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4期
第6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美国城市规划院校2000-2014年研究动态
田园城市学说之形成及其思想来源研究
x城市生态修复的理论探讨:基于理念体系、机理认知、科学问题的视角
动·静·显·隐:大数据在城市设计中的四种应用模式
数据自适应城市设计的方法与实践——以上海衡复历史街区慢行系统设计为例
“过渡态”下的“自上而下”城市修补——以广州恩宁路永庆坊为例
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城市设计管控要素体系研究
我国乡村规划研究评述与展望
从“关系”到“社会资本”:论我国乡村规划的理论困境与出路
二战后西方乡村景观风貌的研究脉络与启示
基于居住偏好的 上海市新城人口吸引策略研究
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城市空间增长设定路径及其杭州应用
“均质化-再集聚”:互联网影响下餐饮业空间布局新特征——基于上海内环开放数据的研究
应对挑战:城市规划的自我演化
珠三角区域规划回顾、评价及反思
知识与生态关联视角下的城市空间竞争发展
社会空间视角下苏南乡村城镇化历程与特征分析——以苏州市为例
山地城镇高密度空间的形成过程与机制研究
建筑日照资源均衡利用的管理方法改进——先南后北建设时序
传承与创新: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总图编制的思考
基于要素管控思路的生态控制方法在控规中的应用研究——以上海市崇明县陈家镇国际实验生态社区为例
关于城市居住用地分类与弱势群体保护的思考
航空城的空间结构、要素与规划策略研究
大城市“原居安老”的空间措施研究
伪满“新京”规划思想来源研究——兼及城市规划思想史探述
基于遗产角度的上海里弄建筑现状空间研究
“新常态下的城乡遗产保护与城乡规划” 学术座谈会发言摘要
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转型:理论解析与实践应对
大都市区空间演进的机理研究——“空间-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的建构与应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知识的演进
世界城市研究转向与中国的世界城市
中西方城市内部居住迁移研究述评
极化&扁平:美国湾区与长三角创新活动空间格局比较研究
国家战略实施背景下 跨界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创新——以南京都市圈城乡规划协同工作为例
协同发展视角下的首都特大城市地区分圈层空间布局策略
城市空间结构与 就业岗位分布差异的定量描述——以上海市青浦新城为例
手机信令数据在城市建成环境评价中的应用——以上海市宝山区为例
源自地理设计的城市规划设计量化分析框架初探——以多巴新城控规为例
产业遗存再利用过程中的环境风险与规划引导
澳门半岛高密度城市微绿空间增量研究
基于多主体需求评估的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类型研究
第12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5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隆重举行
城乡历史文化聚落——文化遗产区域整体保护的新类型
上海大都市地区空间结构优化的政策路径探析——基于人口分布情景的分析方法
论现代制造业的生产组织与“城市-区域”空间演变的关联性——“网络”和“嵌入性”双重理论视角研究
中国主要城市公交站点服务范围及其空间特征评价
物流项目用地规划建设标准的评价与优化——以广州市为例
我国城市空间增长现状剖析及制度反思
2000-2010年特大城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市为例
交易成本、产权配置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基于能耗视角的我国城市最优规模研究
基于相关性和关联耦合分析的上海市生态环境优化思考
城市绿地建设实施评估方法创新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总体城市设计中的高度形态控制方法与途径
基于现象学视角的城市规划设计概念生成框架研究——以上海市金山区城市生活岸线规划设计方案为例
城乡关系视角下城镇密集地区乡村规划演进及反思——以苏州地区为例
控规“心结”之解
“从空间扩张到内涵发展的规划思考”笔谈会
基于五个新发展理念对“十三五”空间规划重点取向的探讨
亚洲城市中心区空间结构的四阶原型与演替机制研究
制度转型中土地租金在建构城市空间中的作用:对城市更新的影响
网络关系与空间组织:长三角与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创新合作关系的比较分析
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京津冀空间协同发展规划的创新思维
京津冀一体化格局下北京交通发展模式转变的思考
城镇化的升级和新型城镇化
中国城市化的几个现实问题:空间扩张、人口收缩、低密度人类活动与城市范围界定
空间规划协调与多规合一研究:评述与展望
“多规合一”视角下的中国规划体系重构
深圳市城市设计历程回顾与思考
为健康而规划:环境健康的复杂性挑战与规划应对
城乡规划与公共健康的关系及跨学科研究框架构想
也谈规划与设计的介接
以人为本·绿色·留住乡愁 “深度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城乡规划思考”笔谈会
全球资本体系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层级体系
单中心还是多中心:北京城市就业次中心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型
中国十大城市群差异性及空间结构特征研究
社会变迁视角下 历史文化村落再生的若干思考
海南省空间规划的探索与实践 ——以《海南省总体规划(2015-2030)》为例
面向全球城市的 上海文化空间规划编制的思考
区域建设用海规划指导下填海造地空间规划设计方法研究——以招远市填海造地空间规划为例
城市公共自行车使用活动的时空间特征研究——以杭州为例
基于可视化SP法的城市道路自行车出行环境评价及优化——模型构建及上海中心城区的应用
中国第一部现代城市规划著作:郑肇经先生《城市计画学》
区域视角下历史文化资源整体保护与利用研究——以皖南地区为例
泉州的牌坊布局与城市景观的意义
明清上海地区市镇信仰与市镇空间发展关系初探
第五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新时期推进城乡规划改革创新的若干思考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国家空间治理的战略性思考
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组织特征与规划取向探讨 ——基于企业联系的实证研究
宜居环境建设的省域规划探索——以福建省为例
城市总体布局规划实施过程中的政策分析框架——以上海外环绿带为例
基于空间聚类分析的杭州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分布特征研究
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创意社区规划:基于创意阶层和居民空间需求研究
以培育知识创新区为导向的城市更新策略——对杨浦建设“知识创新区”的规划思考
活动视角下建成环境对广州居民通勤效率的影响
“职住平衡”视角下新就业人员的职住空间平衡关系及其内在影响因素——以南京市主城区为例
“群体智慧”引入历史地段规划的进展
新时期历史城区整体性保护的探索——以宁波为例
基于历史城区视角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新常态”
西藏城镇传统空间的形态特征及类型研究
另一种“中西合璧”——格罗皮乌斯主持下的华东联合基督教大学校园规划
走进社区,规划师准备好了吗? ——社区发展与规划变革学术笔谈会
城市规划中的社会公正议题——社会与空间视角下的若干规划思考
我国城市地理学与城市规划近半个世纪的协同发展与未来展望
建设强度分区决策支持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控规调整的评价研究——基于调整结果和决策过程的评价
城市规划视角下的战术城市主义研究
基于城市治理的中国城市战略规划解析与转型
资本、权力与空间的生产——珠三角战略地区发展路径及展望
网络空间与创新驱动视角下杭州转型发展的空间趋势特征及规划战略应对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传统开发区社会化转型的理念、内涵与路径
产城融合研究:回顾与新探
基于气象和GIS技术的北京中心城区通风廊道构建初探
超越城市行政边界的都市经济区划分:先发国家实践及启示
人居型世界遗产保护规划探索——以平遥古城为例
武汉“多规合一” 20年的探索与实践
新时期大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与开发研究——以常州市为例
第13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6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 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授予董鉴泓教授“终身成就奖”颁奖 隆重举行
“人居三”对城市规划学科的未来发展指向
中国城乡统筹规划的宏观分析——城乡均衡发展的挑战和村镇开发转移的机会
论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及我国先发地区的政策选择——对苏州城乡一体化实践的研究
制度变迁视角下我国城市设计实施的理论路径、现行问题与应然框架
城市规划评价的类型与基本范畴:文献评述及相关思考
老年视角下 社区服务设施布局适宜性研究——基于步行指数的方法
武汉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机理及引导策略研究
上海城市生活中心体系的识别与评估
国外城市空间公共性评价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国外城市空间公共性评价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厦门城市景观风貌塑造的规划管控方法研究
城市特色街区的内涵及规划策略——以芜湖市为例
特色活力区建设——城市更新的一个重要策略
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历程、方法与实践——基于中法经验的比较
“如何实现规划编制与实施的衔接统筹”学术笔谈会(二)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型城镇化
战略引领与刚性管控:新时期城市总体规划成果体系创新——上海2040总体规划成果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关于上海构建“两规融合、多规合一”空间规划体系的思考
上海2040:以规划组织编制方式转型探索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广州城市总体规划的演变与思考
关于规划与复杂性的反思
上海中心城区的职住空间匹配及其演化特征研究
基于绿色发展的城市发展质量评价研究——以江苏为例
杭州特色小镇群体特征研究
特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演化机制与对策的实例剖析——以上海为例
近代上海城市公共娱乐空间结构演化过程及其规律研究(1843-1949)
宗族化乡村社会结构的空间表征:潮汕地区传统聚落空间的解读
历史街区保护研究评述、技术方法与关键问题
第一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成功举办
全球化2.0时期的城市发展 ——2008年后西方城市的转型及对中国城市的影响
论城乡规划学学科生命力
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发展机制 ——政府推动城市发展的新加坡经验
启动科技支撑,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区域规划和城市土地节约利用”科技支撑项目研究综述
哈尔滨2030预规划低碳导向方案调整研究
史学流变下的中国园林史研究
大棋局: 厦门空间战略的区域视角
1843年以来黄浦江滨水空间 变迁与产业发展机制的关系——基于城市滨水空间的双重组织机制研究
我国大规模新城区开发及其影响研究
由“产城互促”到“产城融合” ——深圳市产业布局规划的思路与方法
面向低碳交通的城市空间结构:理论、模式与案例
知识与生态关联视角下的城市空间演化发展
城市空间结构的环境绩效:进展与思考
基于规划决策的多尺度城市绿地空间分析
城市交通方式竞争态势及来自生态学的理论启示
公共自行车系统影响下居民出行的变化与机制研究——以上海闵行区为例
从城市公共空间与建筑的耦合关系论城市公共空间的动态发展
基于室外风环境与 热舒适度的城市设计改进策略——以北京西单商业街为例
城市更新的“进行性”规划方法研究
提篮桥街区中以联合城市设计教学体验
历史文化名城制度30年背景下城市文化遗产管理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研究
论城乡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利关系及制度建设
城市危机:特征、影响变量及表现剖析——基于生态环境危机的视角
基于村庄集体土地开发的农村城市化模式研究——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中部欠发达地区城镇化特征、机制及若干探讨——基于安徽省三个地级市的案例研究
开发区导向的中国特色“边缘城市”的发展
溯本逐源:控制性详细规划基本问题探讨——转型期控规改革的前提性思考
低生活成本住区商业服务设施配置实证分析与探讨——基于对深圳市上下沙村的调研
决策效能指向的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改革
城市空间对洪涝灾害的影响、风险评估及减灾应对策略——以日本东京为例
城市总体规划层面中小运量新交通系统的规划思路及策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轨道交通站地区宜步行环境及影响因素分析——上海市12个生活住区的实证研究
美国规划教育发展历程回顾及对中国规划教育的思考
宫殿主导还是宗庙主导——三代、秦、汉都城庙、宫布局研究
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系统架构与实施路径
城乡统筹发展:城市整体规划与乡村自治发展
城乡统筹规划实施的二元土地困境:基于产权创新的破解之道
城乡统筹规划: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
论基于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
论中国独特的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的国际现象观察——兼论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及思考
“新区域主义”下城镇空间发展的规划协调机制——基于皖江城市带和济南都市圈的探讨
行动规划·制度设计·政策支持——深圳近10年城市规划实施历程剖析
全球创新型城市的基本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基于控规层面下的CBD地下空间开发控制探讨——以上海虹桥商务核心区一期为例
论地下空间的城市空间属性及本质意义
基于地理信息建模的规划设计方法探索——以城市总体规划设计为例
范型转变临界点下的“三线城市”建设规划实践
西方城市规划评估的研究述评
国外城市史与城市规划史比较研究:异同与交叉
“人口流动” 视角的城镇化及政策议题
我国城市人口城镇化与 土地城镇化失调特征及差异研究
“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
可持续性导向的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标准体系研究* ——基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实施有效性的分析
从GDP到HDI:低碳发展研究剖析与展望
可持续城市理论的概念模型 辨析:基于“目标定位-运行 机制”的分析框架
从日、韩低碳型生态城市探讨相关生态城规划实践
城镇建成区概念与界定方法体系研究 ——以浙江德清市武康镇为例
特大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交通绩效检验——上海案例研究
上海市属创意产业园区的 发展历程与总体空间分布特征
大型商业中心开发的空间影响分析 ——以上海五角场地区为例
公共空间视角下的 社区规划实施评价——基于上海曹杨新村的实证研究
重启内生发展道路:乡镇企业在苏南小城镇发展演化中的作用与机制再思考
特大城市地区外围城镇规划研究 ——以京东地区为例
“苏联规划”在中国: 历史回溯与启示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规划
“中等收入陷阱”之“惑”与城镇化战略新思维
智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基本理论探讨
产权制度视角下的划拨工业用地更新:以上海市虹口区为例
半城市化地区的工业化与土地利用:基于我国三大区域三个百强县/区的分析
城市规划中的公共利益探讨——以玉树灾后重建中的“公摊”问题为例
公共健康与城乡规划——健康影响评估及城乡规划健康影响评估工具探讨
大城市老年人的空间分布模式与发展趋势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为例
从技术创新到制度创新: 河源、云浮、广州“三规合一”实践与思考
情景规划方法的理论探源、行动框架及其应用意义——探索超越“工具理性”的战略规划决策平台
基于多元利益主体诉求的情景规划——以酒(泉)-嘉(峪关)区域一体化空间布局为例
城市化中后期城市中心的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 ——以常州旧城中心区为例
武汉市历史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规划实践探索
对内城住区更新中参与主体生产关系转变的透视——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
基于眺望评价模型的城市整体景观形象研究——以香港为例
基于日常服务设施步行者使用特征的社区可步行性评价研究——以上海市江浦路街道为例
新型城镇化座谈会发言摘要
思考与转型
对当前“重建古城”风潮的解读与建言
避免城市规划过度标准化
论城市转型的三大主题:科学、文明与生态
城乡统筹发展规划中的 土地经济租金、“乡乡差别”与社会公平
城镇化质量的 指数型评价体系研究——基于浙江省的实证
京津冀城市群的功能联系及其复杂网络演化
扩展领域中的城市设计与理论
上海市空间扩展与公路网规划的协调性研究
城市通勤时耗的空间结构影响因素——基于文献的研究与启示
城市规划在产业空间移位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以伦敦、汉堡、鲁尔区和维也纳为例
国外应用城市模型发展回顾与新型空间政策模型综述
武汉重点功能区规划编制与实施一体化模式研究——以武汉二七商务功能区为例
结合棕地治理与改造的规划编制研究——以株洲清水塘老工业区控规为例
绿地资源及评价体系研究与探讨
中国古代都城宗庙设置及其与朝寝关系的变迁简说
《中国城镇化道路、模式与政策》研究报告综述
2000年以来美国城市的经济转型及重新工业化
长三角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市体系比较研究:基于企业关联网络的分析方法
2000-2010年广东区域非均衡发展趋势及思考
基于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法则的武汉2049发展战略
老城中心区的发展演替及动力机制研究——以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地区为例
总体规划实施评价方法的主要问题及其思考
从理想蓝图到动态规划——厦门市30年城市规划实践评析
城市基本生态控制区规划控制方法——以广州市为例
对我国同城化规划实施的思考——以《广佛同城化发展规划》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研究——以中原某市农村地区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研究——以中原某市农村地区为例
空间句法在大尺度城市设计中的运用
大都市多元开放空间对宜居生活的保障 ——德国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国际设计工作营选题与启示
理查德·鲍立克与现代城市规划在中国的传播
“和谐城市”规划理论模型
“城市开发边界”政策与国家的空间治理
探索“新城”的中国化之路——上海市郊新城规划建设的回溯与展望
基于GIS的中国城市群发育格局识别研究
五年计划/规划、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的关系演变
城市通风廊道研究及其规划应用
生态容积率(EAR):高密度环境下城市再开发的能耗评估与减碳方法
城市空间扩展与城市热环境的量化研究——以武汉市东南片区为例
接驳城市轨道交通的社区公交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肌理如何激发城市活力
太原市南华门历史街区肌理的原型、演化与类型识别
商业街的空间与界面特征对步行者停留活动的影响——以上海市南京西路为例
中国古代都城产业空间格局特点及影响机制探微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笔谈
第三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新时期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态势辨析与战略选择
新增建设用地和户籍人口挂钩的政策建议及作用、效果预计
特大城市中心体系空间肌理分异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中心性与控制力:长三角城市网络结构的组织特征及演化 ——企业联系的视角
高铁站点周边地区的发展与规划——基于京沪高铁的实证分析
制度变迁视角下村庄要素整合机制研究——以宜兴市都山村为例
后乡土中国:审视城市时代农村发展的困境与转型
生态文明视阈下水城共生理论框架与评价体系构建及实证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城市增长边界划定——以平顶山新区为例
《欧洲城市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报告解读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的交通安宁化
滨水区城市景观的评价与控制——以杭州西湖东岸城市景观规划为例
具有社会凝聚力导向的住区公共空间特性研究——以上海创智坊和曹杨一村为例
民国市政厅时期汕头的两次都市计划
近现代历史园林遗产价值评价研究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模数制”探析 ——以明代海防卫所聚落为例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笔谈
中国规划改革面临倒逼: 城市发展制度创新的五个机制
欧洲智慧城市的最新实践
弹性城市研究框架综述
空间句法在城市规划中应用的局限性及改善和扩展途径
城市空间规划评估:市场失灵还是规划失灵
新型城镇化实施路径成本探析——以江阴市为例
1990年后发达国家都市区空间演化特征及动力机制研究
我国大都市区就业次中心的形成机制——上海研究及与北京比较
基于居民活动数据的城市空间功能组织再探究——以南京市为例
中心与腹地的辩证:基于企业联系的苏州、宁波区域空间关系比较研究
大连高铁站建设对周边地区发展的跨尺度、多要素影响探析
关于重构城市道路分类体系的探讨
中美土地利用分区管制的比较分析及其启示
控制性详细规划灵活性策略研究——新加坡“白地”经验及启示
公共设施选址的邻避效应及其公众参与模式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为例
第11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4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 和“第2届金经昌中国城乡规划研究生论文竞赛”颁奖仪式 隆重举行
中国城市一体化地区形成机制、空间组织模式与格局
特大城市郊区“半城镇化”的悖论解释及应对策略——对上海市郊的初步研究
产业链作用下的小微产业村镇“产、城关联”用地模式探讨——以福建省茶叶加工产业村镇为例
苏南乡村人地空间组织与模式探究——以产权关系为视角
老龄化背景下特大城市养老设施规划策略探索——以上海市为例
大城市居民通勤行为的健康效应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大模型:城市和区域研究的新范式
基于手机数据识别上海中心城的城市空间结构
特大城市近域空间发展特征与模式研究——基于上海、武汉的探讨
基于弹性思维的生态敏感地区新城发展研究——以武汉市花山生态新城为例
我国“三规合一”的理论实践与推进“多规融合”的政策建议
容积率制度在城市创新建设中的应用——解读东京城市成长战略
《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综述分析和规范建议
从管理走向治理——论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政府职能
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城市体系的关联分析
空间规划的博弈分析
智力城镇化还是体力城镇化 ——对中国城镇化的战略思考
社会冲突理论视角下的规划变革
乡镇在城乡统筹发展规划中的地位和功能:基于案例的分析
上海田子坊地区更新机制研究
低收入社区的规划协作机制研究——以广州市同德街规划为例
发展视角下的乡村遗产保护路径探讨——侗族村寨田野工作案例
北京绿隔乡村土地利用演变及其保留村庄的评估与管控研究 ——以崔各庄乡为例
基于价值提升的严寒地区村镇庭院优化策略
城市水系统弹性研究进展
区域弹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
城市增长边界实施评估: 分析框架及其在北京的应用
“大邑”的营造——先秦、秦及西汉都城规模与组织初论
近现代西安城市工业格局演变的历史研究(1869-1978)
技术与理论的移植——外国专家在香港的殖民主义城市规划实践(1841-1997)
“城市设计与实践”座谈会发言摘要
“大数据热背后的冷思考”学术笔谈会
基于城市建设状况的总体规划实施评价及其方法
从“多规合一”到空间规划体系重构
从“三旧改造”到城市更新——广州市成立城市更新局之思考
基于生态网络规划的生态红线划定研究——以安徽省宣城市南漪湖地区为例
基于行为特征的住区模式与低碳效应关系研究——以上海曹杨新村为例
收缩城市研究综述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上海市不同等级商业中心商圈的比较——以南京东路、五角场、鞍山路为例
基于时空间行为的城市生活圈规划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公共交通智能卡数据的城市研究综述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空间重塑研究
重塑上海交通的路径选择与发展策略——公共交通优先导向下的城市客运交通发展策略研究
上海市以功能布局优化带动空间布局优化的研究——从产业空间分布的视角
乡村治理视角下半城镇化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基于珠三角、苏南、温州的比较研究
城乡统筹视角下都市边缘区的农民、农地与村庄
协调多产权主体利益的改造更新规划实践——以上海市虹桥商务区东片区开发规划为例
中国古代“聚合型”都城的演变与退隐
第四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包容性语境下的规划价值重塑及学科转型
再议上海市中心城区公共绿地分布的社会绩效评价:从社会公平到社会正义
基于绩效的总体规划实施评价及其方法
杭州城市开发边界划定与实施研究
论人口流动影响下的城镇体系发展与治理策略
基于韧性城市理论的灾害防治研究回顾与展望
广州地区街道微气候模拟及改善策略研究
综合因素影响下的建筑退让道路红线间距控制——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高铁站点地区空间开发特征研究——基于京沪高铁沿线案例的实证分析
基于城市复兴的古城更新——连云港海州古城城市设计
城市设计与城市更新:英国经验及其对中国的镜鉴
意大利历史城镇保护思想的演变与启示
生态文明背景下城市古树名木保护规划方法及实施机制的思考——以上海的实践为例
历史城市的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南海神庙、老住宅和扬州的私家小园
“如何实现规划编制与实施的衔接统筹”学术笔谈会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型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特征与国家城镇体系构建
城市边缘区绿色空间精明规划研究——核心议题、概念框架和策略探讨
基于公交可达性绩效的武汉市空间战略实施评估
跨行政区协调发展规划编制的实践与思考——以新疆“奎-独-乌”地区规划为例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规划评估思路与方法探讨
上海中心城区商业中心空间特征研究
我国城市规划计量方法应用综述和总体框架构建
路网规划关键指标对开发强度的影响作用分析——以国内外24个CBD为例
意识与能力:城市建设的限度
项目导向还是系统导向:关于城市设计内涵的解析
城市设计教育体系的分析和建议——以美国高校的城市设计教育体系和核心课程为借鉴
基于居民行为需求特征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对策研究
小城镇之路在何方?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小城镇发展学术笔谈会
超大城市总体规划的转型与变革——上海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实践探索
上海市城市空间格局优化的战略思考
城市居民空间活动研究中大数据与复杂性理论的融合
城市开发边界的“划”与“用”——我国14个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试点进展分析与思考
作为人居形式的传统村落及其整体性保护
跨越类型,为城市的复杂性而设计
上海总体城市设计中的城市高度秩序研究
基于总体城市设计的密度分区:方法体系与控制框架
大数据支持下的城市设计实践——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公共活动空间网络规划
村民自治下的传统村庄规划管理——以曹家村灾后重建为例
大型保障房社区公共设施供给机制优化研究
英租界殖民路径与九国租界竞争性拼贴——以天津英租界(1860-1943)规划为重点
国家模式建构与地方差异——京沪两地1950年代规划编制的苏联影响之比较
第八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暨“2011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隆重举行
为市场经济下的城乡用地规划和管理提供有效工具——新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导引
城市增长模式与经济学理论
特大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基于城市经济模型的理论探讨
2010年上海世博会参观人流模拟的后评估
中国特大城市的多中心空间战略——以上海市为例
半城市化: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两类异化现象研究
内生型城市营销推动下的城市尺度跃迁——基于盱眙的实证研究
基于元数据的城市规划信息管理新方法探索——走向规划信息的全面管理
劳动力回流:小城镇发展的新动力
科学转型视角下的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建设元思考
英国城市规划专业本科课程设置及对中国的启示——以六所大学为例
由多样走向规范——北美城市规划理论教学趋势分析
由多样走向规范——北美城市规划理论教学趋势分析
瑞典哈默比湖城与无锡中瑞低碳生态城规划设计和管理实施比较
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中几个问题的透视与解析
改革开放后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回顾与展望
重庆城市新区规划编制与管理的实践探索
浙江省新型城市化背景下城乡规划编制的探索与实践
平遥古城形态研究:西方视野中的探索、分析与发现
中国城市空间组织与规划转型的单位视角
“钻石结构”——试论国家空间战略演进
城市群与城镇链先后辩
转型环境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转型
北宋东京的街市空间界面探析 ——以《清明上河图》为例
紧凑城市的系统检讨
高速公路建设对长三角城市势力圈的影响分析——城镇势力圈(网络)分析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轨道交通对大都市区外围地区规划开发策略的影响——外围地区TOD模式的实证研究
生态导向下城市边缘区规划研究
长三角开发区再开发模式探讨
近20年长三角跨国公司投资的演化特征及其城镇化进程
大城市进城农民的就业空间结构探析——以南京主城区为实证
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基础数据指标体系研究
西南地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评价体系研究
基于现代治理理念的城市更新规划策略探析——以襄阳古城周边地区更新规划为例
城乡统筹视野下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的重构——南京的探索与实践
武汉市城市建设用地强度管控实证研究与动态优化
对陆家嘴中心区城市空间演变趋势的若干思考
武汉都市发展区簇群式空间成长过程、机理及规律研究
轨道交通沿线地区规划技术思路——以福州市1号线(北标段)沿线规划调整为例
欠发达山区县域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探讨 ——以湖北省为例
皖江城市(带)发展和演进的机制研究 ——基于历史视角
大城市外来农民工通勤与职住关系研究——基于北京的问卷调查
社会转型背景中珠三角村庄规划再思考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规划研究 ——以山东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为例
基于参与主体成熟度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式选择
城市建设用地集约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的视角
引入控规导则控制手段的城市风貌规划新探索——基于富拉尔基区风貌规划的实践
游客真实性感知与文化遗产资源 持续利用策略研究
历史街区商业化动力机制分析及规划引导
“城市设计与实践”座谈会发言摘要
“一带一路”战略的空间响应
城市群规划多规协同状态分析与路径研究
引力和网络:长三角创新城市群落的空间组织特征分析
上海市人口发展的趋势、困境及调控策略
上海市中心城区公共绿地分布的社会绩效评价:从地域公平到社会公平
产业融合视角下城市工业集聚区的空间转型机制——基于上海市的三个案例分析
政策导向下的当代村庄空间形态演变——无锡市乡村田野调查报告
论乡村规划中的村民意愿
珠江三角洲村镇混杂区空间治理的政策思考
综合型养老社区功能空间模式及指标体系研究
特大城市老年人出行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以上海市中心城为例
上海黄浦江两岸再开发地区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再生
城市更新中地方文化资本的激活——以山东省滕州市接官巷历史街区更新改造规划为例
全球城市2030产业规划导向、发展举措及对上海的战略启示
历史城区微循环路网分层规划方法研究
国际大都市区最新综合交通规划远景、目标、对策比较研究
基于通用设计思考的深圳市无障碍交通体系规划探索
中国城市化发展态势分析与制度创新
2006-2011年间《城市规划学刊》 的统计及分析
湖北省城镇化发展政策实施评估研究
消费视角下的居住区商业服务设施配建体系研究——以上海市曲阳新村为例
城市背景下的知识溢出研究述评
基于多元利益的当代苏州市边缘区空间结构演化
我国城市蔓延研究进展与思考
非集中建设区规划及实施模式探索
土地使用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广佛市民地铁跨城活动的空间分析
提高城市轨道交通效能的规划对策与建议
我国“城市病”的体制性成因与对策研究
上海市郊区居民商业设施使用特征及规划应对——以莘庄地区为例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布局思考
近30年来新疆城镇发展的格局与过程研究
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编制与评估的美国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城市总体规划实践中的悖论及对策探讨
再论江南水乡古镇的保护与合理发展
华东地区历史文化村镇的特征及保护规划研究
国际城市规划史学会历届年会评析及启示
大寨的建设历程及新农村规划
对《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2002)中居住小区理论概念的再审视与调整
香港城市化初期的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841-1904年)
制度情境下的总体规划演变
关于城市群研究的几个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否导致了更大的城市——世界与中国的实证分析
城市中心体系发展的理论框架探索
新时期的“小城镇、大战略”——试论人口高输出地区的小城镇发展机制
走向多维弹性:深圳市弹性规划演进脉络研究
“两型社会”城乡规划 指标体系整体框架研究
“多规整合”研究进展与评述
土地与中国快速发展
《湖北省城镇体系规划》实施评估研究
当前城市建设中的关键问题——土地财政
上海城市交通政策的顶层设计思考
艾伯克隆比与香港战后城市规划
周“礼制”与《考工记·匠人营国》对早期都城形态的影响
上海市郊区空间规划与轨道交通规划的协调性研究
“天人长安,创意自然”——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场址规划思想探源
西方规划理论与中国规划实践之间的隔阂——以公众参与和社区规划为例
20世纪规划理论指导下的21世纪城市建设——关于“第三代规划理论”的讨论
世界城市研究的转型、反思与上海建设世界城市的探讨
高速交通网络构建下的城镇空间结构发展趋势——从“中心节点”到“门户节点”
城市空间增长的低碳化路径
低碳生态城规划指标及实施途径
国家经开区与高新区的政策渊源探究及反思
城市可持续性的定量评估:方法比较与实践检讨
转型经济中的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特征和形成机制研究
关于多中心大城市住房发展的空间绩效——对重庆市的研究与延伸讨论
分权化过程对都市区空间结构和规划的影响——基于两种分权模式的考察
消费时代城市公共空间的特点及其理论批判
中国城镇化的科学理性支撑关键*——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城镇化与村镇建设动态监测关键技术》综述
城市低碳竞争力理论与发展模式研究
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从规划理念到实践的低碳城市与复合社区 ——以上海市南桥新城为例
对“非城市建设用地”及其规划管控问题的若干探讨
转型期珠三角中小城镇产业发展态势及规划对策研究
厦门市旧城改造(1980-2010年)实证研究
交通方式竞争:试论我国大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以南京市为例
高速铁路对沿线地区城市腹地的影响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
轨道交通发展对城市景观影响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中国城市自行车交通政策的演变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机动性与社会排斥
城市边缘区研究综述
上海和芝加哥中心城区的邻里再开发模式及规划——基于两个案例的比较
深圳CBD中轴线公共空间规划的特征与实施
21世纪初中国城市设计发展再探
多空间尺度背景下的城市规划——“51届美国规划院校年会”综述
南京明城墙周边开放空间形态研究(1930-2008年)
明清江南民间信仰与市镇空间结构
2000年以来日本行政管理与规划体系修正的评述
城镇化新形势下的城乡(人口)划分标准讨论
我国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中的若干特征与趋势——基于皖北案例的初步探讨
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规划问题反思及案例研究——以绍兴袍江新区两湖区域空间发展规划为例
特大城市城乡生态空间规划方法及实施机制思考
生态版图——城市生态承载力研究的新视角
城市规划编制体系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机制:芝加哥和上海的比较
中国城市体系中航空网络与生产性服务业网络的比较
基于客运交通流的长江三角洲功能多中心结构研究
海南发展的战略转型与空间应对——写在“国际旅游岛”建设之初
低碳、 生态、 绿色——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
第十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3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 隆重举行
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城市规划
再论我国大城市化的现实意义、发展目标和应对策略
城镇化与规划体系转型——基于乡村视角的认识
分层城镇化和分区城镇化:模式、动力与发展策略
西藏特色区域城镇化路径模式探讨
草原牧区城镇化空间组织模式:理论与实践——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为例
国际城镇化研究回顾2000-2012——基于SCI/SSCI文献的分析
中国城市老龄化空间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基于“五普”和“六普”人口数据的分析
对规划区划定原则的研究
城乡统筹视角下总体规划中 “规划区”划定方法探讨——以驻马店市为例
多模式城市交通体系与方式间的转换
多维度视角下城市轨道站区空间特征实证剖析 ——以广州市为例
从城市设计到规划控制的演绎——以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为例
保障性住房的双重边缘化陷阱
比较与重构 ——中外典型社区中心空间发展模式的调查研究
生态敏感地区的村庄发展策略与规划研究
国外城市与农业关系的演变及发展历程研究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苏州村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
要素流动环境的重塑与乡村积极复兴——“国际慢城”高淳县大山村的实证
辩驳和城市规划实践的科学理论基础
城市化率50%的拐点迷局 ——典型国家快速城市化阶段发展特征的比较研究
从“发展阴影区”到“发展前沿地带”——论行政区划分隔对阴影区内小城市发展的影响
地方政府企业化主导下的新城空间开发研究——基于常州市武进新城区的实证
“公共性”的没落到复兴 ——与欧洲城市公共空间对照下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
论比例原则在城乡规划实施中的制度意义
我国城市重点发展地区规划建设评估研究——以杭州滨江CBD规划建设评估为例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要素组织架构研究
基于景观都市主义的矿业棕地规划设计理论探讨
基于视觉影响的城市天际线定量分析方法
空间经营的困局——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城市设计解读
基于形态类型的设计控制探讨——以广州旧城居住用地规划控制为例
同济·城市高峰论坛暨 第二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特约访谈:乡村规划与规划教育(二)
当代美国城市化的动力及经验教训
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中国新城空间演变研究
上海大都市区空间范围研究
空间结构导向下城市增长边界划定理念与方法探索 ——基于杭州市的案例研究
中西部大城市近郊区“被动城市化”困境突围
从交通期望线论我国历史城市保护中的新区发展空间结构问题
值域化:绩效视角下的城市新建区开发强度控制思考
城市土地使用相容性比例及影响要素探讨——以深圳市更新地区为例
“图”与“底”——关于城市非建设用地规划的思考
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结果评价框架探索——以上海市某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评价为例
生态城街区尺度研究模型的技术体系构建
村镇公共服务设施的“协同配置”——探索规划方法的改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设施规划研究——以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面向实施的城市风貌规划编制体系与编制方法探索
新旧共生的水乡古镇复兴探索——以杭州塘栖城镇中心区城市设计为例
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大城市发展
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基础数据指标体系研究
“钻石结构”——试论国家空间战略演进
中国第一部现代城市规划著作:郑肇经先生《城市计画学》
第五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走进社区,规划师准备好了吗? ——社区发展与规划变革学术笔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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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作者  本刊编辑部
摘要  自中共十八大将城镇化提到新的战略高度以来,“新型城镇化”已成为一个全民议题。新型城镇化之路需要全社会尤其是“规划人”的探索和创新,青年规划师肩负重任,理当走在前列。 2014年5月17日,值同济大学107周年校庆之际,以“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编制创新”为主题的“第三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在同济大学举行。论坛由同济大学、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联合主办,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同济大学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承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协办。 17日上午,简短而隆重的开幕式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钟庭报告厅举行,同济大学张尚武教授主持。来自国内主要规划院校、规划设计机构的500余位嘉宾欢聚一堂。同济大学伍江副校长、吴志强副校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李振宇院长分别致辞,对中国青年规划师的新担当、新作为寄予厚望。 同往届一样,论坛由“主题论坛”和“青年创新论坛”两部分组成。结合近期多地启动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或调整修改工作的背景情况(包括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调整修改以及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主题论坛”聚焦“大都市地区总体规划编制创新”这一热点,特邀四位业界资深专家——上海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徐毅松、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施卫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张兵、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分别作主题报告。四个报告围绕主题,从实践工作出发,探讨了大都市地区总体规划编制发展的若干趋势。 在《转型发展背景下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报告中,徐毅松副局长探讨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一轮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四个转变”、“六个突出”和“七大重点问题”。“四个转变”指的是新一轮总体规划编制的理念转型:①价值取向上,由经济导向的传统发展观转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将市民幸福作为上海城市发展的根本追求;②发展模式上,由外延发展型规划转为内生增长型规划,规划重点变增量规模扩张为存量效率提升;③管理方式上,由愿景式终极目标思维转为过程控制底线思维,针对规划实施的全过程建立目标导向的动态监测与评估反馈机制;④规划内涵上,由规定性技术文件转为战略性空间政策,建立以政策区为核心的空间管控体系,突出规划的空间政策属性。“六个突出”指城市发展的六大原则与目标:①突出“以人为本”的发展内涵: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提高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和均等化水平,积极提升市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②突出“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格局:促进区域融合,共建长三角空间网络体系,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③突出“生态优先”的发展底线:限定城市边界,控制城市规模,推动城市生态保育和休憩功能融合发展;④突出“功能提升”的发展方向:提高城市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推进产业高端化、集约化、服务化发展,建设全球城市;⑤突出“睿智增长”的发展路径:坚持绿色发展,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建设创新型城市和智慧城市;⑥突出“开放包容”的发展精神:扩大对外对内开放,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推动各种资源汇聚和多元文化交流。最后,围绕总体规划编制把握“七大重点问题”:①规划目标应体现国家战略要求,追求更高的城市品质;②城市规模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底线,锁定终极用地规模;③空间布局注重区域协调与城乡统筹;④产业发展突出产业结构的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和低碳化;⑤综合交通注重对外交通枢纽功能与公交优先;⑥生态环境严守生态安全底线,推进生态网络建设;⑦新型城镇化方面着力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均等化水平,同步推进新城发展、乡村建设与中心城更新。 施卫良院长以《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改的几点思考》为题,就本次规划修改的背景与工作思路进行了介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改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全面转型期、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突出等背景下开展的,规划目标是落实中央对首都发展的要求,实现区域协同,部门协作,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工作思路可以概括为五条:①从“各自为政”到“三规合一”;②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一体”;③从“增量扩张”到“减量提质”;④从“市域发展”到“区域协同”;⑤从“技术规划”到“实施政策”。报告总结了规划改革的四个主要方面:一是关注根本问题——从物质空间转向人。强调人口向大城市聚集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制度和政策是延缓北京人口增长的主要手段,城乡规划应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为人的多元需求提供服务保障。二是形成转型思路——从注重规模转向注重结构。空间结构上,构建网络化、多中心、优势集中的空间模式,通过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来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力;用地结构上,通过结构性调整缓解城市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问题,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和功能,促进职住空间均衡和城市发展廊道的平衡。三是建立动态情景——从静态转向动态。建立一套多维模型支持的情景规划,对规划实施的动态过程进行校验、评估、预警、调整,支撑规划决策。四是提出改革路线——由管理转向治理。发挥政府的引导和宏观调控作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建立一系列规划实施机制,发挥社会组织、公众参与的作用,共同提升城乡规划治理城市的能力。最后,施院长呼吁在大数据时代,规划应在技术上实现大数据汇集与专业协同,实现公众参与的全社会化与全过程化,进一步支持创新型总体规划的编制和实施。 《场所·结构·治理——我国大都市区空间发展与总体规划》内容是张兵总规划师围绕当下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的特点和我国大都市区的空间发展特征进行的规划思考。报告总结了我国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十个特点和趋势,包括:开展对上一版总体规划实施的前期评估、社会动员与公众参与、继续强调总体规划的战略性、解析转型发展的命题、深入对“人”的研究、探索“两规合一”或“多规融合”、整合和划定开发边界、突出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从重规模转向重视结构、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传承等。这些特点和趋势,反映了规划工作者改进规划的努力。然而对于大都市区来说,张总认为这些规划编制的改进还无法真正解决其历史性转变中面临着的现实需要,应进一步加深对城市空间发展特征和区域发展规律的理解和认识。他结合我国的城市制度,提出大都市区的概念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简称A层面)指在大城市本身的行政辖区范围内,以主城为中心、包括近郊、远郊在内的城镇化地区所构成的“大都市区”地域单元,有明确的一级政府的行政边界。“大城市”本身就可以视作一个“大都市区”;第二个层次(简称B层面)是指以大城市为中心,在更大区域(跨出行政辖区的)范围内的城镇化地区(市县镇)共同构造的功能紧密联系的大都市区。鉴于规划编制和实施主体的有效性,目前的大都市区总规的研究重点还在A层面(如北京和上海),但必须意识到,只有同时研究B层面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才能在功能和结构意义上为A层面规划提供前提背景。对于大都市区空间发展规划方面应通过通勤、出行等人的行为来认识都市区内部空间发展状态,综合关注“人口、功能、交通”关系,高度关注城市内部结构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调整。最后,报告指出大都市区总体规划改进的三个方向:①全方位综合考察人口、功能、土地使用、公共交通,重塑大都市区的内在结构;②充分重视场所创造,把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部署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塑造好贴近居民活动尺度的社会空间场所,改善中国的城市品质;③充分发挥规划作为配置空间资源和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深化改革空间治理体系,改革大都市区的总体规划审批。 石楠秘书长的报告题为《澳门总体规划:思路与启示》。他指出,澳门总体规划是强调政策性的空间规划,其技术内容包括:①基础调查;②三区划定:分为都市性地区及不可都市化地区,前者又细分为已都市化地区及可都市化地区;③整体空间结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整体空间关系;④土地使用分区:规划分区单元划定、确定各分区的主要功能、土地使用利用的一般条件;⑤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防灾、文化遗产保护、旧区重整、生态环境保护等专项内容;⑥土地使用利用的一般条件。除了上述技术内容外,规划还具有四大明显的特征属性:①地域全覆盖性。澳门总体规划遵循普惠与全覆盖的基本原则,对澳门全域进行研究;②策略性。规划内容以“空间结构+专项规划”为核心,深度达到“指引、导则、准则”的标准,目的是“形成开发建设的一般规定,用于指导详细规划”;③程序化。规划过程性重于结果性,大致分为前期技术准备阶段(前期准备、概念方案和综合报告)和草案编制阶段(草案编制、意见征询和最终报告)。前一阶段可理解为技术方案的编制论证过程,后一阶段则是如何通过必要的行政程序,实现规划的合法化;④参与性。通过广泛参与确保规划的行政合法性。总体规划的参与方包括土地工务运输局、其它行政公共部门、城市规划委员会、跨部门委员会、公众和专家;规划编制过程中明确三次公众参与的时间、目的、重点和方式等详细内容。石秘书长认为澳门总体规划的启示主要包括三点:一是总体规划的基本定位应回归到政策性的平台作用,即在宏观层面避免结构性失衡,微观层面则更多地让位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要改变规划的技术工具身份,强化底线意识,强调基于技术合理之上的政治正确与经济可行;要实现规划的战略转型,空间关系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社会关系的调节;要终结规划的龙头角色,注重社会治理视角下的多元价值选择和社会政治过程特征;二是总体规划的科学内涵应回归到“规划的本质是一种共识”,包括:①区域共识,不以区域/乡村为代价的城市增长;②部门共识,强调职能与责任的对等,制度约束下的有限解决方案;③社会共识,“法无禁止即可为”比“法无授权不可为”更重要;三是总体规划的技术内容应终结行政手段对城镇化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过度干预,研究面向区域竞合关系的城市职能演替情境,强化结构性控制的思路,建立对相关规划的引用制度,改革审批制度。 17日下午,以“区域发展与总体规划”、“城市更新与历史保护”、“乡村规划与城乡统筹”、“信息技术与规划创新”为议题的创新论坛同时举行,分别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周俭、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张尚武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孙施文教授主持。国内著名院校与各规划设计机构推选的26位青年规划师作专题演讲,聚焦最新规划实践。论坛采取演讲、点评与开放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邀请30多位知名规划专家与青年规划师同堂论道,共谋创新。 1 “区域发展与总体规划”分论坛 东南大学杨俊宴教授从理论研究出发,以国内多个特大城市的中心体系发展演变作为案例,重点阐述了城市中心体系的相关空间界定方法、空间解析方法与布局规划方法。通过梳理技术方法体系,提出基于板块划分的中心体系布局方法,综合人工边界、自然边界、行政边界及规划调控等划定城市空间板块,并以板块为基础规划相应的片区级中心。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闫岩结合上海新一轮总体规划的前期研究,对新城发展进行探讨。通过剖析新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认为现行“1966”体系的行政色彩过于明显。同时,通过对世界城市空间发展规律的重新认识,指出新城建设应关注区域、圈层和廊道三个重点,并且提出应通过明确“圈层定模式”、“廊道定重点”等基本原则,引导上海逐步从空间等级体系向功能中心体系转变。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刘学良认为城市总体指标体系是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规划科学性的体现,也是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量化标准。通过对比国际经验认为国内现行指标体系的实施性和目的性不强,特别是针对规划核心技术内容的指标较少;因而提出上海新一轮总体规划应研发融合多指标的综合指数,设计居民感受指标、上海特色指标与新型发展指标等,完善指标体系。 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孙永海以公交场站布局为切入点,关注存量发展背景下深圳市交通设施用地布局规划方法转型,提出应形成一种以结果为导向、自下而上式的规划工作方法。通过交通和土地利用融合的技术方法,注重城市功能内涵的集约发展,进行全面调整,形成适合当地的规划方法。 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张建荣通过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的规划实践,探讨了城乡总体规划减量转型问题。提出减量规划的核心在于“减量-置换-增效”的统筹发展,应重点提升生态质量和土地价值,以开发权转移推动空间价值提升,引导主导产业从工业转向柔性产业。规划实施层面,总体规划应设立分区分类的操作空间单元,完善减量操作的实施机制和管理制度,确保规划的顺利实施。 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高路拓借鉴了自然主义领域的学说来讨论城市发展问题,重点从“极化存在”、“加速迭代”和“单向演动”三个方面来探讨人的意志之外的城市发展规律和现象。社会、经济和人口等城市要素空间上的极化分布;城市运行发展的加速迭代;以及城市文明演进的单向演动,三者构成了城市衍存的自然法则。如何面对极化、加速、单向的城市自然进程,是规划目前陷入的逻辑困境。 【点评和讨论】 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邹兵总规划师认为多中心网络结构是所有特大城市空间发展的目标,而多中心的规模尺度、多中心的层级规模以及多中心的实现手段,应成为规划关注的重点。同时,由增量规划向存量、减量规划的转变是大势所趋,规划方法上也面临根本性转变,应该更多地进行跨学科交流。 同济大学彭震伟教授认为城市的中心体系和城市结构是密切相连的,中心体系是根据城市发展需求而来的,信息化时代城市需求的不断发展转变导致中心的业态也在不断变化。城市发展并不是简单的自然进程,是远比自然进程复杂的社会进程,规划应当去探寻现代社会中城市发展的规律。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院长郑德高认为当前指标体系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最有用的指标并不明确,规划工作中相对更加重视底线指标、规范指标和考核指标,而其他指标大都落空。在重新制定规划规则的时代,存量规划目前还找不到方法,而减量规划的难度更大,这也是今后规划面临的重要课题。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院院长张少康认为新型城镇化在政策层面有四个关键词,分别是人的问题、地的问题、钱的问题和规划的问题。城市规划应当具有包容性和开放型,不能闭门造车,规划师要关注那些无法带来经济效益的“脏东西”,规划工作只要过程对路、方法对路,结果就会水到渠成。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新哲认为人的变化是引起城市变化的根本原因,城市规划也应当更加体现和紧抓对人的关注和思考,从人的根本需求出发,来考虑规划方法和内容该如何转变。并认同存量规划和减量规划的思维和方法,但如何减确实是规划面临的一个难题。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所长裴新生认为定性、定量等技术层面内容的完善将有效提高规划编制的科学性,新的技术、新的手段的引入对于规划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增量、存量、减量规划在不同地区应当差别对待,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还是要做增量规划,而存量和减量规划既需要技术方法上的跟进,也需要相应的机制作为支撑。 同济大学张立副教授认为,极化发展和均衡发展是城市发展争论的永恒主题,城市中心区的选址和建设成效的评估共同决定了中心区的发展模式是聚集发展还是多中心发展。规划理论不应当仅仅局限于规划原理,应从其他学科中得到启示,形成更加开阔的思路。 最后,分论坛主持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副院长杨保军指出城市发展的自然规律是受到多方面需求因素的干预,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文化因素、感情因素等,人口的流向和城市的发展正是各种要素综合平衡的结果,而这种平衡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也存在显著差异。规划一直探索和关注的刚性和柔性问题,讨论兼容性、弹性、留白等问题,正是在不断适应时代、社会的变化,这也是规划本身在逐渐发展、逐渐完善的过程。 2 “城市更新与历史保护”分论坛 中山大学袁媛副教授关注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分化、社会空间重构现象,认为社区更新已成为城市更新中一个重点工作方向。她以厦门市兴旺社区规划为例,通过构建“社区工作坊”提出“物质-管理-认同”三个层次的规划策略。以社区发展具体项目为抓手落实行动计划等规划实践,探索自下而上的、基于企业与居民参与的规划编制方法创新,以及从物质空间规划转向物质与社会规划并重的规划内容创新。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周宇博士结合研究课题和规划实践,提出城市更新的实质在于空间权力与权利的相互博弈。它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需要制度框架——即城市治理模式的响应,并提出了多元协商、利益共享、上下嵌套的治理模式。城市规划也应依托这一制度框架转变,演变为一种进行性、协商式的“公共契约”,搭建桥梁与平台。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陈宇将视角转向城市“贫民窟”。他认为关注城市治理不能回避城市“贫民窟”问题。城市“贫民窟”作为中国流动人口向城市迁徙的第一站落脚地,实质是快速城市化里不可或缺的“城乡转化器”,但它正在“被消失”。陈宇建议城市化过程应“缓拆近补”,可以通过取消公租房申请的工作年限限制、严控租转卖、丰富户型类型等手段,将公租房转变为低收入移民进城打工的落脚之地。 华南理工大学刘晖博士介绍了近年来广州历史保护领域的6个标志性事件,并解读了市民、媒体、专家和政府在这些保护历史建筑的事件中的作用和互动,探讨了在历史保护领域地方性制度制定和实施的经验教训。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杜琴结合南沙新区水系规划的编制情况,提出水系规划应构建与城市规划体系相匹配的、完整覆盖并分层指导的规划体系。从关注水系本身转变为高度重视“水城融合”,使水系规划与城市规划建设良好衔接。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汪鸣泉博士通过滇池西岸生态开发的指标研究以及滇池南岸生态控规两个案例,探讨了生态低碳城市规划中的生态红线划定、生态分区管制策略、低碳控规指标体系等三方面内容。 【点评和讨论】 中山大学袁奇峰教授认为当前城市需要的更新规划不同于一般的建设规划或者开发规划,不是大拆大建,是一种很有必要的“社会按摩规划”。但规划边界如何界定是目前最大的难点。针对“城中村”问题,袁教授考虑到社会阶层分隔隐患,不赞成做大规模集中建设公租房与廉租房,而是建议将其分散在城市不同地区。公租房作为阶段性的福利住房政策,当社会发展跨越了这个阶段后可能会成为财政负担,需谨慎建设。 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富海认为未来中国城市治理的基础细胞就是社区自治,因此社区更新规划在中国具有超前意义。但现行制度难免对该类规划实践存有桎梏,他建议应更深入挖掘财政、体制、社区运行机制等各方面的阻碍因素,提出针对性改进措施,推进中国社区自治的真正实现。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张兵总规划师认为社区更新规划作为一个社会改良工作,是一类长期、精细化的规划实践。在社区层面工作中,其规划目标、目的等都会随着时间推移产生很多变化,规划工作须更加深入细致,而不是一个蓝图式物质空间规划表达。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副院长付磊谈到由于城市更新背后涉及的各种权益归属复杂而不明确,很多更新很难开展。因此城市更新的前提与核心部分应该是产权利益的明晰,然后是基于产权关系之上新的治理模式的引入,这样才能把更新规划遇到的瓶颈有效解决。 同济大学张松教授认为整个广州的名城保护、历史建筑保护工作还显不足,但现在已开始有意识改进。广州的媒体舆论、民间力量比较强,所以事件弄得轰轰烈烈,但欠缺成熟的机制,靠补漏的做法不能根本解决问题。针对城市更新,他心痛于房屋拆迁、大规模改造导致对历史保护、对城市的社会网络、人际关系和既有环境造成的破坏。并呼吁更细致,更小规模尺度的更新,并倡议规划师守住职业操守,为中国城市明天保留更多希望。 同济大学邵甬教授提出在城市更新与名城保护领域,制度建设与社区自治是绕不开的话题。首先,制度建设而非应急措施可以保证规则和规范性,规划师应在理论与技术上作更多的探索与储备;其次,社区自治改革作为社会发展必然方向,即使在现阶段难度很大也要持续探索。社区自治应该在什么样条件下能够实施、实现有待进一步讨论。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所长张恺认为社区规划边界模糊,亟需长期跟踪以应对更新过程中的各种反馈意见,便于及时进行规划修正。同时,针对目前社区更新研究主要集中于建设时间较长、已产生一定社区认同的老社区这一情况,建议应加大针对社区认同感比较薄弱的新建社区的规划研究工作。 最后,分论坛主持人、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周俭教授指出,分论坛的各个问题,包括社区规划、贫民窟、公租房政策、历史建筑的社会认定等,偏重于城市问题谈的多,而规划问题谈的少的局面。城市问题与规划问题之间,似乎缺少一个“接口”。规划如何应对这些城市问题,如何介入问题研究,如何去改善城市问题,尤为值得规划师深思,并希望大家脚踏实地做一些事情。同时,规划师应有底线,拒绝出格,作为某种“自下而上”的力量来影响未来城市建设、政府决策、政策制定等的改变。 3 “乡村规划与城乡统筹”分论坛 中山大学李志刚教授结合广州和东莞的实证案例,对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问题及融合对策进行探讨。他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广州新移民的空间分异度处于48.2%的较高水平,市场和空间要素正在取代制度要素成为影响中国城市新移民聚居的核心因素;他还根据东莞市江南社区研究,提出自下而上的社区助推手段是强化社会融合的重要方面。 同济大学硕士研究生陈阳通过对安徽省界首市的田野调查,归纳欠发达农村地区实现就地城镇化的“界首模式”。他指出市场刺激与个人向上流动的诉求构成乡村工业化与就地城镇化的内生动力;乡村的自组织与政府的他组织相结合,才能推进乡村工业化与就地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南京大学罗小龙教授强调了乡村的类型差异。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不同类型的乡村发展趋势存在明显差异,规划对策应具有针对性。他指出半城镇化地区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匮乏,以及原住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形势严峻;就地城镇化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居住无序、空间混杂、房屋空置多、利益冲突明显等;异地城镇化主要问题表现为人口锐减、资金缺乏、产业薄弱、服务设施衰退等。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殷玮介绍了上海郊野单元规划的实践经验。郊野单元用于解决郊区乡镇发展空间问题,引导拆除的用地量作为流量供乡镇在集建区或类集建区使用;郊野单元还用于解决郊区乡镇城镇化的资金平衡问题,满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宅基地置换、农民生活保障的资金需求。 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陈叶龙在分析传统乡村规划所存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乡村规划应成为解决一定具体问题的“有限规划”;乡村规划应充分发挥乡村自治的民主权力;乡村规划应设立村域和居民点两个层次;乡村规划应重视实施政策设计。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吕晓蓓认为农村问题的表象往往比城市问题简单,但特殊的社会根源、地理分散程度与空间差异化使得其更为复杂;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农民是中国城市化的特殊现象,识别他们的真实需求也是解决乡村问题的重要方面。她以社会调查为基础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规划的迷失和偏差,主要表现为城市标准被错置以及乡村社会生态被忽视。乡村规划的基本态度应当是立足乡村文明,尊重乡村社会生态,识别乡村真实问题,重塑城乡和谐关系。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李开猛介绍了广州市美丽乡村规划实践中“全方位”村民参与的成功经验,包括:参与对象方面采取开放协同的村民参与模式;参与流程方面强调从前期调研直至村民审议的全程参与;参与内容方面注重让村民实质性地参与到具体的规划内容中;参与表达方面采用“报批版”与“村民版”结合的方式,并且将“村民版”成果转化为“村规民约”。 【点评和讨论】 同济大学栾峰副教授通过乡村与城市的对比,强调了乡村的复杂性。城市是人类抵抗自然、慢慢形成的比较稳定的系统,而乡村则是依附于自然,受多变自然因素影响;城市的本质是对陌生人开放的,进入城市更为方便,乡村文化则更为内敛和复杂,个体间差异非常大。他对乡村规划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相脱节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关起门来很浪漫,打开门来很骨感”。城乡规划作为应用科学应该有所担当,通过主动的乡村规划尽量减少乡村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矛盾。 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规划设计院院长吴庆东从农村、农业、农民三个维度回答了城乡关系问题,指出应当通过制度设计实现主动城镇化,引导2.8亿农民工向各级城市有序转移;通过减少农民来富裕农民,提高农民人均资源,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农村建设应当摒弃城市方式。 同济大学赵民教授针对李志刚教授关于新移民的发言,认为应当区分开打工者与移民两个概念,中国打工者“赚钱是目的,进城并不是目的”,1亿农民工背后站着3亿被抚养人口,市民化应当顺势而为。针对殷玮关于上海郊野单元规划经验介绍,指出上海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强政府”执政理念,其规划也是基于经济相对发达、土地溢价较多的特殊背景。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认为乡村紧密的社会组织关系是乡村区别于城市的本质属性。分散的乡村空间形态背后是基于亲缘、地缘、业缘的社会组织;基于传统伦理、宗教理念的乡村文化揭示了传统乡村的问题本质。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段德罡教授从历史的维度对当前乡村城镇化进行了反思。中国历来以农立国,农村在保证农业生产、社会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城市化诸多问题是占据财富欲望太过强烈造成的,乡村城镇化道路要前行,但要明白这条路通向何方。中国城镇化50%之后,需要认真思考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速度是否适合中国。 同济大学杨贵庆教授认为差异化是大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多元本身也可以很和谐。针对就地城镇化,他指出产业培育是重点,如果产业培育不当,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与区域空间结构协调也是就地城镇化必须面对的问题。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助理王颖认为城市移民是一个连续过程,结合新加坡案例指出移民融合需要社会氛围、社会制度多方面的支持。就地城镇化需要地方产业支持,欠发达地区城镇化还需更多元的路径和更广阔的思路。 最后,分论坛主持人同济大学张尚武教授指出,乡村规划与城乡统筹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热点问题。用城市规划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进行乡村规划会面临很多问题。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关注城市以外地区的发展,对于乡村规划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需求很大,需要大家共同的关注与探讨。 4 “信息技术与规划创新”分论坛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茅明睿认为互联网时代的开放与众包运动给城市规划带来的并不只是技术层面的影响,更体现在政治层面的影响,包括决策的信息基础转变与“以人为本”理念的实际运用。互联网不仅是获取信息的渠道,更是研究城市、编制规划、治理城市的重要途径。“感知即参与,信息即权力”。面对这一趋势,规划首先要做的是感知、获取信息,其次是利用这些信息展开城市定量研究,最终将研究成果加入到传统的规划编制中,影响规划决策。 同济大学教师肖扬对微观层面下城市形态连续变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机制作出探讨。他的研究基于南京市5年房价变化和城市空间布局的面板数据,以固定效用模型作为计量模型得出如下主要结论:①可达性变化确实可以影响房价;②步行尺度可达性正向影响房价,较大尺度如环路建设因为噪声等因素与房价负相关;③市中心房价受城市生长影响较小,郊区受影响较大。 华南理工大学赵渺希副教授在“谷歌图片”中以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城市名为关键词搜索,选取前100张图片作为研究素材,通过图像分析、属性判别和对出现最高频次场景的校核判别,分析了网络媒介对传统城市意象的影响和改变。他认为网络社会的地域营销促使核心城市及其周边景观被异化为以休闲为特色的传统风情或自然景观,欠发达地区的城市意象丧失了自我真实表达。城市规划师需要考虑如何摆脱地域营销束缚、使城市意象回归市民的日常生活场景。 清华大学赵亮副教授试图建立全国尺度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SCGE)。首先分别模拟了京沪高铁的开通和北京建设用地增加50%各自对全国各省市发展带来的影响。之后,利用该模型模拟分析了三种不同建设用地扩张趋势下各省市就业和地区生产总值相应的变化结果。得出基于交通基础设施和土地供给对就业分布带来的影响是可能的,可以被应用于较为复杂的区域发展研究、规划以及空间政策评估等领域。 重庆大学魏皓严用量化方法探索了街道网络构形属性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多重属性之间的关系。研究以重庆市主城区街道网络和9个公共空间为样本,从体验多样性、政府主导性、空间使用者类型、历史和狂欢度五个方面对公共空间复合属性进行评分,同时利用空间句法工具从整合度和选择度测算街道构形属性,以此对单个公共空间属性与构型属性进行两两相关分析,并对分析结果作出现实解读。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王阳则针对居住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开发强度控制中公共利益缺失问题,提出了“开发强度绩效”的概念。研究基于西安市样本数据,在地块自身和地块所在片区两个层面,构建容积率与公共利益因子配建关系的数学模型,结果表明:①除停车外,控规层面开发强度指标的合理编制对于保障居住地块层面的公共利益至关重要;②片区层面的公共利益因子对居住地开发强度影响比地块层面更大;③公共利益需要控规层面开发强度控制和修规层面各项指标的落实来共同保障。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曾舒怀从当前网络思维下城市商业特点入手,分析了商业模式改变带来的城市商业空间的变化,并在此基础畅想了城市规划的应对:①在城市层面上,当传统商业空间演变成为城市文化和品牌公共体验空间、传统仓储物流分离成新的服务系统时,城市用地的功能比例和布局结构将相应调整;②在社区层面上,不同地产营运模式产生的新的设施和空间需求,未来城市规划配套指标需作相应改变。 【点评和讨论】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施卫良认为,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为城市规划思想创新提供了机会,特别是大数据为规划提供了一种更广泛的、基础性的、更贴近现实生活的数据支持。如何更好地将大数据反映到我们的规划中是当前工作中有意义、迫切的课题。未来开放、众包的理念也可在规划流程上进一步体现,如可搭建云规划平台,使社会各界都能够为城市规划贡献力量。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詹运洲强调了数据与信息的差别,有用的数据才能被称之为信息。信息技术应用是当前规划创新的重要领域,如何获取大数据中的信息;如何围绕城市规划目标去运用这些信息;如何使信息更好地服务于规划决策值得思考。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任总工马强认为大数据技术未来可以与传统规划进行更好嫁接,如运用大数据及严密量化研究方法来检验传统规划的主观经验判断,如果经验判断得到数理支撑,其可信度将被极大提升。 同济大学王兰副教授认为,信息网络技术对于城市研究和规划方法这两方面都有变革性启示。城市本体研究领域,基于大数据的定量模型建构可以验证和细化经验所得,并进一步提升城市规划理论;城市规划方法上,信息网络技术可以使规划参与更为多元。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数据可能只反映了小部分人或精英观点,应当通过其他补充参与的方式来集合不同社会阶层的声音。 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敬东认为当前信息技术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行业,而是引领了一个时代,这对于传统城市规划从业者存在危机更是契机。同时,对于未来的城市规划教育,也应注重信息技术的渗透,建议开设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相关的课程。 同济大学钮心毅副教授认为本论坛的演讲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信息技术背景下的城市规划应当如何转变;二是传统规划研究方法如何借助信息技术进一步发展。对于第一层面,要意识到网络数据在可信度上的欠缺才能知道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数据。对于第二个层面,中国的规划界定量研究还远远不够,传统模型还存在诸多不足,如当初基于小数据甚至无数据情况推导出的模型在当今大数据时代可能未必适用。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周玉斌认为,当代规划师特别是青年规划师应当更好地适应信息化时代,具备信息技术、数据挖掘处理等相关领域的能力。对于数据分析、模型构建,大多数成果还停留在研究层面,规划编制上的运用还需要更积极的探索。当完成大量规划研究工作后,如何在开放、众包理念下改进规划评价也值得探讨。 最后,分论坛主持人、同济大学孙施文教授指出,信息化手段和技术肯定将不断地加入到城市规划工作中并推动整个规划体系的改变,但也应意识到技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目前的数据抓取和采集更多是对现状问题的反映,之后应进一步对其进行因果提炼以及探索现状与未来的关系,如此才能更好地将数据研究成果应用于规划实务中。因此,人们谈规划的自下而上,但事实上目前能做到的还只是数据采集的自下而上,真正意义上规划的自下而上还有待后续研究。 2015年5月将举办第四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也期待能聆听到更多的青年规划师的声音。 (以上内容由曹春、俞静、房静坤、马力、陆韬、倪春、王正海编辑整理) 修回:2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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