镇规模的地区,应继续鼓励“异地工业化”和“异地城镇化”;这里的“新”体现在制度创新。比如,税收转移政策——将劳务人口输入地区的部分税收返还给劳务输出地;公益性职业培训制度——有效提升外出务工人员的市场竞争能力;社会保障政策——做实劳务人员的“人头账户”、并且跟着人走。由此,人口“输入”和“输出”地区的利益就都能保证了。 所以,推进新型城镇化,除了空间规划和设计外,政策研究和设计也要跟上。这就对规划编制提出了新要求,规划工作者需要更多地做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规划对策。在具体的规划项目中,需要更多地考虑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条件等;从而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获得深刻的认识,并形成准确的总体判断。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提出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和路径。这可谓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规划编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需要大家来积极应对。 彭震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新型城镇化“新”在何处 城镇化有着广泛的内涵,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对比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全面的比较和理解。 第一,城镇化发展目标不同。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非常关注城市的发展,即“城市偏好”。通过政策倾斜,将更多的要素资源集中到城市来,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但也造成了城乡的二元结构和城乡地域之间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是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提高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 第二,城镇化实现路径不同。传统城镇化的推进靠的是传统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模式,过分依赖资源消耗来换取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的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枯竭。而新型城镇化则是以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为动力,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转型来实现集约、节约、高效和循环的经济发展,包括更加关注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推进信息化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化的产业结构,通过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来谋求经济自身素质的提高,以人力资本为基础,加大“非物质化”资源尤其是知识和技术的投入,变资源优势为竞争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第三,城镇化空间布局着重点不同。传统城镇化更多关注通过城市空间的扩展和城市数量的增加来承载经济社会的发展,强调的是城市的发展空间。具体的表现是城镇数量增加,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空间无序扩张,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新型城镇化则是将城乡空间做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城镇以及乡村地区空间的协调统筹,以保障和支撑城乡区域功能的协调互补。表现在区域城镇体系上则是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乡村地区的协调发展,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构建一个结构完整、功能完善、运行协调的城镇体系。在空间利用上则更强调发展模式的集约化,统筹城乡区域土地利用、开发建设、基础设施、资源环境保护等安排,充分利用现有城镇的物质基础,整合城镇内部各类组成要素,完善城镇结构,强化城镇内涵和提升城镇功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布局也要根据不同区域的差异化发展特征而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第四,城镇化发展政策环境不同。传统城镇化发展的要素资源更多依赖农村和农业的支持来提供积累,发展政策向城市倾斜。当现在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城镇化发展的政策环境则需要实现一定的转变,以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支持农村来实现城乡的协调与均衡发展。 第五,城镇化关注重点不同。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条件下,更需要关注城镇化发展与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减少资源消耗和浪费,降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增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以优化生态环境、构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城镇化环境并形成良性循环的路径,全面创造良好城乡人居环境。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规划的关系 城市规划要充分了解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掌握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规律性内容,通过城市规划来引导新型城镇化的实现。 城市规划的核心是配置和再配置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要素资源。新型城镇化条件下,城市规划对要素资源配置和再配置的理念与方法均应与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有本质不同,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更加集约、节约与可持续地配置能够促进城市健康有序发展的要素资源。同时,要更加关注城市规划对象的空间范畴变化。城市发展的地域单元已从原先主要侧重在城市建成区外延到城市外围广大的地域范围,城市的空间形态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影响城市发展的各种要素的条件也在相应发生变化。因此,城市规划不能把城市和乡村截然地分开,城市不能独立地存在,需要深入分析影响城市发展的城市外部的各种因素,统筹城市与区域的各种要素资源,研究城市与区域的经济社会结构与联系,合理确定城乡地域的职能分工,促进城乡的统筹协调发展。 城市规划师还要深入研究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变,尤其是我国城镇化水平超过50%以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与路径,从原先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编制城市规划的思维方式和技术手段中摆脱出来,在关注城市新增发展空间规划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城市现有功能系统与各类设施的完善,进一步合理利用好城市的存量要素资源。今后,在侧重城市更新改造的规划设计工作中,城市规划师将大有作为。 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理论的研究 规划人员承担了大量的城市规划实践项目,为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应该有责任通过对大量实践的总结,加强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理论研究,形成更多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理论成果,并进一步指导未来的城市规划实践。首先,我们要了解和掌握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理念和相关理论,以此来指导城市规划实践;第二,在城市规划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与完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理论和指导城市规划的技术手段与方法;第三,围绕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题,开展与城市规划实践密切相关的研究工作,总结研究成果。 张尚武(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新型城镇化是相对于传统的或一般意义上的城镇化所提出的,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化是对一种发展过程和现象的描述,总体上表现为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变、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城镇化率是对这一发展过程的量化描述,但并不能反映其好坏。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更关注城镇化的质量,这种扩展带来更丰富的内涵和不一样的期待。 新型城镇化并不是表示城镇化本质发生了改变,所谓新型,首先理解为主要是不同于已有的任何类型,包括世界上已经经历过快速城镇化的国家和地区的类型,也包括我国30多年来的城镇化起步和快速发展初期的类型。而事实上,经济发展的基础、环境和路径都有很强的地域特征和时代特征,是不能被复制和重复的,因此这种差异性理应客观存在。 新型城镇化更多是代表一种发展期待和战略方向。城镇化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难以扭转的全球性的发展潮流;另一方面城镇化本身并非理性的过程,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期待新型城镇化能够发展好的方面,缓解已经出现的或避免新的不好的方面。 中国的城镇化正处在新的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就是符合中国国情、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3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但累积的发展问题和矛盾也不容忽视,这些累积的发展问题需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缓和或解决。因此,中国未来的新型城镇化承载着更多的发展期望,不仅要继续数量上的增长,还需要成为高质量的增长。新型城镇化需要协调一些核心关系,如产业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制度创新与城镇化路径的关系等。 产业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传统的城镇化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工业化带动了经济要素的集聚,进而推动了城镇化,但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许多地方认为只要工业化就能带来城镇化,或者只有工业化才能带来城镇化,实际上许多地区的工业化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的城镇化。可以说,工业化是经济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才是新型城镇化的根本内涵,这是新型城镇化内涵扩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的路径可能更加多元,而不仅仅依赖工业化。中国处在新型工业化的发展环境,发展动力趋于多元化。工业化是现代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但对一个具体地区而言,并不是不可超越的阶段,许多城市也正面临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需求。某种程度上讲,城镇化需要“产业化”,而不仅局限于“工业化”,农业的产业化同样可以成为城镇化的动力。因此,新型城镇化应不再仅仅是经济集聚和增长的被动的结果,更注重“人性”和“地方性”,产业发展为城镇化提供充分就业,城镇化为人口的集聚提供充分的公共服务。 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传统的城镇化是以城市为主要视角和出发点的,如在西方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解释人口迁移和城镇化过程的“推拉模型”,动力主体都是城市,乡村地区一直处在一种弱势地位,城市发展对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瓦解,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但随后用200年的时间调整、化解城乡发展矛盾,建立起平衡关系。我国的城镇化一直以来也都不是这样单一和单向的关系,而且地域差别十分明显,新型城镇化需要重新看待乡村发展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的城镇化速度更快,城乡关系的变化也更剧烈,更加需要认识到城与乡是一种社会生态关系。乡村是城市化的根基,不仅需要保护乡村地区、关注乡村经济的弱势地位,避免乡村快速衰落,同时建立起一种双向流动关系,提供参与城镇化的个体的选择性。 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城镇化最终目标是实现城乡生活的现代化,生活和消费方式的转变也必然加大对资源和能源消耗的需求。资源环境的约束将是城镇化和社会发展刚性门槛,这是对新型城镇化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城镇化加速但不是不加节制的发展。 制度创新与城镇化路径的关系。城镇化是一种客观现象和规律,但发展路径则是社会选择过程,取决于制度环境。在特定制度环境下,中国已经走过的是一条低成本的城镇化道路,但这一路径的边际效应下降,负面影响正在显现,尚未建立起一套适宜于城镇化长期健康发展的制度框架。突破发展瓶颈需要靠制度创新。 回应新型城镇化命题,必然带来城市规划视角的变革,城市规划的对象不仅是城市,而是要拓展到乡村,从城乡整体的视角认识新型城镇化;更要深入到参与城镇化的“人”,从人的社会性上认识新型城镇化;更关注到资源环境,从持续性上认识新型城镇化;以及制度和政策,从制度性上促进新型城镇化。 (采编整理者:阎树鑫、董衡苹、黄淑琳、韩勇) 收稿:2013-08
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