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4期
第6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美国城市规划院校2000-2014年研究动态
田园城市学说之形成及其思想来源研究
x城市生态修复的理论探讨:基于理念体系、机理认知、科学问题的视角
动·静·显·隐:大数据在城市设计中的四种应用模式
数据自适应城市设计的方法与实践——以上海衡复历史街区慢行系统设计为例
“过渡态”下的“自上而下”城市修补——以广州恩宁路永庆坊为例
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城市设计管控要素体系研究
我国乡村规划研究评述与展望
从“关系”到“社会资本”:论我国乡村规划的理论困境与出路
二战后西方乡村景观风貌的研究脉络与启示
基于居住偏好的 上海市新城人口吸引策略研究
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城市空间增长设定路径及其杭州应用
“均质化-再集聚”:互联网影响下餐饮业空间布局新特征——基于上海内环开放数据的研究
应对挑战:城市规划的自我演化
珠三角区域规划回顾、评价及反思
知识与生态关联视角下的城市空间竞争发展
社会空间视角下苏南乡村城镇化历程与特征分析——以苏州市为例
山地城镇高密度空间的形成过程与机制研究
建筑日照资源均衡利用的管理方法改进——先南后北建设时序
传承与创新: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总图编制的思考
基于要素管控思路的生态控制方法在控规中的应用研究——以上海市崇明县陈家镇国际实验生态社区为例
关于城市居住用地分类与弱势群体保护的思考
航空城的空间结构、要素与规划策略研究
大城市“原居安老”的空间措施研究
伪满“新京”规划思想来源研究——兼及城市规划思想史探述
基于遗产角度的上海里弄建筑现状空间研究
“新常态下的城乡遗产保护与城乡规划” 学术座谈会发言摘要
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转型:理论解析与实践应对
大都市区空间演进的机理研究——“空间-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的建构与应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知识的演进
世界城市研究转向与中国的世界城市
中西方城市内部居住迁移研究述评
极化&扁平:美国湾区与长三角创新活动空间格局比较研究
国家战略实施背景下 跨界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创新——以南京都市圈城乡规划协同工作为例
协同发展视角下的首都特大城市地区分圈层空间布局策略
城市空间结构与 就业岗位分布差异的定量描述——以上海市青浦新城为例
手机信令数据在城市建成环境评价中的应用——以上海市宝山区为例
源自地理设计的城市规划设计量化分析框架初探——以多巴新城控规为例
产业遗存再利用过程中的环境风险与规划引导
澳门半岛高密度城市微绿空间增量研究
基于多主体需求评估的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类型研究
第12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5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隆重举行
城乡历史文化聚落——文化遗产区域整体保护的新类型
上海大都市地区空间结构优化的政策路径探析——基于人口分布情景的分析方法
论现代制造业的生产组织与“城市-区域”空间演变的关联性——“网络”和“嵌入性”双重理论视角研究
中国主要城市公交站点服务范围及其空间特征评价
物流项目用地规划建设标准的评价与优化——以广州市为例
我国城市空间增长现状剖析及制度反思
2000-2010年特大城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市为例
交易成本、产权配置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基于能耗视角的我国城市最优规模研究
基于相关性和关联耦合分析的上海市生态环境优化思考
城市绿地建设实施评估方法创新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总体城市设计中的高度形态控制方法与途径
基于现象学视角的城市规划设计概念生成框架研究——以上海市金山区城市生活岸线规划设计方案为例
城乡关系视角下城镇密集地区乡村规划演进及反思——以苏州地区为例
控规“心结”之解
“从空间扩张到内涵发展的规划思考”笔谈会
基于五个新发展理念对“十三五”空间规划重点取向的探讨
亚洲城市中心区空间结构的四阶原型与演替机制研究
制度转型中土地租金在建构城市空间中的作用:对城市更新的影响
网络关系与空间组织:长三角与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创新合作关系的比较分析
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京津冀空间协同发展规划的创新思维
京津冀一体化格局下北京交通发展模式转变的思考
城镇化的升级和新型城镇化
中国城市化的几个现实问题:空间扩张、人口收缩、低密度人类活动与城市范围界定
空间规划协调与多规合一研究:评述与展望
“多规合一”视角下的中国规划体系重构
深圳市城市设计历程回顾与思考
为健康而规划:环境健康的复杂性挑战与规划应对
城乡规划与公共健康的关系及跨学科研究框架构想
也谈规划与设计的介接
以人为本·绿色·留住乡愁 “深度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城乡规划思考”笔谈会
全球资本体系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层级体系
单中心还是多中心:北京城市就业次中心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型
中国十大城市群差异性及空间结构特征研究
社会变迁视角下 历史文化村落再生的若干思考
海南省空间规划的探索与实践 ——以《海南省总体规划(2015-2030)》为例
面向全球城市的 上海文化空间规划编制的思考
区域建设用海规划指导下填海造地空间规划设计方法研究——以招远市填海造地空间规划为例
城市公共自行车使用活动的时空间特征研究——以杭州为例
基于可视化SP法的城市道路自行车出行环境评价及优化——模型构建及上海中心城区的应用
中国第一部现代城市规划著作:郑肇经先生《城市计画学》
区域视角下历史文化资源整体保护与利用研究——以皖南地区为例
泉州的牌坊布局与城市景观的意义
明清上海地区市镇信仰与市镇空间发展关系初探
第五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新时期推进城乡规划改革创新的若干思考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国家空间治理的战略性思考
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组织特征与规划取向探讨 ——基于企业联系的实证研究
宜居环境建设的省域规划探索——以福建省为例
城市总体布局规划实施过程中的政策分析框架——以上海外环绿带为例
基于空间聚类分析的杭州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分布特征研究
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创意社区规划:基于创意阶层和居民空间需求研究
以培育知识创新区为导向的城市更新策略——对杨浦建设“知识创新区”的规划思考
活动视角下建成环境对广州居民通勤效率的影响
“职住平衡”视角下新就业人员的职住空间平衡关系及其内在影响因素——以南京市主城区为例
“群体智慧”引入历史地段规划的进展
新时期历史城区整体性保护的探索——以宁波为例
基于历史城区视角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新常态”
西藏城镇传统空间的形态特征及类型研究
另一种“中西合璧”——格罗皮乌斯主持下的华东联合基督教大学校园规划
走进社区,规划师准备好了吗? ——社区发展与规划变革学术笔谈会
城市规划中的社会公正议题——社会与空间视角下的若干规划思考
我国城市地理学与城市规划近半个世纪的协同发展与未来展望
建设强度分区决策支持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控规调整的评价研究——基于调整结果和决策过程的评价
城市规划视角下的战术城市主义研究
基于城市治理的中国城市战略规划解析与转型
资本、权力与空间的生产——珠三角战略地区发展路径及展望
网络空间与创新驱动视角下杭州转型发展的空间趋势特征及规划战略应对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传统开发区社会化转型的理念、内涵与路径
产城融合研究:回顾与新探
基于气象和GIS技术的北京中心城区通风廊道构建初探
超越城市行政边界的都市经济区划分:先发国家实践及启示
人居型世界遗产保护规划探索——以平遥古城为例
武汉“多规合一” 20年的探索与实践
新时期大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与开发研究——以常州市为例
第13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6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 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授予董鉴泓教授“终身成就奖”颁奖 隆重举行
“人居三”对城市规划学科的未来发展指向
中国城乡统筹规划的宏观分析——城乡均衡发展的挑战和村镇开发转移的机会
论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及我国先发地区的政策选择——对苏州城乡一体化实践的研究
制度变迁视角下我国城市设计实施的理论路径、现行问题与应然框架
城市规划评价的类型与基本范畴:文献评述及相关思考
老年视角下 社区服务设施布局适宜性研究——基于步行指数的方法
武汉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机理及引导策略研究
上海城市生活中心体系的识别与评估
国外城市空间公共性评价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国外城市空间公共性评价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厦门城市景观风貌塑造的规划管控方法研究
城市特色街区的内涵及规划策略——以芜湖市为例
特色活力区建设——城市更新的一个重要策略
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历程、方法与实践——基于中法经验的比较
“如何实现规划编制与实施的衔接统筹”学术笔谈会(二)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型城镇化
战略引领与刚性管控:新时期城市总体规划成果体系创新——上海2040总体规划成果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关于上海构建“两规融合、多规合一”空间规划体系的思考
上海2040:以规划组织编制方式转型探索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广州城市总体规划的演变与思考
关于规划与复杂性的反思
上海中心城区的职住空间匹配及其演化特征研究
基于绿色发展的城市发展质量评价研究——以江苏为例
杭州特色小镇群体特征研究
特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演化机制与对策的实例剖析——以上海为例
近代上海城市公共娱乐空间结构演化过程及其规律研究(1843-1949)
宗族化乡村社会结构的空间表征:潮汕地区传统聚落空间的解读
历史街区保护研究评述、技术方法与关键问题
第一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成功举办
全球化2.0时期的城市发展 ——2008年后西方城市的转型及对中国城市的影响
论城乡规划学学科生命力
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发展机制 ——政府推动城市发展的新加坡经验
启动科技支撑,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区域规划和城市土地节约利用”科技支撑项目研究综述
哈尔滨2030预规划低碳导向方案调整研究
史学流变下的中国园林史研究
大棋局: 厦门空间战略的区域视角
1843年以来黄浦江滨水空间 变迁与产业发展机制的关系——基于城市滨水空间的双重组织机制研究
我国大规模新城区开发及其影响研究
由“产城互促”到“产城融合” ——深圳市产业布局规划的思路与方法
面向低碳交通的城市空间结构:理论、模式与案例
知识与生态关联视角下的城市空间演化发展
城市空间结构的环境绩效:进展与思考
基于规划决策的多尺度城市绿地空间分析
城市交通方式竞争态势及来自生态学的理论启示
公共自行车系统影响下居民出行的变化与机制研究——以上海闵行区为例
从城市公共空间与建筑的耦合关系论城市公共空间的动态发展
基于室外风环境与 热舒适度的城市设计改进策略——以北京西单商业街为例
城市更新的“进行性”规划方法研究
提篮桥街区中以联合城市设计教学体验
历史文化名城制度30年背景下城市文化遗产管理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研究
论城乡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利关系及制度建设
城市危机:特征、影响变量及表现剖析——基于生态环境危机的视角
基于村庄集体土地开发的农村城市化模式研究——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中部欠发达地区城镇化特征、机制及若干探讨——基于安徽省三个地级市的案例研究
开发区导向的中国特色“边缘城市”的发展
溯本逐源:控制性详细规划基本问题探讨——转型期控规改革的前提性思考
低生活成本住区商业服务设施配置实证分析与探讨——基于对深圳市上下沙村的调研
决策效能指向的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改革
城市空间对洪涝灾害的影响、风险评估及减灾应对策略——以日本东京为例
城市总体规划层面中小运量新交通系统的规划思路及策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轨道交通站地区宜步行环境及影响因素分析——上海市12个生活住区的实证研究
美国规划教育发展历程回顾及对中国规划教育的思考
宫殿主导还是宗庙主导——三代、秦、汉都城庙、宫布局研究
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系统架构与实施路径
城乡统筹发展:城市整体规划与乡村自治发展
城乡统筹规划实施的二元土地困境:基于产权创新的破解之道
城乡统筹规划: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
论基于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
论中国独特的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的国际现象观察——兼论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及思考
“新区域主义”下城镇空间发展的规划协调机制——基于皖江城市带和济南都市圈的探讨
行动规划·制度设计·政策支持——深圳近10年城市规划实施历程剖析
全球创新型城市的基本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基于控规层面下的CBD地下空间开发控制探讨——以上海虹桥商务核心区一期为例
论地下空间的城市空间属性及本质意义
基于地理信息建模的规划设计方法探索——以城市总体规划设计为例
范型转变临界点下的“三线城市”建设规划实践
西方城市规划评估的研究述评
国外城市史与城市规划史比较研究:异同与交叉
“人口流动” 视角的城镇化及政策议题
我国城市人口城镇化与 土地城镇化失调特征及差异研究
“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
可持续性导向的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标准体系研究* ——基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实施有效性的分析
从GDP到HDI:低碳发展研究剖析与展望
可持续城市理论的概念模型 辨析:基于“目标定位-运行 机制”的分析框架
从日、韩低碳型生态城市探讨相关生态城规划实践
城镇建成区概念与界定方法体系研究 ——以浙江德清市武康镇为例
特大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交通绩效检验——上海案例研究
上海市属创意产业园区的 发展历程与总体空间分布特征
大型商业中心开发的空间影响分析 ——以上海五角场地区为例
公共空间视角下的 社区规划实施评价——基于上海曹杨新村的实证研究
重启内生发展道路:乡镇企业在苏南小城镇发展演化中的作用与机制再思考
特大城市地区外围城镇规划研究 ——以京东地区为例
“苏联规划”在中国: 历史回溯与启示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规划
“中等收入陷阱”之“惑”与城镇化战略新思维
智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基本理论探讨
产权制度视角下的划拨工业用地更新:以上海市虹口区为例
半城市化地区的工业化与土地利用:基于我国三大区域三个百强县/区的分析
城市规划中的公共利益探讨——以玉树灾后重建中的“公摊”问题为例
公共健康与城乡规划——健康影响评估及城乡规划健康影响评估工具探讨
大城市老年人的空间分布模式与发展趋势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为例
从技术创新到制度创新: 河源、云浮、广州“三规合一”实践与思考
情景规划方法的理论探源、行动框架及其应用意义——探索超越“工具理性”的战略规划决策平台
基于多元利益主体诉求的情景规划——以酒(泉)-嘉(峪关)区域一体化空间布局为例
城市化中后期城市中心的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 ——以常州旧城中心区为例
武汉市历史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规划实践探索
对内城住区更新中参与主体生产关系转变的透视——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
基于眺望评价模型的城市整体景观形象研究——以香港为例
基于日常服务设施步行者使用特征的社区可步行性评价研究——以上海市江浦路街道为例
新型城镇化座谈会发言摘要
思考与转型
对当前“重建古城”风潮的解读与建言
避免城市规划过度标准化
论城市转型的三大主题:科学、文明与生态
城乡统筹发展规划中的 土地经济租金、“乡乡差别”与社会公平
城镇化质量的 指数型评价体系研究——基于浙江省的实证
京津冀城市群的功能联系及其复杂网络演化
扩展领域中的城市设计与理论
上海市空间扩展与公路网规划的协调性研究
城市通勤时耗的空间结构影响因素——基于文献的研究与启示
城市规划在产业空间移位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以伦敦、汉堡、鲁尔区和维也纳为例
国外应用城市模型发展回顾与新型空间政策模型综述
武汉重点功能区规划编制与实施一体化模式研究——以武汉二七商务功能区为例
结合棕地治理与改造的规划编制研究——以株洲清水塘老工业区控规为例
绿地资源及评价体系研究与探讨
中国古代都城宗庙设置及其与朝寝关系的变迁简说
《中国城镇化道路、模式与政策》研究报告综述
2000年以来美国城市的经济转型及重新工业化
长三角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市体系比较研究:基于企业关联网络的分析方法
2000-2010年广东区域非均衡发展趋势及思考
基于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法则的武汉2049发展战略
老城中心区的发展演替及动力机制研究——以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地区为例
总体规划实施评价方法的主要问题及其思考
从理想蓝图到动态规划——厦门市30年城市规划实践评析
城市基本生态控制区规划控制方法——以广州市为例
对我国同城化规划实施的思考——以《广佛同城化发展规划》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研究——以中原某市农村地区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研究——以中原某市农村地区为例
空间句法在大尺度城市设计中的运用
大都市多元开放空间对宜居生活的保障 ——德国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国际设计工作营选题与启示
理查德·鲍立克与现代城市规划在中国的传播
“和谐城市”规划理论模型
“城市开发边界”政策与国家的空间治理
探索“新城”的中国化之路——上海市郊新城规划建设的回溯与展望
基于GIS的中国城市群发育格局识别研究
五年计划/规划、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的关系演变
城市通风廊道研究及其规划应用
生态容积率(EAR):高密度环境下城市再开发的能耗评估与减碳方法
城市空间扩展与城市热环境的量化研究——以武汉市东南片区为例
接驳城市轨道交通的社区公交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肌理如何激发城市活力
太原市南华门历史街区肌理的原型、演化与类型识别
商业街的空间与界面特征对步行者停留活动的影响——以上海市南京西路为例
中国古代都城产业空间格局特点及影响机制探微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笔谈
第三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新时期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态势辨析与战略选择
新增建设用地和户籍人口挂钩的政策建议及作用、效果预计
特大城市中心体系空间肌理分异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中心性与控制力:长三角城市网络结构的组织特征及演化 ——企业联系的视角
高铁站点周边地区的发展与规划——基于京沪高铁的实证分析
制度变迁视角下村庄要素整合机制研究——以宜兴市都山村为例
后乡土中国:审视城市时代农村发展的困境与转型
生态文明视阈下水城共生理论框架与评价体系构建及实证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城市增长边界划定——以平顶山新区为例
《欧洲城市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报告解读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的交通安宁化
滨水区城市景观的评价与控制——以杭州西湖东岸城市景观规划为例
具有社会凝聚力导向的住区公共空间特性研究——以上海创智坊和曹杨一村为例
民国市政厅时期汕头的两次都市计划
近现代历史园林遗产价值评价研究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模数制”探析 ——以明代海防卫所聚落为例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笔谈
中国规划改革面临倒逼: 城市发展制度创新的五个机制
欧洲智慧城市的最新实践
弹性城市研究框架综述
空间句法在城市规划中应用的局限性及改善和扩展途径
城市空间规划评估:市场失灵还是规划失灵
新型城镇化实施路径成本探析——以江阴市为例
1990年后发达国家都市区空间演化特征及动力机制研究
我国大都市区就业次中心的形成机制——上海研究及与北京比较
基于居民活动数据的城市空间功能组织再探究——以南京市为例
中心与腹地的辩证:基于企业联系的苏州、宁波区域空间关系比较研究
大连高铁站建设对周边地区发展的跨尺度、多要素影响探析
关于重构城市道路分类体系的探讨
中美土地利用分区管制的比较分析及其启示
控制性详细规划灵活性策略研究——新加坡“白地”经验及启示
公共设施选址的邻避效应及其公众参与模式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为例
第11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4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 和“第2届金经昌中国城乡规划研究生论文竞赛”颁奖仪式 隆重举行
中国城市一体化地区形成机制、空间组织模式与格局
特大城市郊区“半城镇化”的悖论解释及应对策略——对上海市郊的初步研究
产业链作用下的小微产业村镇“产、城关联”用地模式探讨——以福建省茶叶加工产业村镇为例
苏南乡村人地空间组织与模式探究——以产权关系为视角
老龄化背景下特大城市养老设施规划策略探索——以上海市为例
大城市居民通勤行为的健康效应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大模型:城市和区域研究的新范式
基于手机数据识别上海中心城的城市空间结构
特大城市近域空间发展特征与模式研究——基于上海、武汉的探讨
基于弹性思维的生态敏感地区新城发展研究——以武汉市花山生态新城为例
我国“三规合一”的理论实践与推进“多规融合”的政策建议
容积率制度在城市创新建设中的应用——解读东京城市成长战略
《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综述分析和规范建议
从管理走向治理——论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政府职能
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城市体系的关联分析
空间规划的博弈分析
智力城镇化还是体力城镇化 ——对中国城镇化的战略思考
社会冲突理论视角下的规划变革
乡镇在城乡统筹发展规划中的地位和功能:基于案例的分析
上海田子坊地区更新机制研究
低收入社区的规划协作机制研究——以广州市同德街规划为例
发展视角下的乡村遗产保护路径探讨——侗族村寨田野工作案例
北京绿隔乡村土地利用演变及其保留村庄的评估与管控研究 ——以崔各庄乡为例
基于价值提升的严寒地区村镇庭院优化策略
城市水系统弹性研究进展
区域弹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
城市增长边界实施评估: 分析框架及其在北京的应用
“大邑”的营造——先秦、秦及西汉都城规模与组织初论
近现代西安城市工业格局演变的历史研究(1869-1978)
技术与理论的移植——外国专家在香港的殖民主义城市规划实践(1841-1997)
“城市设计与实践”座谈会发言摘要
“大数据热背后的冷思考”学术笔谈会
基于城市建设状况的总体规划实施评价及其方法
从“多规合一”到空间规划体系重构
从“三旧改造”到城市更新——广州市成立城市更新局之思考
基于生态网络规划的生态红线划定研究——以安徽省宣城市南漪湖地区为例
基于行为特征的住区模式与低碳效应关系研究——以上海曹杨新村为例
收缩城市研究综述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上海市不同等级商业中心商圈的比较——以南京东路、五角场、鞍山路为例
基于时空间行为的城市生活圈规划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公共交通智能卡数据的城市研究综述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空间重塑研究
重塑上海交通的路径选择与发展策略——公共交通优先导向下的城市客运交通发展策略研究
上海市以功能布局优化带动空间布局优化的研究——从产业空间分布的视角
乡村治理视角下半城镇化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基于珠三角、苏南、温州的比较研究
城乡统筹视角下都市边缘区的农民、农地与村庄
协调多产权主体利益的改造更新规划实践——以上海市虹桥商务区东片区开发规划为例
中国古代“聚合型”都城的演变与退隐
第四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包容性语境下的规划价值重塑及学科转型
再议上海市中心城区公共绿地分布的社会绩效评价:从社会公平到社会正义
基于绩效的总体规划实施评价及其方法
杭州城市开发边界划定与实施研究
论人口流动影响下的城镇体系发展与治理策略
基于韧性城市理论的灾害防治研究回顾与展望
广州地区街道微气候模拟及改善策略研究
综合因素影响下的建筑退让道路红线间距控制——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高铁站点地区空间开发特征研究——基于京沪高铁沿线案例的实证分析
基于城市复兴的古城更新——连云港海州古城城市设计
城市设计与城市更新:英国经验及其对中国的镜鉴
意大利历史城镇保护思想的演变与启示
生态文明背景下城市古树名木保护规划方法及实施机制的思考——以上海的实践为例
历史城市的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南海神庙、老住宅和扬州的私家小园
“如何实现规划编制与实施的衔接统筹”学术笔谈会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型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特征与国家城镇体系构建
城市边缘区绿色空间精明规划研究——核心议题、概念框架和策略探讨
基于公交可达性绩效的武汉市空间战略实施评估
跨行政区协调发展规划编制的实践与思考——以新疆“奎-独-乌”地区规划为例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规划评估思路与方法探讨
上海中心城区商业中心空间特征研究
我国城市规划计量方法应用综述和总体框架构建
路网规划关键指标对开发强度的影响作用分析——以国内外24个CBD为例
意识与能力:城市建设的限度
项目导向还是系统导向:关于城市设计内涵的解析
城市设计教育体系的分析和建议——以美国高校的城市设计教育体系和核心课程为借鉴
基于居民行为需求特征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对策研究
小城镇之路在何方?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小城镇发展学术笔谈会
超大城市总体规划的转型与变革——上海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实践探索
上海市城市空间格局优化的战略思考
城市居民空间活动研究中大数据与复杂性理论的融合
城市开发边界的“划”与“用”——我国14个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试点进展分析与思考
作为人居形式的传统村落及其整体性保护
跨越类型,为城市的复杂性而设计
上海总体城市设计中的城市高度秩序研究
基于总体城市设计的密度分区:方法体系与控制框架
大数据支持下的城市设计实践——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公共活动空间网络规划
村民自治下的传统村庄规划管理——以曹家村灾后重建为例
大型保障房社区公共设施供给机制优化研究
英租界殖民路径与九国租界竞争性拼贴——以天津英租界(1860-1943)规划为重点
国家模式建构与地方差异——京沪两地1950年代规划编制的苏联影响之比较
第八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暨“2011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隆重举行
为市场经济下的城乡用地规划和管理提供有效工具——新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导引
城市增长模式与经济学理论
特大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基于城市经济模型的理论探讨
2010年上海世博会参观人流模拟的后评估
中国特大城市的多中心空间战略——以上海市为例
半城市化: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两类异化现象研究
内生型城市营销推动下的城市尺度跃迁——基于盱眙的实证研究
基于元数据的城市规划信息管理新方法探索——走向规划信息的全面管理
劳动力回流:小城镇发展的新动力
科学转型视角下的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建设元思考
英国城市规划专业本科课程设置及对中国的启示——以六所大学为例
由多样走向规范——北美城市规划理论教学趋势分析
由多样走向规范——北美城市规划理论教学趋势分析
瑞典哈默比湖城与无锡中瑞低碳生态城规划设计和管理实施比较
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中几个问题的透视与解析
改革开放后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回顾与展望
重庆城市新区规划编制与管理的实践探索
浙江省新型城市化背景下城乡规划编制的探索与实践
平遥古城形态研究:西方视野中的探索、分析与发现
中国城市空间组织与规划转型的单位视角
“钻石结构”——试论国家空间战略演进
城市群与城镇链先后辩
转型环境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转型
北宋东京的街市空间界面探析 ——以《清明上河图》为例
紧凑城市的系统检讨
高速公路建设对长三角城市势力圈的影响分析——城镇势力圈(网络)分析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轨道交通对大都市区外围地区规划开发策略的影响——外围地区TOD模式的实证研究
生态导向下城市边缘区规划研究
长三角开发区再开发模式探讨
近20年长三角跨国公司投资的演化特征及其城镇化进程
大城市进城农民的就业空间结构探析——以南京主城区为实证
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基础数据指标体系研究
西南地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评价体系研究
基于现代治理理念的城市更新规划策略探析——以襄阳古城周边地区更新规划为例
城乡统筹视野下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的重构——南京的探索与实践
武汉市城市建设用地强度管控实证研究与动态优化
对陆家嘴中心区城市空间演变趋势的若干思考
武汉都市发展区簇群式空间成长过程、机理及规律研究
轨道交通沿线地区规划技术思路——以福州市1号线(北标段)沿线规划调整为例
欠发达山区县域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探讨 ——以湖北省为例
皖江城市(带)发展和演进的机制研究 ——基于历史视角
大城市外来农民工通勤与职住关系研究——基于北京的问卷调查
社会转型背景中珠三角村庄规划再思考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规划研究 ——以山东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为例
基于参与主体成熟度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式选择
城市建设用地集约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的视角
引入控规导则控制手段的城市风貌规划新探索——基于富拉尔基区风貌规划的实践
游客真实性感知与文化遗产资源 持续利用策略研究
历史街区商业化动力机制分析及规划引导
“城市设计与实践”座谈会发言摘要
“一带一路”战略的空间响应
城市群规划多规协同状态分析与路径研究
引力和网络:长三角创新城市群落的空间组织特征分析
上海市人口发展的趋势、困境及调控策略
上海市中心城区公共绿地分布的社会绩效评价:从地域公平到社会公平
产业融合视角下城市工业集聚区的空间转型机制——基于上海市的三个案例分析
政策导向下的当代村庄空间形态演变——无锡市乡村田野调查报告
论乡村规划中的村民意愿
珠江三角洲村镇混杂区空间治理的政策思考
综合型养老社区功能空间模式及指标体系研究
特大城市老年人出行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以上海市中心城为例
上海黄浦江两岸再开发地区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再生
城市更新中地方文化资本的激活——以山东省滕州市接官巷历史街区更新改造规划为例
全球城市2030产业规划导向、发展举措及对上海的战略启示
历史城区微循环路网分层规划方法研究
国际大都市区最新综合交通规划远景、目标、对策比较研究
基于通用设计思考的深圳市无障碍交通体系规划探索
中国城市化发展态势分析与制度创新
2006-2011年间《城市规划学刊》 的统计及分析
湖北省城镇化发展政策实施评估研究
消费视角下的居住区商业服务设施配建体系研究——以上海市曲阳新村为例
城市背景下的知识溢出研究述评
基于多元利益的当代苏州市边缘区空间结构演化
我国城市蔓延研究进展与思考
非集中建设区规划及实施模式探索
土地使用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广佛市民地铁跨城活动的空间分析
提高城市轨道交通效能的规划对策与建议
我国“城市病”的体制性成因与对策研究
上海市郊区居民商业设施使用特征及规划应对——以莘庄地区为例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布局思考
近30年来新疆城镇发展的格局与过程研究
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编制与评估的美国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城市总体规划实践中的悖论及对策探讨
再论江南水乡古镇的保护与合理发展
华东地区历史文化村镇的特征及保护规划研究
国际城市规划史学会历届年会评析及启示
大寨的建设历程及新农村规划
对《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2002)中居住小区理论概念的再审视与调整
香港城市化初期的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841-1904年)
制度情境下的总体规划演变
关于城市群研究的几个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否导致了更大的城市——世界与中国的实证分析
城市中心体系发展的理论框架探索
新时期的“小城镇、大战略”——试论人口高输出地区的小城镇发展机制
走向多维弹性:深圳市弹性规划演进脉络研究
“两型社会”城乡规划 指标体系整体框架研究
“多规整合”研究进展与评述
土地与中国快速发展
《湖北省城镇体系规划》实施评估研究
当前城市建设中的关键问题——土地财政
上海城市交通政策的顶层设计思考
艾伯克隆比与香港战后城市规划
周“礼制”与《考工记·匠人营国》对早期都城形态的影响
上海市郊区空间规划与轨道交通规划的协调性研究
“天人长安,创意自然”——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场址规划思想探源
西方规划理论与中国规划实践之间的隔阂——以公众参与和社区规划为例
20世纪规划理论指导下的21世纪城市建设——关于“第三代规划理论”的讨论
世界城市研究的转型、反思与上海建设世界城市的探讨
高速交通网络构建下的城镇空间结构发展趋势——从“中心节点”到“门户节点”
城市空间增长的低碳化路径
低碳生态城规划指标及实施途径
国家经开区与高新区的政策渊源探究及反思
城市可持续性的定量评估:方法比较与实践检讨
转型经济中的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特征和形成机制研究
关于多中心大城市住房发展的空间绩效——对重庆市的研究与延伸讨论
分权化过程对都市区空间结构和规划的影响——基于两种分权模式的考察
消费时代城市公共空间的特点及其理论批判
中国城镇化的科学理性支撑关键*——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城镇化与村镇建设动态监测关键技术》综述
城市低碳竞争力理论与发展模式研究
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从规划理念到实践的低碳城市与复合社区 ——以上海市南桥新城为例
对“非城市建设用地”及其规划管控问题的若干探讨
转型期珠三角中小城镇产业发展态势及规划对策研究
厦门市旧城改造(1980-2010年)实证研究
交通方式竞争:试论我国大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以南京市为例
高速铁路对沿线地区城市腹地的影响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
轨道交通发展对城市景观影响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中国城市自行车交通政策的演变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机动性与社会排斥
城市边缘区研究综述
上海和芝加哥中心城区的邻里再开发模式及规划——基于两个案例的比较
深圳CBD中轴线公共空间规划的特征与实施
21世纪初中国城市设计发展再探
多空间尺度背景下的城市规划——“51届美国规划院校年会”综述
南京明城墙周边开放空间形态研究(1930-2008年)
明清江南民间信仰与市镇空间结构
2000年以来日本行政管理与规划体系修正的评述
城镇化新形势下的城乡(人口)划分标准讨论
我国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中的若干特征与趋势——基于皖北案例的初步探讨
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规划问题反思及案例研究——以绍兴袍江新区两湖区域空间发展规划为例
特大城市城乡生态空间规划方法及实施机制思考
生态版图——城市生态承载力研究的新视角
城市规划编制体系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机制:芝加哥和上海的比较
中国城市体系中航空网络与生产性服务业网络的比较
基于客运交通流的长江三角洲功能多中心结构研究
海南发展的战略转型与空间应对——写在“国际旅游岛”建设之初
低碳、 生态、 绿色——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
第十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3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 隆重举行
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城市规划
再论我国大城市化的现实意义、发展目标和应对策略
城镇化与规划体系转型——基于乡村视角的认识
分层城镇化和分区城镇化:模式、动力与发展策略
西藏特色区域城镇化路径模式探讨
草原牧区城镇化空间组织模式:理论与实践——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为例
国际城镇化研究回顾2000-2012——基于SCI/SSCI文献的分析
中国城市老龄化空间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基于“五普”和“六普”人口数据的分析
对规划区划定原则的研究
城乡统筹视角下总体规划中 “规划区”划定方法探讨——以驻马店市为例
多模式城市交通体系与方式间的转换
多维度视角下城市轨道站区空间特征实证剖析 ——以广州市为例
从城市设计到规划控制的演绎——以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为例
保障性住房的双重边缘化陷阱
比较与重构 ——中外典型社区中心空间发展模式的调查研究
生态敏感地区的村庄发展策略与规划研究
国外城市与农业关系的演变及发展历程研究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苏州村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
要素流动环境的重塑与乡村积极复兴——“国际慢城”高淳县大山村的实证
辩驳和城市规划实践的科学理论基础
城市化率50%的拐点迷局 ——典型国家快速城市化阶段发展特征的比较研究
从“发展阴影区”到“发展前沿地带”——论行政区划分隔对阴影区内小城市发展的影响
地方政府企业化主导下的新城空间开发研究——基于常州市武进新城区的实证
“公共性”的没落到复兴 ——与欧洲城市公共空间对照下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
论比例原则在城乡规划实施中的制度意义
我国城市重点发展地区规划建设评估研究——以杭州滨江CBD规划建设评估为例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要素组织架构研究
基于景观都市主义的矿业棕地规划设计理论探讨
基于视觉影响的城市天际线定量分析方法
空间经营的困局——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城市设计解读
基于形态类型的设计控制探讨——以广州旧城居住用地规划控制为例
同济·城市高峰论坛暨 第二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特约访谈:乡村规划与规划教育(二)
当代美国城市化的动力及经验教训
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中国新城空间演变研究
上海大都市区空间范围研究
空间结构导向下城市增长边界划定理念与方法探索 ——基于杭州市的案例研究
中西部大城市近郊区“被动城市化”困境突围
从交通期望线论我国历史城市保护中的新区发展空间结构问题
值域化:绩效视角下的城市新建区开发强度控制思考
城市土地使用相容性比例及影响要素探讨——以深圳市更新地区为例
“图”与“底”——关于城市非建设用地规划的思考
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结果评价框架探索——以上海市某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评价为例
生态城街区尺度研究模型的技术体系构建
村镇公共服务设施的“协同配置”——探索规划方法的改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设施规划研究——以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面向实施的城市风貌规划编制体系与编制方法探索
新旧共生的水乡古镇复兴探索——以杭州塘栖城镇中心区城市设计为例
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大城市发展
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基础数据指标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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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社区,规划师准备好了吗? ——社区发展与规划变革学术笔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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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笔谈
作者  本刊编辑部
摘要  纵观政府文件和中共十八大报告,“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中国”是贯穿中国未来发展的两大主题。新型城镇化成为政府部门和各类咨询机构在构建年度策略中谈论最多的议题。如何通过新型城镇化来带动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又有哪些内涵?“新型城镇化”将为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提供哪些良方?带着这些问题,本刊编辑部和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特邀社会、经济、规划领域的权威专家,共议“新型城镇化”。 李铁(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规划变革不在于形式,在于思路和内容 虽然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已经提出了要开展“多规合一”的规划编制探索,但在我看来,这还只是形式。如果仍然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思路来编制规划,仍然是沿用过去那种地方政府利益主导的规划编制机制,仍然是纵容各种短期行为和概念性思想在规划编制中占据主流地位,那么不管规划编制的形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都是没有实质意义的。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的高速增长期,大约2亿多的农民工和7500万以上的城镇间流动人口在各类城镇就业。所谓城镇化,并不是富人进城,而是农民和流动就业人口进城,他们在城镇内面对着就业、居住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选择。仅从农民工谈起,他们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收入群体,他们到城市来打工,微薄的工资仅仅使得他们只能租住当地的农民住房或者是城里的地下室。在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和推进户籍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虽然要解决他们能够在城市享受与原户籍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但这种公共服务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居住状况和工资水平。因此,对于这些人口在城市中实际承担什么角色,应该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就业、居住空间,按理说,应该是规划不可回避的内容。但从实际情况看,我见到的几乎所有规划,对这类问题基本都没有涉及。 从另一方面看,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有大约2万多个不同规模的城镇,其中有多个人口过千万以上的超大城市,有几十个4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也有上百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更有上万个中小城市。这些城市在人口高速城镇化进程中,资源如何配置,产业在空间上如何变化,人口如何流动,以及基础设施的供给水平如何确定等,都需要我们根据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产业特点、地域条件、发展水平,提出规划编制的合理预期,特别是在市场化进程中,需要我们根据经济规律,判断这些城市要素会发生什么样的空间变化。但是,我所看到的大部分规划,基本都是既定的模式,大一统的编制思路,以及明显的政府利益导向,更为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普遍追求高大上,而严重忽视了发展现状。 中央政府提出的城镇化发展路径,我想两个关键词最重要:一是以人为本,二是可持续发展。所谓以人为本,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如何以农民进城为本,如何解决大规模农民工和外来人口在城镇中的角色定位,如何合理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适度的居住空间,如何提供与他们的收入、教育相匹配的公共服务资源。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如何更高效地利用土地以及各类资源,实现低碳、绿色的城市发展。由此而引发的更深入的讨论就是如何在这两个要点上实现更加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化在规划中意味着什么?就是要改变传统的规划思路,一些原来的规划内容,要逐步退出规划编制体系,让步于可变的市场空间;就是要明确,哪些是政府必须要做的,哪些我们无法判断的,哪些是不受所谓精英思维方式所主导的,哪些更符合长远的公共利益。 具体来说,可能有几个问题在规划中我们无法回避,而且也是我们在规划研究中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从以人为本出发,如何来分析城市的人口结构和未来的变动趋势?关于人口的分析方法,既要涉及经济学也要涉及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简单地拍脑袋就可以决定的。关于人口结构的分析一定要涉及城镇公共服务资源供给的差别化和多样性,因为人口是有差别的,特别是对于外来人口较多的城市要有不同的应对思路。从可持续发展出发,研究城市的规划,就一定要研究城市政府资源配置的合理性问题,要站在城市运营的角度,使得基础设施供给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使用水平上,而不至于产生浪费。针对当前的一些政府盲目决策,大搞形象、政绩工程,大建不计成本的新区和道路等,如何进行城市资源配置的经济学分析,在未来的城市规划中将显得十分重要。 新型城镇化框架下的规划变革,需要我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城市,需要遵循普遍的城市发展规律,而规律本身的发现就需要借鉴国际经验,但经验借鉴一定是在同一个发展阶段的借鉴,而不是跨越式的借鉴。规划变革当然也会涉及到体制变革,需要建立对地方政府短期行为的利益约束机制。规划变革,实现从形式到内容的统一,虽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探索,也需要逐步转换观念,更需要打破各种利益结构的制约。所以说,规划变革,重要的在于内容和实质,而不是简单的形式。 毛其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 对我国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的两点认识 近来,世人对城镇化议论纷纷、炙手可热,也引人思考。 如2012年全国城镇人口71182万人,但其中户籍非农业人口仅47971万人,其余23211万为户籍农业人口。这使得《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在述及城镇化水平时,出现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2.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35.3%这样两种表达方式,以及规划到2020年的城镇化水平为常住人口60%和户籍人口45%左右的目标。这也预示,到2020年,中国城镇中仍将有两亿人以上的常住户籍农业人口。 感谢《学刊》笔谈会的机会,仅从城乡规划专业的角度,谈两点不成熟的认识。 一、城镇化是国家的一个宏大战略 2012年末,中国已有657个设市城市,其行政辖区达498万km2,占国土面积的52%;这些城市的户籍人口共127250万人,为当年大陆总人口的94%。由此推理,今天所说的全部设市城市,就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主体,而其中的每一个城市,事实上都是一个“城乡混合体”。 中央政府相继提出:中国的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本、公平共享的城镇化;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是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 当前,社会各界对城镇化的讨论,已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学术定义,也不再固守于城乡规划建设领域。进一步的认识是:中国的城镇化,将着眼于城乡一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的城镇化,将以十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为目标。简言之,经过多年酝酿和准备,城镇化已经成为国家的一个宏大战略。 二、城乡规划要随着城镇化进程与时俱进 自19世纪起,参与大规模城镇建设的工程师、建筑师、管理者,以及从事城市研究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等,都曾面对与时代相伴随的城镇化问题。早期认识多视其为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和工业化的结果,多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而现代城乡规划从诞生之日起,就以问题为导向,直面发展中的矛盾。城乡规划所关注的问题如: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土地开发与空间调整,综合规划与区划法规,基础设施与交通系统,城市设计与历史遗产,住房规划与社区发展,城市更新与经济振兴,弱势群体与少数族裔地区,等等,都是今日城镇化进程中的焦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所称之城乡规划,包括了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狭义的城乡规划空间范围,应覆盖全国所有的城镇村及工矿地区,总面积约30万km2。规划的主要任务包括:协调城乡空间布局,科学制定与实施规划,严格管理规划区内的建设活动,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面对国家促进经济转型与社会和谐的宏大战略,城镇化的空间领域应远远超出城市建成区或市辖行政区的范围;城镇化规划应在人居环境科学理论指导下,涵盖所有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场所,建构出一种全新的人居空间体系。 城乡规划要适应时代的需求,随着城镇化进程与时俱进,要将区域发展明确纳入规划的视野。在保持城乡规划地方性和物质环境建设等特点的前提下,要加强对规划的战略研究,要依法制定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将其与全国的经济社会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镇化规划,以及全国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综合交通规划、能源规划、信息化规划、社会性基础设施规划等相互衔接。有条件的地区应积极探索经济社会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资源环境规划等的“多规合一”,争取早日进入“一个城市、一本规划、一张蓝图”的发展新阶段。 包亚明(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室主任) 谁应该是新型城镇化的获益者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充满信心,他认为下一个十年的中国经济如果继续高速增长的话,城镇化将是重要因素。城镇化将为中国提供可持续动力,城镇化不仅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中国社会转型和进步的契机。斯宾塞同样强调城乡规划在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应该妥善规划城市空间,注重城市生活质量;应该制定规章制度确保城市建筑达到节能要求;公共交通系统等基础设施也要有好的规划和投资。斯宾塞在看到新型城镇化的巨大潜力的同时,特别指出城镇化不应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过程,而应把它作为支持经济结构变革的一种力量,城镇化需要有其他结构调整和政策变革的配套。归根到底,新型城镇化应该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中国30多年来的城市化进程弊病是有目共睹的,“造城化”、“房地产化”、“摊大饼”等等的结果是,土地的城镇化率远远高于人口的城镇化率。城镇化变成了主要吸收农民来打工,而不是来定居,数亿农民工,每年像候鸟一样到处迁徙、漂流,农业转移人口并没有获得城镇居民的户籍以及对应的福利。 与以往的城市化一样,新型城镇化同样包含了一个核心问题:城镇化到底让谁受益?如果说“城镇化”像是一场博弈:一方是凭借强大资本实力“觊觎”廉价土地已久的“利益阶层”,另一方,则是想通过“土地换身份”来实现城市梦的农民们。那么这场博弈应该是尽可能的公平和公正。博弈的两端其实分量大不相同,一端只是经济利益的考量,是想以最小的代价交换最大的成果;而另一端则要沉重得多,是想以仅有的维系性命的土地要素,来交换未来全部的新生活。 从以往的实践来看,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并不如意。以往的城镇化其实是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喜欢的城镇化。失地农民的补偿是否足够,往往成为争论或冲突的焦点,部分农民在失地的同时也失业了,土地出售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原始积累的机会,他们在“被城镇化”的过程,被迫承担了城镇化过程中的生活、住房等巨大的成本。斯宾塞同样看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的挑战在于,如何让城镇化进程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与城镇化的推进相并行的,必须有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的引擎。 把土地的增值收益还给农民,让农民有资本融入城市,让农民也能加入城镇化的获益群体,这也许是任重而道远的系统工程。城镇化并不仅仅意味着给农民以城镇户口,更重要的是给农民生存的空间和权利。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这意味着包括农民在内的民众都应该有选择自己想走的路的机会,政府和社会组织应该协力增强民众的选择能力,增强民众在市场中的获利能力。把更多资源配置给民众,同时也意味着政府应该淡化过强的职能和过度的干预,政府应该更多地考虑减少冗员、节省行政费用、压缩不必要的投资项目,真正让市场发挥优化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功能。 从以物为本的城镇化走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城镇化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势在必行,这应该意味着尊重经济规律,不盲目大搞小城镇建设,固定资产投资比以往要更有针对性、选择性,而且受益领域更多地在于消费、社会保障体系。这将加速推动包括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中央和地方财税制度、高考制度、收入分配体制、养老统筹制度、医疗体制、行政管理制度等等方面的改革。新型城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公平共享的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人为造城,只有这样,才能让民众成为真正的获益者,才能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质量。 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规划学的人文转型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已正式发布并开始实施,这个规划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一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以“GDP竞赛”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型城市化”发展模式,二是针对前一段时期以“土地城镇化”为基本特征的“城市大跃进”问题,这就使得当下城市研究的两大显学——城市经济学和城市规划学首当其冲。如何在“提高城镇建设水平”、“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等多重目标约束下做好城市规划,是城市规划学必须认真思考和处理的重点问题。 要想正确认识城市规划学在当下遭遇的矛盾和困惑,找到自身转型发展的战略方向,必须深入研究“新型城镇化”和过去的“旧城市化”的本质区别。这可以从两方面来把握。从世界范围看,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古代城市化和以工业化为主要发展机制的现代城市化,是“旧城市化”的两种典范形态,前者由于城市主要淹没在农业文明的“汪洋大海”中,城市性质不明显,不能满足人们更丰富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求,后者则由于城市发展过度化而深陷城市病中,只提供了“过美好生活”的物质条件,却未能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就新中国而言,前30年我国走的是一条“政治型城市化”道路,近似于古代城市化进程,政治需要是城市建设的唯一需要,以“计划经济”和“户籍制度”为代表,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设置建设,主要不是出于城市化的基本规律和内在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走上了“经济型城市化”道路,与现代城市化进程高度吻合,经济需要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机制,其最突出的问题是“城市大跃进”和“城市文化病”,一方面,现代工业和技术的广泛运用恶性损耗和污染了资源与环境,使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压力已逼近“红线”;另一方面,现代文化和生活方式严重冲击和破坏了传统的文化价值和社会秩序,社会危机、道德危机和心理危机愈演愈烈。由此可知,新中国60年来的这两种模式,都应划归“旧城市化”的范畴。也是城市规划学在反思现实、重新定位、转型发展时应予摈弃的。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最根本的使命是终结“旧城市化”。而最紧迫的任务是如何处理“经济型城市化”的后遗症。这也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从1995年编制第九个五年计划时首次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2005年建设部在全国修编会议上提出建设“宜居城市”,再到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提出“人文城市”,一种不同于政治型城市化、经济型城市化的文化型城市化已经轮廓初现。“人文城市”的目标是“把城市建设成为历史底蕴深厚、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文魅力空间”,这既是对“跑马圈地”和“GDP竞赛”的旧城市化的彻底矫正,也提出了一个关于城市建设的新标准,即城市发展的目的,不是人口增加,也不是财富聚集,而在于是否提供了一种“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生活方式。由此可知,“人文城市”是新型城镇化的“灵魂”和“诗眼”。这是城市规划学在转型发展、传承创新过程中,最应该觉醒的“学科自觉”和最需要明确的“战略方向”。 人文转型的关键可以称为“希腊化”还是“罗马化”。按照芒福德的观点,前者是“美好的生活并不昂贵”,“人们在城邦里形成聚居不是因出生和习惯,而是为了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后者是按照“工厂和市场的规模标准”贪多求大,把“要有最大的博物馆、最大的大学、最大的医院、最大的百货公司、最大的银行、最大的金融集团和公司”看作“大都市成功的标记”。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正是在“罗马化”这个“坏理念”主导下实施的,不仅形成了以数量和规模为导向的评价标准,也现实地制造了一大堆“华而不实”的大都市,这就完全背弃了“城市美好生活”的本质。从城市规划学做起,率先完成从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到以人文学科为基础、从“硬的物质建筑”到“软的文化创意”的转型,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良性的资源配置和制度安排,不仅必要而且十分迫切。 宁越敏(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其GDP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由1978年的第10位跃居到2010年的第2位。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带来了快速城镇化,其人口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增长到2013年的53.73%,年均增加超过1个百分点,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举世罕见。 由于从1980年起在城镇人口中推行独生子女政策,我国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很低,这使中国城镇化率的提升主要是由大量农民进城所致,由此在城市中形成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69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为1.66亿人。但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工不能享受完善的城市公共服务,同时还面临社保缺失、子女教育和就医困难、工资拖欠、劳动条件和居住条件较差等问题,由此形成了典型的半城镇化现象。 在中国城镇化水平超过50%之后,预计未来城镇化速度相对前期将逐步减缓,而优化、提升发展质量成为新时期城镇化的重点。其中,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应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点。这是因为,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根本目的,倡导社会的公平与和谐,使所有人都能共享城镇化的成果。 促进社会融合历来认为重点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户籍制度的改革是保障全体人民公平享受发展成果的重要前提。为此,《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要按城区人口规模实施差别化的户籍制度改革,即全面放开小城镇的落户限制,有序或合理放开大城市的落户限制,对城区人口5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则提出要严格控制人口规模。但一些调查显示,相当多的农民并不愿把户口迁移到城市。究其原因,一是农村户口虽然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但可以拥有承包地、宅基地以及享受生育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中的很多就业不稳定,加上我国不同规模城市间的服务设施水平差异较大,这使农民对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及生育优惠政策以换取中小城市户口普遍兴趣不大。 因此,户籍制度的改革可能需要换另一种思路,即重点放在破除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居民不同公共服务待遇的差别上,这比让农民工在城市中落户但仍然实施有差别的社会保障更重要。在过去几年中,全国已广泛推进“新农合”、“新农保”。今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一举措对促进行政区内的城乡统筹具有重要意义,但对跨市、跨省流动人口来说仍然面临不能参加流入地养老保险的问题。更由于行政区经济以及区域发展差异的影响,各地基本养老保险以及其他社会保障的水平差异较大。因此,需要中央政府统筹协调,建立和完善国民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例如,在医疗保障方面,应当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使该项公共服务能够逐步覆盖全体国民。同时需要建立全国联网的医保国民账户,使参与医保的农民工在自己的医保跨省转移时,企业为职工缴纳的部分随之转移。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方面,要增加中央政府的支付比例,提高农村养老水平。在教育方面,中央政府历来对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当大量中西部农村人口进入沿海地区,其子女在沿海地区就学有困难时,涉及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的对象和方法应有所转变和创新。 促进社会融合还需关注农村发展。农村的不发达是导致大量外来人口流入城市的重要根源,是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的重要诱因,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是解决城市社会融合问题的重要途径。加快农村经济发展,需要推进城乡统筹,“三化”协调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提高农民收入,切实改善农民生活。同时在推进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应当尊重农民意愿,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农民被城镇化。 石忆邵(同济大学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是推进集约型城市规划和建设 集约型城市是指在现代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全面发展的进程中,力争以最少的资源和能源消耗、最低的空间占用、最小的生态环境负荷,取得令人满意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等综合效益,实现资源节约型、空间紧凑型、环境友好型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换言之,集约型城市主要着眼于有效的空间利用和整体的时间管理的统一、最少的资源消耗和最低的环境负荷的统一。树立并坚持集约型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理念,既是西方发达国家对步入汽车社会和住宅郊区化之后所导致的城市资源高消耗和建设低效率反思的产物,又是自然资源紧缺和人们环境意识增强的客观要求。与此同时,集约、智能、绿色、低碳正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城市可持续发展追求的主要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迅猛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城市功能逐步提升,但与此同时,城市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资源等消耗量迅速增长,资源供求矛盾日趋尖锐,碳排放量持续增加,城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环境恶化、地面沉降、疾病流行等 “城市病”呈现加剧和蔓延趋势,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不仅增大了城市的生态安全风险,而且严重制约着城市效率的提升,部分城市单位建设用地面积所承载的人口总量、就业人口数量、产出效益等均出现下降态势,亟需向集约型城市发展方式转型。 日本学者山村能郎认为:集约型城市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城市居民以公共交通和徒步、骑自行车为主要出行方式:二是沿交通轴带开发建设而形成的高密度土地利用;三是促进城市中心居住,控制城市用地的扩散,保护郊外环境。 对照上述三个特点,以上海大都市为例,可知当前的城市发展模式存在如下主要问题:①公共交通尚未成为城市居民的主要出行方式。据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调查统计,2009年上海市中心城区公共交通出行比例为34.6%,2012年达到49.9%,虽然有了一定的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的国际大都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②制造业郊区化与郊区轨道交通建设在时序上严重脱节,未能很好地形成沿交通轴带的集约型土地开发利用格局;③郊区工业化与郊区新城建设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分隔发展,未能有效形成产业和城镇在时间上的协同发展和空间上的融合发展格局,大大降低了两者的时空协同发展绩效;④住宅郊区化与就业中心化逆向错位发展,导致通勤现象加剧,既浪费了时间和空间资源,又增加了能源的消耗和CO2的排放量。凡此种种,均表明仍不能适应集约型城市的发展要求。 为了尽量减少城市向郊外无序蔓延扩张带来的城市开发、维护和管理成本的上升,日本政府于2009年将集约型城市的理念引入到城市政策之中,企望通过城市结构的转换、空间的管理和集约,集中居住、集中配置城市功能设施和公共服务,为居民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和交流空间,从而提高城市整体的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以基础设施配备为中心的行政成本。 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上海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以建设全球城市为总体目标定位,聚焦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城市魅力、优化城市空间四大领域,着力实现价值取向、发展模式、管理方式、规划内涵的四大转变,显示了上海城市发展的新视野、新高度和新境界。在目前资源约束和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的背景下,推进上海集约型城市规划和建设已是势所必然。 一是要积极推广公共交通出行。在逐步改善公共交通的便利性和提高居民公共交通出行比例的同时,通过城市结构优化控制车行距离,从而缩减城市整体能源消耗和CO2排放量。 二是要协同推进土地利用规划和交通发展规划的联动实施。集约型城市政策的重点是通过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设施建设规划和城市交通发展规划的配套来谋求城市结构的改善。要在中心城区的产业转型、功能转型和空间转型过程中,实施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效益联动优化策略;要在促进中心城区利用公共交通的同时,相应调整土地利用计划,譬如:缩减市中心的停车场;创造更多的步行空间等。 三是要构建据点加网络型的城市空间结构体系。引导人口、产业和各类公共设施和商业服务设施在中心地及沿交通轴带建设和布局,推进城镇据点及交通干线网周边住宅和城市设施的集约化,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资源和能源消耗少、土地空间占用低、环境负荷小、产出效率高的集约型示范城市。 诸大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新型城镇化的“加减乘除”和“四个挂钩” 如果说过去30年的经济高增长是中国给世界带来的一个惊奇,可以预料未来20-30年的中国新型城镇化会给世界带来新的惊奇。到2030-2045年左右,中国将会有大约10亿左右的城市人口,出现3-5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巨型城市区域,出现不下10个人口超过千万的巨型城市,出现世界上最长的高铁网络体系。从新型城镇化要解决的人、地、钱、治理四个主要问题来看,可以用“加减乘除”来解读和概括新型城镇化的要义,讨论“四个挂钩”的政策动向以及相关问题。 一、“加”是增加城市户籍人口或者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人口,针对性的政策是户籍制度与常住人口居住时间挂钩。2012年,中国的户籍人口城市化率是35.3%,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是52.6%,差值17.3%,大约2亿多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导致两者之间的差距拉大,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第三种人口即非城非农人口。新型城镇化的首要目的,是要消除两者之间的差距,扭转当前城市化建城多进人少的倾向。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的规划,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市化要达到60%,户籍人口城市化率要达到45%,两者之间的差值减少到15%,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人口将增加1-1.3亿左右。从长远看,中国到2030-2045年,实现70%左右的城市化,则需要有3-4亿增量人口进城。所以高层提出的战略设想是三个一亿人进城,到2020年先解决1亿人口户籍问题。这样做的主要政策手段,是按照城市规模大小分类放松户口管制,通过公共服务对城市人口的均等化,实现农民工以及其他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难点问题在于,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将户籍制度与常住人口的居住时间挂起钩来,政府政策与人口市场化走向之间存在着矛盾,户籍开放的中小城市农民工常常不愿意去,而农民工愿意去的大城市户籍制度仍然处于控制之中。 二、“减”是减少城市增长的土地消耗和主要资源环境的消耗,针对性的政策是城市建设用地与常住人口实际数目挂钩。过去多年来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土地城市化大于人口城市化的特征,许多城市土地年消耗速度对于人口年进城速度的弹性系数大于2,即前者是后者的2倍,导致了许多“鬼城”和“空城”的出现。按照人均建设用地100平方米计算,到2030年中国10亿人口进城的建设用地规模最大是10万km2。但是有数据表明,截止目前的新城新区规划用地规模已经占到6万多km2,加上现有建成区面积4万多km2,整个建设用地已经大大超过了10亿人的建设用地总量。即使高效率的上海,当前常住人口2400万人,建设用地也已经接近3000km2政策极限,透支了600km2土地。因此,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就是采取城市建设用地与常住人口实际数目挂钩的政策,扭转土地城市化大于人口城市化的趋势。与此相关的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全国范围内城市发展的空间效率与效益,即如何围绕500-1000万人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由高铁网络和普通铁路网络联系的巨型城市区域,有效益地建设距离大城市1h交通的中小城市,普通铁路要覆盖20万人口城市,快速铁路要覆盖50万人口城市。而不是脱离区域中心城市和区域城市体系,天女散花式地搞中小城市的就地城市化。 三、“乘”是开辟可以逐渐替代土地财政的多元资金渠道,针对性的政策是改革央地收支关系,使得转移支付与城市常住人口规模挂钩。过去多年来,城市化的财源很大程度来自土地批租。目前土地财政比重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大大超过50%,每年有3万亿左右。用土地财政推进城市化,当然有历史的依据,但是继续作为新兴城镇化的金融支撑,正在导致越来越多的问题。据国家发改委、中国社科院等机构计算,每个农民城市化的财政成本是10-13万元左右,未来增量城市化4亿人,至少需要40-50万亿元资金支持。新型城镇化要解决土地财政问题,就需要建立新的多元化的资金保障体系。目前提出的改革方案强调转移支付要与城市常住人口挂钩,同时要开辟新的资金来源,包括允许地方发行债券、基础设施建设采取公私合作模式、征收房地产税等。后者的政策效果究竟如何,有许多不确定性,仍然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可以预期的是,用多元资金替代土地财政不是一个立马能够实现的问题,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却在以每年1%的速度前行,因此将会出现一个土地财政和其他资金渠道共同推进的过渡时期。 四、“除”是政府权利需要在城市发展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共享,针对性的政策是城市发展政绩考核应该与政府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挂钩。这方面值得讨论的问题是,相对于以往城市化的自上而下模式,笔者不认为新型城镇化可以马上进入许多学者乐观预期的自下而上模式,而是认为政府主导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才是未来20年新型城镇化的可行之路。关键问题是重塑政府,确定政府的职能。以往30年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把应该做的事情推给了市场,不应该做的事情拿在了手中。现在需要在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强化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公共服务和统筹协调职能,实现从发展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从可持续发展的PSR模式即压力-状态-响应关系,分析新型城镇化的因果关系,可以看到人口与土地是第一层面的状态问题(state);资金来源是第二层面的驱动力问题(pressure);城市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治理是第三层面具有根本性意义的体制机制问题(response)。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城镇化中的土地、人口、资金等问题,需要从三个方面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治理变革:一是政府层面的合作,包括纵向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和横向上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例如城市发展中的多规合一或合作规划、联合建设与实施、事权财权的合理安排等;二是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例如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即PPP模式解决城市发展急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问题;三是公众与社会组织介入新型城市化进程,预防和减少政府规制下经常出现的各种负面问题,例如减少城市邻避事件发生等。 伍江(同济大学副校长,教授) 我国的快速城镇化在经历了30年的发展历程后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所谓新型城镇化,即是要针对这些问题及时修正以往城镇化发展中的方向,保证今后的城镇化发展能够健康持续。我对新型城镇化总结出以下十大特征: 一、新型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 二、新型城镇化是直面土地制度改革的城镇化 三、新型城镇化是土地集约、资源节约的城镇化 四、新型城镇化是城乡协调一体的城镇化 五、新型城镇化是大中小、东中西统筹发展的城镇化 六、新型城镇化是尊重自然环境、尊重历史文化的城镇化 七、新型城镇化从经济主导决策转向市民生活品质主导决策 八、新型城镇化从权力主导城市空间转向公众主导城市空间 九、新型城镇化从建设扩展型城市转向精细管理型城市 十、新型城镇化从大拆大建式建设转向渐进改善式建设 面对上述特点,我们的城市规划及其实施管理也必须随之转型。 首先是扩展导向型和建设导向型规划必须转向提升导向型和管理导向型规划。我们的城市规划长期以来都是针对新的建设行为的规划,即使“旧城改造”也总是拆光重来,和新城建设并无二致。而与之相伴的,是粗放型的规划实施管理。随着城市建设速度逐渐缓慢、建设规模逐渐走向稳定,像上海这样的城市甚至提出了新增建设用地“零增长”的规划控制目标,城市规划的重心也必定随之由大手笔的宏观布局转向精细化的城市功能完善和空间品质提升上来。规划编制所研究的对象、与规划实施相适应的法律法规、管理制度也必须为适应这一转型而改变。 其次是相对独立封闭的城市自身规划必须更多地转向更大区域的统筹规划。今天的城市越来越多地从属于更大空间范围内的城市群。一些特大规模的城市如上海,其经济角色甚至更多地从属于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城市网络。在这一背景下,区域规划的意义必将越来越大于城市自身的规划,规划研究的内容也必将越来越趋向于城市的群落关系与网络关系。城市规划一方面走向越来越微观、越精细,另一方面却又走向更加宏观与系统,这种两极化就是当代我国城市规划领域必须面对的挑战。 规划转型的第三个方面是建设发展与建设限制并重,空间布局与时序安排并重。以往的规划只关注建设发展而忽略建设限制,只注重空间布局而忽略时序安排。其结果是建设了很多不该发生的建设,搞乱了本来应有先后的空间逻辑。 规划转型的第四个方面是将自然生态环境的维护和历史人文环境的保护置于规划及其实施管理的第一考量序列。如果说过去几十年我国城市规划与建设遵循的总原则是“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今天保护和维护好自然环境和历史人文环境前提下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硬道理”。过去发展是保护的前提,今天保护是发展的前提。 规划转型的第五个方面是规划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城市本来就属于公众,政府充其量只是公众的代言人(在很多情况下还不一定是)。因此城市的规划尤其是规划的过程必须让公众参与,规划的决策与实施必须透明。规划管理领域里的种种弊端(包括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通过透明公开来消除的。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城市规划所面临的多方面的转型,以上所谈及的只是本人认为最重要的几个方面。 修回:2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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