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4期
第6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美国城市规划院校2000-2014年研究动态
田园城市学说之形成及其思想来源研究
x城市生态修复的理论探讨:基于理念体系、机理认知、科学问题的视角
动·静·显·隐:大数据在城市设计中的四种应用模式
数据自适应城市设计的方法与实践——以上海衡复历史街区慢行系统设计为例
“过渡态”下的“自上而下”城市修补——以广州恩宁路永庆坊为例
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城市设计管控要素体系研究
我国乡村规划研究评述与展望
从“关系”到“社会资本”:论我国乡村规划的理论困境与出路
二战后西方乡村景观风貌的研究脉络与启示
基于居住偏好的 上海市新城人口吸引策略研究
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城市空间增长设定路径及其杭州应用
“均质化-再集聚”:互联网影响下餐饮业空间布局新特征——基于上海内环开放数据的研究
应对挑战:城市规划的自我演化
珠三角区域规划回顾、评价及反思
知识与生态关联视角下的城市空间竞争发展
社会空间视角下苏南乡村城镇化历程与特征分析——以苏州市为例
山地城镇高密度空间的形成过程与机制研究
建筑日照资源均衡利用的管理方法改进——先南后北建设时序
传承与创新: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总图编制的思考
基于要素管控思路的生态控制方法在控规中的应用研究——以上海市崇明县陈家镇国际实验生态社区为例
关于城市居住用地分类与弱势群体保护的思考
航空城的空间结构、要素与规划策略研究
大城市“原居安老”的空间措施研究
伪满“新京”规划思想来源研究——兼及城市规划思想史探述
基于遗产角度的上海里弄建筑现状空间研究
“新常态下的城乡遗产保护与城乡规划” 学术座谈会发言摘要
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转型:理论解析与实践应对
大都市区空间演进的机理研究——“空间-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的建构与应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知识的演进
世界城市研究转向与中国的世界城市
中西方城市内部居住迁移研究述评
极化&扁平:美国湾区与长三角创新活动空间格局比较研究
国家战略实施背景下 跨界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创新——以南京都市圈城乡规划协同工作为例
协同发展视角下的首都特大城市地区分圈层空间布局策略
城市空间结构与 就业岗位分布差异的定量描述——以上海市青浦新城为例
手机信令数据在城市建成环境评价中的应用——以上海市宝山区为例
源自地理设计的城市规划设计量化分析框架初探——以多巴新城控规为例
产业遗存再利用过程中的环境风险与规划引导
澳门半岛高密度城市微绿空间增量研究
基于多主体需求评估的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类型研究
第12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5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隆重举行
城乡历史文化聚落——文化遗产区域整体保护的新类型
上海大都市地区空间结构优化的政策路径探析——基于人口分布情景的分析方法
论现代制造业的生产组织与“城市-区域”空间演变的关联性——“网络”和“嵌入性”双重理论视角研究
中国主要城市公交站点服务范围及其空间特征评价
物流项目用地规划建设标准的评价与优化——以广州市为例
我国城市空间增长现状剖析及制度反思
2000-2010年特大城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市为例
交易成本、产权配置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基于能耗视角的我国城市最优规模研究
基于相关性和关联耦合分析的上海市生态环境优化思考
城市绿地建设实施评估方法创新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总体城市设计中的高度形态控制方法与途径
基于现象学视角的城市规划设计概念生成框架研究——以上海市金山区城市生活岸线规划设计方案为例
城乡关系视角下城镇密集地区乡村规划演进及反思——以苏州地区为例
控规“心结”之解
“从空间扩张到内涵发展的规划思考”笔谈会
基于五个新发展理念对“十三五”空间规划重点取向的探讨
亚洲城市中心区空间结构的四阶原型与演替机制研究
制度转型中土地租金在建构城市空间中的作用:对城市更新的影响
网络关系与空间组织:长三角与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创新合作关系的比较分析
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京津冀空间协同发展规划的创新思维
京津冀一体化格局下北京交通发展模式转变的思考
城镇化的升级和新型城镇化
中国城市化的几个现实问题:空间扩张、人口收缩、低密度人类活动与城市范围界定
空间规划协调与多规合一研究:评述与展望
“多规合一”视角下的中国规划体系重构
深圳市城市设计历程回顾与思考
为健康而规划:环境健康的复杂性挑战与规划应对
城乡规划与公共健康的关系及跨学科研究框架构想
也谈规划与设计的介接
以人为本·绿色·留住乡愁 “深度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城乡规划思考”笔谈会
全球资本体系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层级体系
单中心还是多中心:北京城市就业次中心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型
中国十大城市群差异性及空间结构特征研究
社会变迁视角下 历史文化村落再生的若干思考
海南省空间规划的探索与实践 ——以《海南省总体规划(2015-2030)》为例
面向全球城市的 上海文化空间规划编制的思考
区域建设用海规划指导下填海造地空间规划设计方法研究——以招远市填海造地空间规划为例
城市公共自行车使用活动的时空间特征研究——以杭州为例
基于可视化SP法的城市道路自行车出行环境评价及优化——模型构建及上海中心城区的应用
中国第一部现代城市规划著作:郑肇经先生《城市计画学》
区域视角下历史文化资源整体保护与利用研究——以皖南地区为例
泉州的牌坊布局与城市景观的意义
明清上海地区市镇信仰与市镇空间发展关系初探
第五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新时期推进城乡规划改革创新的若干思考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国家空间治理的战略性思考
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组织特征与规划取向探讨 ——基于企业联系的实证研究
宜居环境建设的省域规划探索——以福建省为例
城市总体布局规划实施过程中的政策分析框架——以上海外环绿带为例
基于空间聚类分析的杭州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分布特征研究
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创意社区规划:基于创意阶层和居民空间需求研究
以培育知识创新区为导向的城市更新策略——对杨浦建设“知识创新区”的规划思考
活动视角下建成环境对广州居民通勤效率的影响
“职住平衡”视角下新就业人员的职住空间平衡关系及其内在影响因素——以南京市主城区为例
“群体智慧”引入历史地段规划的进展
新时期历史城区整体性保护的探索——以宁波为例
基于历史城区视角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新常态”
西藏城镇传统空间的形态特征及类型研究
另一种“中西合璧”——格罗皮乌斯主持下的华东联合基督教大学校园规划
走进社区,规划师准备好了吗? ——社区发展与规划变革学术笔谈会
城市规划中的社会公正议题——社会与空间视角下的若干规划思考
我国城市地理学与城市规划近半个世纪的协同发展与未来展望
建设强度分区决策支持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控规调整的评价研究——基于调整结果和决策过程的评价
城市规划视角下的战术城市主义研究
基于城市治理的中国城市战略规划解析与转型
资本、权力与空间的生产——珠三角战略地区发展路径及展望
网络空间与创新驱动视角下杭州转型发展的空间趋势特征及规划战略应对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传统开发区社会化转型的理念、内涵与路径
产城融合研究:回顾与新探
基于气象和GIS技术的北京中心城区通风廊道构建初探
超越城市行政边界的都市经济区划分:先发国家实践及启示
人居型世界遗产保护规划探索——以平遥古城为例
武汉“多规合一” 20年的探索与实践
新时期大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与开发研究——以常州市为例
第13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6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 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授予董鉴泓教授“终身成就奖”颁奖 隆重举行
“人居三”对城市规划学科的未来发展指向
中国城乡统筹规划的宏观分析——城乡均衡发展的挑战和村镇开发转移的机会
论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及我国先发地区的政策选择——对苏州城乡一体化实践的研究
制度变迁视角下我国城市设计实施的理论路径、现行问题与应然框架
城市规划评价的类型与基本范畴:文献评述及相关思考
老年视角下 社区服务设施布局适宜性研究——基于步行指数的方法
武汉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机理及引导策略研究
上海城市生活中心体系的识别与评估
国外城市空间公共性评价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国外城市空间公共性评价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厦门城市景观风貌塑造的规划管控方法研究
城市特色街区的内涵及规划策略——以芜湖市为例
特色活力区建设——城市更新的一个重要策略
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历程、方法与实践——基于中法经验的比较
“如何实现规划编制与实施的衔接统筹”学术笔谈会(二)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型城镇化
战略引领与刚性管控:新时期城市总体规划成果体系创新——上海2040总体规划成果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关于上海构建“两规融合、多规合一”空间规划体系的思考
上海2040:以规划组织编制方式转型探索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广州城市总体规划的演变与思考
关于规划与复杂性的反思
上海中心城区的职住空间匹配及其演化特征研究
基于绿色发展的城市发展质量评价研究——以江苏为例
杭州特色小镇群体特征研究
特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演化机制与对策的实例剖析——以上海为例
近代上海城市公共娱乐空间结构演化过程及其规律研究(1843-1949)
宗族化乡村社会结构的空间表征:潮汕地区传统聚落空间的解读
历史街区保护研究评述、技术方法与关键问题
第一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成功举办
全球化2.0时期的城市发展 ——2008年后西方城市的转型及对中国城市的影响
论城乡规划学学科生命力
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发展机制 ——政府推动城市发展的新加坡经验
启动科技支撑,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区域规划和城市土地节约利用”科技支撑项目研究综述
哈尔滨2030预规划低碳导向方案调整研究
史学流变下的中国园林史研究
大棋局: 厦门空间战略的区域视角
1843年以来黄浦江滨水空间 变迁与产业发展机制的关系——基于城市滨水空间的双重组织机制研究
我国大规模新城区开发及其影响研究
由“产城互促”到“产城融合” ——深圳市产业布局规划的思路与方法
面向低碳交通的城市空间结构:理论、模式与案例
知识与生态关联视角下的城市空间演化发展
城市空间结构的环境绩效:进展与思考
基于规划决策的多尺度城市绿地空间分析
城市交通方式竞争态势及来自生态学的理论启示
公共自行车系统影响下居民出行的变化与机制研究——以上海闵行区为例
从城市公共空间与建筑的耦合关系论城市公共空间的动态发展
基于室外风环境与 热舒适度的城市设计改进策略——以北京西单商业街为例
城市更新的“进行性”规划方法研究
提篮桥街区中以联合城市设计教学体验
历史文化名城制度30年背景下城市文化遗产管理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研究
论城乡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利关系及制度建设
城市危机:特征、影响变量及表现剖析——基于生态环境危机的视角
基于村庄集体土地开发的农村城市化模式研究——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中部欠发达地区城镇化特征、机制及若干探讨——基于安徽省三个地级市的案例研究
开发区导向的中国特色“边缘城市”的发展
溯本逐源:控制性详细规划基本问题探讨——转型期控规改革的前提性思考
低生活成本住区商业服务设施配置实证分析与探讨——基于对深圳市上下沙村的调研
决策效能指向的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改革
城市空间对洪涝灾害的影响、风险评估及减灾应对策略——以日本东京为例
城市总体规划层面中小运量新交通系统的规划思路及策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轨道交通站地区宜步行环境及影响因素分析——上海市12个生活住区的实证研究
美国规划教育发展历程回顾及对中国规划教育的思考
宫殿主导还是宗庙主导——三代、秦、汉都城庙、宫布局研究
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系统架构与实施路径
城乡统筹发展:城市整体规划与乡村自治发展
城乡统筹规划实施的二元土地困境:基于产权创新的破解之道
城乡统筹规划: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
论基于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
论中国独特的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的国际现象观察——兼论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及思考
“新区域主义”下城镇空间发展的规划协调机制——基于皖江城市带和济南都市圈的探讨
行动规划·制度设计·政策支持——深圳近10年城市规划实施历程剖析
全球创新型城市的基本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基于控规层面下的CBD地下空间开发控制探讨——以上海虹桥商务核心区一期为例
论地下空间的城市空间属性及本质意义
基于地理信息建模的规划设计方法探索——以城市总体规划设计为例
范型转变临界点下的“三线城市”建设规划实践
西方城市规划评估的研究述评
国外城市史与城市规划史比较研究:异同与交叉
“人口流动” 视角的城镇化及政策议题
我国城市人口城镇化与 土地城镇化失调特征及差异研究
“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
可持续性导向的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标准体系研究* ——基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实施有效性的分析
从GDP到HDI:低碳发展研究剖析与展望
可持续城市理论的概念模型 辨析:基于“目标定位-运行 机制”的分析框架
从日、韩低碳型生态城市探讨相关生态城规划实践
城镇建成区概念与界定方法体系研究 ——以浙江德清市武康镇为例
特大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交通绩效检验——上海案例研究
上海市属创意产业园区的 发展历程与总体空间分布特征
大型商业中心开发的空间影响分析 ——以上海五角场地区为例
公共空间视角下的 社区规划实施评价——基于上海曹杨新村的实证研究
重启内生发展道路:乡镇企业在苏南小城镇发展演化中的作用与机制再思考
特大城市地区外围城镇规划研究 ——以京东地区为例
“苏联规划”在中国: 历史回溯与启示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规划
“中等收入陷阱”之“惑”与城镇化战略新思维
智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基本理论探讨
产权制度视角下的划拨工业用地更新:以上海市虹口区为例
半城市化地区的工业化与土地利用:基于我国三大区域三个百强县/区的分析
城市规划中的公共利益探讨——以玉树灾后重建中的“公摊”问题为例
公共健康与城乡规划——健康影响评估及城乡规划健康影响评估工具探讨
大城市老年人的空间分布模式与发展趋势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为例
从技术创新到制度创新: 河源、云浮、广州“三规合一”实践与思考
情景规划方法的理论探源、行动框架及其应用意义——探索超越“工具理性”的战略规划决策平台
基于多元利益主体诉求的情景规划——以酒(泉)-嘉(峪关)区域一体化空间布局为例
城市化中后期城市中心的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 ——以常州旧城中心区为例
武汉市历史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规划实践探索
对内城住区更新中参与主体生产关系转变的透视——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
基于眺望评价模型的城市整体景观形象研究——以香港为例
基于日常服务设施步行者使用特征的社区可步行性评价研究——以上海市江浦路街道为例
新型城镇化座谈会发言摘要
思考与转型
对当前“重建古城”风潮的解读与建言
避免城市规划过度标准化
论城市转型的三大主题:科学、文明与生态
城乡统筹发展规划中的 土地经济租金、“乡乡差别”与社会公平
城镇化质量的 指数型评价体系研究——基于浙江省的实证
京津冀城市群的功能联系及其复杂网络演化
扩展领域中的城市设计与理论
上海市空间扩展与公路网规划的协调性研究
城市通勤时耗的空间结构影响因素——基于文献的研究与启示
城市规划在产业空间移位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以伦敦、汉堡、鲁尔区和维也纳为例
国外应用城市模型发展回顾与新型空间政策模型综述
武汉重点功能区规划编制与实施一体化模式研究——以武汉二七商务功能区为例
结合棕地治理与改造的规划编制研究——以株洲清水塘老工业区控规为例
绿地资源及评价体系研究与探讨
中国古代都城宗庙设置及其与朝寝关系的变迁简说
《中国城镇化道路、模式与政策》研究报告综述
2000年以来美国城市的经济转型及重新工业化
长三角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市体系比较研究:基于企业关联网络的分析方法
2000-2010年广东区域非均衡发展趋势及思考
基于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法则的武汉2049发展战略
老城中心区的发展演替及动力机制研究——以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地区为例
总体规划实施评价方法的主要问题及其思考
从理想蓝图到动态规划——厦门市30年城市规划实践评析
城市基本生态控制区规划控制方法——以广州市为例
对我国同城化规划实施的思考——以《广佛同城化发展规划》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研究——以中原某市农村地区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研究——以中原某市农村地区为例
空间句法在大尺度城市设计中的运用
大都市多元开放空间对宜居生活的保障 ——德国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国际设计工作营选题与启示
理查德·鲍立克与现代城市规划在中国的传播
“和谐城市”规划理论模型
“城市开发边界”政策与国家的空间治理
探索“新城”的中国化之路——上海市郊新城规划建设的回溯与展望
基于GIS的中国城市群发育格局识别研究
五年计划/规划、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的关系演变
城市通风廊道研究及其规划应用
生态容积率(EAR):高密度环境下城市再开发的能耗评估与减碳方法
城市空间扩展与城市热环境的量化研究——以武汉市东南片区为例
接驳城市轨道交通的社区公交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肌理如何激发城市活力
太原市南华门历史街区肌理的原型、演化与类型识别
商业街的空间与界面特征对步行者停留活动的影响——以上海市南京西路为例
中国古代都城产业空间格局特点及影响机制探微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笔谈
第三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新时期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态势辨析与战略选择
新增建设用地和户籍人口挂钩的政策建议及作用、效果预计
特大城市中心体系空间肌理分异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中心性与控制力:长三角城市网络结构的组织特征及演化 ——企业联系的视角
高铁站点周边地区的发展与规划——基于京沪高铁的实证分析
制度变迁视角下村庄要素整合机制研究——以宜兴市都山村为例
后乡土中国:审视城市时代农村发展的困境与转型
生态文明视阈下水城共生理论框架与评价体系构建及实证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城市增长边界划定——以平顶山新区为例
《欧洲城市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报告解读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的交通安宁化
滨水区城市景观的评价与控制——以杭州西湖东岸城市景观规划为例
具有社会凝聚力导向的住区公共空间特性研究——以上海创智坊和曹杨一村为例
民国市政厅时期汕头的两次都市计划
近现代历史园林遗产价值评价研究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模数制”探析 ——以明代海防卫所聚落为例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笔谈
中国规划改革面临倒逼: 城市发展制度创新的五个机制
欧洲智慧城市的最新实践
弹性城市研究框架综述
空间句法在城市规划中应用的局限性及改善和扩展途径
城市空间规划评估:市场失灵还是规划失灵
新型城镇化实施路径成本探析——以江阴市为例
1990年后发达国家都市区空间演化特征及动力机制研究
我国大都市区就业次中心的形成机制——上海研究及与北京比较
基于居民活动数据的城市空间功能组织再探究——以南京市为例
中心与腹地的辩证:基于企业联系的苏州、宁波区域空间关系比较研究
大连高铁站建设对周边地区发展的跨尺度、多要素影响探析
关于重构城市道路分类体系的探讨
中美土地利用分区管制的比较分析及其启示
控制性详细规划灵活性策略研究——新加坡“白地”经验及启示
公共设施选址的邻避效应及其公众参与模式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为例
第11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4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 和“第2届金经昌中国城乡规划研究生论文竞赛”颁奖仪式 隆重举行
中国城市一体化地区形成机制、空间组织模式与格局
特大城市郊区“半城镇化”的悖论解释及应对策略——对上海市郊的初步研究
产业链作用下的小微产业村镇“产、城关联”用地模式探讨——以福建省茶叶加工产业村镇为例
苏南乡村人地空间组织与模式探究——以产权关系为视角
老龄化背景下特大城市养老设施规划策略探索——以上海市为例
大城市居民通勤行为的健康效应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大模型:城市和区域研究的新范式
基于手机数据识别上海中心城的城市空间结构
特大城市近域空间发展特征与模式研究——基于上海、武汉的探讨
基于弹性思维的生态敏感地区新城发展研究——以武汉市花山生态新城为例
我国“三规合一”的理论实践与推进“多规融合”的政策建议
容积率制度在城市创新建设中的应用——解读东京城市成长战略
《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综述分析和规范建议
从管理走向治理——论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政府职能
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城市体系的关联分析
空间规划的博弈分析
智力城镇化还是体力城镇化 ——对中国城镇化的战略思考
社会冲突理论视角下的规划变革
乡镇在城乡统筹发展规划中的地位和功能:基于案例的分析
上海田子坊地区更新机制研究
低收入社区的规划协作机制研究——以广州市同德街规划为例
发展视角下的乡村遗产保护路径探讨——侗族村寨田野工作案例
北京绿隔乡村土地利用演变及其保留村庄的评估与管控研究 ——以崔各庄乡为例
基于价值提升的严寒地区村镇庭院优化策略
城市水系统弹性研究进展
区域弹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
城市增长边界实施评估: 分析框架及其在北京的应用
“大邑”的营造——先秦、秦及西汉都城规模与组织初论
近现代西安城市工业格局演变的历史研究(1869-1978)
技术与理论的移植——外国专家在香港的殖民主义城市规划实践(1841-1997)
“城市设计与实践”座谈会发言摘要
“大数据热背后的冷思考”学术笔谈会
基于城市建设状况的总体规划实施评价及其方法
从“多规合一”到空间规划体系重构
从“三旧改造”到城市更新——广州市成立城市更新局之思考
基于生态网络规划的生态红线划定研究——以安徽省宣城市南漪湖地区为例
基于行为特征的住区模式与低碳效应关系研究——以上海曹杨新村为例
收缩城市研究综述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上海市不同等级商业中心商圈的比较——以南京东路、五角场、鞍山路为例
基于时空间行为的城市生活圈规划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公共交通智能卡数据的城市研究综述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空间重塑研究
重塑上海交通的路径选择与发展策略——公共交通优先导向下的城市客运交通发展策略研究
上海市以功能布局优化带动空间布局优化的研究——从产业空间分布的视角
乡村治理视角下半城镇化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基于珠三角、苏南、温州的比较研究
城乡统筹视角下都市边缘区的农民、农地与村庄
协调多产权主体利益的改造更新规划实践——以上海市虹桥商务区东片区开发规划为例
中国古代“聚合型”都城的演变与退隐
第四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包容性语境下的规划价值重塑及学科转型
再议上海市中心城区公共绿地分布的社会绩效评价:从社会公平到社会正义
基于绩效的总体规划实施评价及其方法
杭州城市开发边界划定与实施研究
论人口流动影响下的城镇体系发展与治理策略
基于韧性城市理论的灾害防治研究回顾与展望
广州地区街道微气候模拟及改善策略研究
综合因素影响下的建筑退让道路红线间距控制——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高铁站点地区空间开发特征研究——基于京沪高铁沿线案例的实证分析
基于城市复兴的古城更新——连云港海州古城城市设计
城市设计与城市更新:英国经验及其对中国的镜鉴
意大利历史城镇保护思想的演变与启示
生态文明背景下城市古树名木保护规划方法及实施机制的思考——以上海的实践为例
历史城市的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南海神庙、老住宅和扬州的私家小园
“如何实现规划编制与实施的衔接统筹”学术笔谈会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型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特征与国家城镇体系构建
城市边缘区绿色空间精明规划研究——核心议题、概念框架和策略探讨
基于公交可达性绩效的武汉市空间战略实施评估
跨行政区协调发展规划编制的实践与思考——以新疆“奎-独-乌”地区规划为例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规划评估思路与方法探讨
上海中心城区商业中心空间特征研究
我国城市规划计量方法应用综述和总体框架构建
路网规划关键指标对开发强度的影响作用分析——以国内外24个CBD为例
意识与能力:城市建设的限度
项目导向还是系统导向:关于城市设计内涵的解析
城市设计教育体系的分析和建议——以美国高校的城市设计教育体系和核心课程为借鉴
基于居民行为需求特征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对策研究
小城镇之路在何方?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小城镇发展学术笔谈会
超大城市总体规划的转型与变革——上海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实践探索
上海市城市空间格局优化的战略思考
城市居民空间活动研究中大数据与复杂性理论的融合
城市开发边界的“划”与“用”——我国14个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试点进展分析与思考
作为人居形式的传统村落及其整体性保护
跨越类型,为城市的复杂性而设计
上海总体城市设计中的城市高度秩序研究
基于总体城市设计的密度分区:方法体系与控制框架
大数据支持下的城市设计实践——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公共活动空间网络规划
村民自治下的传统村庄规划管理——以曹家村灾后重建为例
大型保障房社区公共设施供给机制优化研究
英租界殖民路径与九国租界竞争性拼贴——以天津英租界(1860-1943)规划为重点
国家模式建构与地方差异——京沪两地1950年代规划编制的苏联影响之比较
第八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暨“2011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隆重举行
为市场经济下的城乡用地规划和管理提供有效工具——新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导引
城市增长模式与经济学理论
特大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基于城市经济模型的理论探讨
2010年上海世博会参观人流模拟的后评估
中国特大城市的多中心空间战略——以上海市为例
半城市化: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两类异化现象研究
内生型城市营销推动下的城市尺度跃迁——基于盱眙的实证研究
基于元数据的城市规划信息管理新方法探索——走向规划信息的全面管理
劳动力回流:小城镇发展的新动力
科学转型视角下的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建设元思考
英国城市规划专业本科课程设置及对中国的启示——以六所大学为例
由多样走向规范——北美城市规划理论教学趋势分析
由多样走向规范——北美城市规划理论教学趋势分析
瑞典哈默比湖城与无锡中瑞低碳生态城规划设计和管理实施比较
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中几个问题的透视与解析
改革开放后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回顾与展望
重庆城市新区规划编制与管理的实践探索
浙江省新型城市化背景下城乡规划编制的探索与实践
平遥古城形态研究:西方视野中的探索、分析与发现
中国城市空间组织与规划转型的单位视角
“钻石结构”——试论国家空间战略演进
城市群与城镇链先后辩
转型环境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转型
北宋东京的街市空间界面探析 ——以《清明上河图》为例
紧凑城市的系统检讨
高速公路建设对长三角城市势力圈的影响分析——城镇势力圈(网络)分析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轨道交通对大都市区外围地区规划开发策略的影响——外围地区TOD模式的实证研究
生态导向下城市边缘区规划研究
长三角开发区再开发模式探讨
近20年长三角跨国公司投资的演化特征及其城镇化进程
大城市进城农民的就业空间结构探析——以南京主城区为实证
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基础数据指标体系研究
西南地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评价体系研究
基于现代治理理念的城市更新规划策略探析——以襄阳古城周边地区更新规划为例
城乡统筹视野下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的重构——南京的探索与实践
武汉市城市建设用地强度管控实证研究与动态优化
对陆家嘴中心区城市空间演变趋势的若干思考
武汉都市发展区簇群式空间成长过程、机理及规律研究
轨道交通沿线地区规划技术思路——以福州市1号线(北标段)沿线规划调整为例
欠发达山区县域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探讨 ——以湖北省为例
皖江城市(带)发展和演进的机制研究 ——基于历史视角
大城市外来农民工通勤与职住关系研究——基于北京的问卷调查
社会转型背景中珠三角村庄规划再思考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规划研究 ——以山东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为例
基于参与主体成熟度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式选择
城市建设用地集约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的视角
引入控规导则控制手段的城市风貌规划新探索——基于富拉尔基区风貌规划的实践
游客真实性感知与文化遗产资源 持续利用策略研究
历史街区商业化动力机制分析及规划引导
“城市设计与实践”座谈会发言摘要
“一带一路”战略的空间响应
城市群规划多规协同状态分析与路径研究
引力和网络:长三角创新城市群落的空间组织特征分析
上海市人口发展的趋势、困境及调控策略
上海市中心城区公共绿地分布的社会绩效评价:从地域公平到社会公平
产业融合视角下城市工业集聚区的空间转型机制——基于上海市的三个案例分析
政策导向下的当代村庄空间形态演变——无锡市乡村田野调查报告
论乡村规划中的村民意愿
珠江三角洲村镇混杂区空间治理的政策思考
综合型养老社区功能空间模式及指标体系研究
特大城市老年人出行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以上海市中心城为例
上海黄浦江两岸再开发地区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再生
城市更新中地方文化资本的激活——以山东省滕州市接官巷历史街区更新改造规划为例
全球城市2030产业规划导向、发展举措及对上海的战略启示
历史城区微循环路网分层规划方法研究
国际大都市区最新综合交通规划远景、目标、对策比较研究
基于通用设计思考的深圳市无障碍交通体系规划探索
中国城市化发展态势分析与制度创新
2006-2011年间《城市规划学刊》 的统计及分析
湖北省城镇化发展政策实施评估研究
消费视角下的居住区商业服务设施配建体系研究——以上海市曲阳新村为例
城市背景下的知识溢出研究述评
基于多元利益的当代苏州市边缘区空间结构演化
我国城市蔓延研究进展与思考
非集中建设区规划及实施模式探索
土地使用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广佛市民地铁跨城活动的空间分析
提高城市轨道交通效能的规划对策与建议
我国“城市病”的体制性成因与对策研究
上海市郊区居民商业设施使用特征及规划应对——以莘庄地区为例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布局思考
近30年来新疆城镇发展的格局与过程研究
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编制与评估的美国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城市总体规划实践中的悖论及对策探讨
再论江南水乡古镇的保护与合理发展
华东地区历史文化村镇的特征及保护规划研究
国际城市规划史学会历届年会评析及启示
大寨的建设历程及新农村规划
对《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2002)中居住小区理论概念的再审视与调整
香港城市化初期的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841-1904年)
制度情境下的总体规划演变
关于城市群研究的几个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否导致了更大的城市——世界与中国的实证分析
城市中心体系发展的理论框架探索
新时期的“小城镇、大战略”——试论人口高输出地区的小城镇发展机制
走向多维弹性:深圳市弹性规划演进脉络研究
“两型社会”城乡规划 指标体系整体框架研究
“多规整合”研究进展与评述
土地与中国快速发展
《湖北省城镇体系规划》实施评估研究
当前城市建设中的关键问题——土地财政
上海城市交通政策的顶层设计思考
艾伯克隆比与香港战后城市规划
周“礼制”与《考工记·匠人营国》对早期都城形态的影响
上海市郊区空间规划与轨道交通规划的协调性研究
“天人长安,创意自然”——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场址规划思想探源
西方规划理论与中国规划实践之间的隔阂——以公众参与和社区规划为例
20世纪规划理论指导下的21世纪城市建设——关于“第三代规划理论”的讨论
世界城市研究的转型、反思与上海建设世界城市的探讨
高速交通网络构建下的城镇空间结构发展趋势——从“中心节点”到“门户节点”
城市空间增长的低碳化路径
低碳生态城规划指标及实施途径
国家经开区与高新区的政策渊源探究及反思
城市可持续性的定量评估:方法比较与实践检讨
转型经济中的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特征和形成机制研究
关于多中心大城市住房发展的空间绩效——对重庆市的研究与延伸讨论
分权化过程对都市区空间结构和规划的影响——基于两种分权模式的考察
消费时代城市公共空间的特点及其理论批判
中国城镇化的科学理性支撑关键*——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城镇化与村镇建设动态监测关键技术》综述
城市低碳竞争力理论与发展模式研究
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从规划理念到实践的低碳城市与复合社区 ——以上海市南桥新城为例
对“非城市建设用地”及其规划管控问题的若干探讨
转型期珠三角中小城镇产业发展态势及规划对策研究
厦门市旧城改造(1980-2010年)实证研究
交通方式竞争:试论我国大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以南京市为例
高速铁路对沿线地区城市腹地的影响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
轨道交通发展对城市景观影响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中国城市自行车交通政策的演变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机动性与社会排斥
城市边缘区研究综述
上海和芝加哥中心城区的邻里再开发模式及规划——基于两个案例的比较
深圳CBD中轴线公共空间规划的特征与实施
21世纪初中国城市设计发展再探
多空间尺度背景下的城市规划——“51届美国规划院校年会”综述
南京明城墙周边开放空间形态研究(1930-2008年)
明清江南民间信仰与市镇空间结构
2000年以来日本行政管理与规划体系修正的评述
城镇化新形势下的城乡(人口)划分标准讨论
我国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中的若干特征与趋势——基于皖北案例的初步探讨
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规划问题反思及案例研究——以绍兴袍江新区两湖区域空间发展规划为例
特大城市城乡生态空间规划方法及实施机制思考
生态版图——城市生态承载力研究的新视角
城市规划编制体系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机制:芝加哥和上海的比较
中国城市体系中航空网络与生产性服务业网络的比较
基于客运交通流的长江三角洲功能多中心结构研究
海南发展的战略转型与空间应对——写在“国际旅游岛”建设之初
低碳、 生态、 绿色——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
第十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3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 隆重举行
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城市规划
再论我国大城市化的现实意义、发展目标和应对策略
城镇化与规划体系转型——基于乡村视角的认识
分层城镇化和分区城镇化:模式、动力与发展策略
西藏特色区域城镇化路径模式探讨
草原牧区城镇化空间组织模式:理论与实践——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为例
国际城镇化研究回顾2000-2012——基于SCI/SSCI文献的分析
中国城市老龄化空间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基于“五普”和“六普”人口数据的分析
对规划区划定原则的研究
城乡统筹视角下总体规划中 “规划区”划定方法探讨——以驻马店市为例
多模式城市交通体系与方式间的转换
多维度视角下城市轨道站区空间特征实证剖析 ——以广州市为例
从城市设计到规划控制的演绎——以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为例
保障性住房的双重边缘化陷阱
比较与重构 ——中外典型社区中心空间发展模式的调查研究
生态敏感地区的村庄发展策略与规划研究
国外城市与农业关系的演变及发展历程研究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苏州村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
要素流动环境的重塑与乡村积极复兴——“国际慢城”高淳县大山村的实证
辩驳和城市规划实践的科学理论基础
城市化率50%的拐点迷局 ——典型国家快速城市化阶段发展特征的比较研究
从“发展阴影区”到“发展前沿地带”——论行政区划分隔对阴影区内小城市发展的影响
地方政府企业化主导下的新城空间开发研究——基于常州市武进新城区的实证
“公共性”的没落到复兴 ——与欧洲城市公共空间对照下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
论比例原则在城乡规划实施中的制度意义
我国城市重点发展地区规划建设评估研究——以杭州滨江CBD规划建设评估为例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要素组织架构研究
基于景观都市主义的矿业棕地规划设计理论探讨
基于视觉影响的城市天际线定量分析方法
空间经营的困局——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城市设计解读
基于形态类型的设计控制探讨——以广州旧城居住用地规划控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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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访谈:乡村规划与规划教育(二)
当代美国城市化的动力及经验教训
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中国新城空间演变研究
上海大都市区空间范围研究
空间结构导向下城市增长边界划定理念与方法探索 ——基于杭州市的案例研究
中西部大城市近郊区“被动城市化”困境突围
从交通期望线论我国历史城市保护中的新区发展空间结构问题
值域化:绩效视角下的城市新建区开发强度控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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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与“底”——关于城市非建设用地规划的思考
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结果评价框架探索——以上海市某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评价为例
生态城街区尺度研究模型的技术体系构建
村镇公共服务设施的“协同配置”——探索规划方法的改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设施规划研究——以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面向实施的城市风貌规划编制体系与编制方法探索
新旧共生的水乡古镇复兴探索——以杭州塘栖城镇中心区城市设计为例
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大城市发展
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基础数据指标体系研究
“钻石结构”——试论国家空间战略演进
中国第一部现代城市规划著作:郑肇经先生《城市计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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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设计与实践”座谈会发言摘要
作者  本刊编辑部
摘要  当前,针对城市发展的特色、宜人和可持续等核心问题,城市设计在上海的实践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也面临着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如:城市设计在规划体系中的位置,城市设计理念落实的方法和路径以及我国城市设计与实践未来的发展趋势等。为此,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城市更新与设计团队和本刊编辑部特邀了上海城市设计领域在研究、设计和管理三方面的专家学者,共议“城市设计与实践”,以期明晰目标、需求和解决之道,力求在新型城镇化和旧城更新背景下实现更大的实践价值。 庄宇(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城市更新与设计团队责任教授) 城市设计实践在上海从1980年代就开始探索了,相对规划所依托的经济社会等内容,城市设计则主要关注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的形成。大量的局部城市设计主要是城市规划成果的深化和落实,而在“存量优化”的城市更新时期,城市设计会更好地体现与既有环境相融合的物质形态设计优势。 (1)城市设计的界定。城市设计师要非常清楚能做的和不能做的,复杂的城市问题要有多个方面来综合处理,城市设计聚焦在体形环境和植入其中的城市公共生活理念和公共价值,在不同尺度和目的的项目中可以是多义的界定,从框架性的空间引导到具体形态控制都是可能的,虽然在不少情况下,深入细致的模型和情景表现乃至周详的建筑平面是协助决策者、管理者和公众更好地理解、展望和参与,但实际操作中宜清晰地落实在公共领域形成及公共价值的塑造,也就是通过后续工程项目的引导和管控实现,同时也避免对建筑设计等及私人领域(利益)过多的干预,留给城市足够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2)城市设计的价值在于整合。城市设计既通过整合资源提升公共领域的价值,也通过综合考虑建筑、景观、市政多要素带来协同效应和整体品质。但这种整合与现行的规划和土地管理模式不容易协调,特别是运用“红、蓝、绿、紫”线进行的土地(分割)管理方法。所以管理模式的创新,如精细化管理和三维空权管理可以很好地实现整合的价值,尤其是“公共-公共”“公共-私人”领域的空间资源利用的立体分配上。 (3)城市设计的管控,要建立在有远见的方案和精细化的管理上。所谓远见,是能为城市长远发展提出结构性形态框架,而其中每一步的具体内容则要通过长期连续的高度协作的规划管理实现,并且不是建立在固化的终极蓝图式的模型和图纸上。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受到几个因素的挑战,如:①不同管理部门之间的协作程度;②不同时期下资本市场对方案和管控的影响;③受决策者和公众意志的判断所左右。管控的可能路径:建议在规划框架下划定重点地区(特别区)进行城市设计,在法定图则基础上制定不同于普适性控规技术规定的“特别区规定”和城市设计附加图则等管控依据,实行专案责任制的“地区总城市设计师”制度,负责实施管理和弹性调整。 李振宇(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院长、教授) “城市设计”单从字面上来说,既是一个研究的领域,介乎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之间;又是一种重要的研究和解决空间问题的认识方法,即综合地研究城市和建筑空间,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地对待城市和建筑。城市设计的基础在西方发端于1960年代,发展于1980年代,至今依然充满活力。目前,在国际一流建筑规划院校中,城市设计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在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里,城市设计得到很大发展,目前在建筑系和规划系都有城市设计研究团队,形成衔接。学院和国外知名建筑院校的科研合作、双学位培养合作,都大量涉及到城市设计。 针对中国城市和建筑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很多专家和领导都更加重视城市设计,也有很多同仁寄希望于城市设计,期待把城市设计作为一种工具,帮助我国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能发展得健康有序,加强以人为本,做到可持续发展。但是,城市设计的能指和所指比较丰富,不同地区的人、不同位置的人会出现不同的理解。针对现状,现拟从以下几个个关键词讨论城市设计:狭义、法定、控后、中立、调规、小型。 (1)广义还是狭义。目前,我国最需要发展的是狭义的城市设计。以中观层面为主,主要关注城市空间与建筑单体之间的关系,关注与人的尺度相关的城市空间关系,关注人的活动和行为,关注形态和业态之间的联系。狭义不是狭窄,不能光讲大造型,不讲联系。 (2)是否进入法定设计程序。就目前我国城市建筑发展的来看,城市设计应该进入法定设计程序。特别是中心城区和重点地段,城市设计应该成为必备环节,编制专业,审批权威,执行严肃。这个环节应该以竞赛方式为主,委托设计为辅。也可以实现竞标团队、委托专家团队和地方规划专业部门三者相结合。在具体实施上是多元的。其中竞赛是个重要的过程,离开了竞赛,城市设计将变为一种类似下水道规划的常规性流程性的东西,就没有意义了。 (3)控前还是控后。城市设计作为编制控规之前的分析研究,这是不言而喻的,广义的城市设计再大也不为过。应对如今面对的挑战,更多的应该是控规后如何深化发展补充。个人认为,城市设计作为法定程序应该是控后,用以指导建筑设计。评价城市设计的标准应该是三项为主:空间性能质量,美学创新质量,生态环境质量。 (4)官办还是民办。现在人们讨论的狭义的城市设计应该是“合办”,多方参与,既不是官办也不是民办,但是由专业管理部门监督执行的,不应该只是一届城市政府的意愿,更不应该只代表开发商的意愿,而应该是中立的,以学术、专业、行政和民意相结合的。也可通过城市设计竞赛产生“城市设计总师”、一个或多个城市设计专家团队。应当联合制定研究城市设计竞赛办法,编制要点,评审标准和收费标准。 (5)有无调规权利。控规后的城市设计,理论上须遵循控规开展。但是经过审批程序,应该享有一部分调规的权利,有充分理由则可局部突破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这也是对控规和详规的补充与发展。城市设计的结果直接影响建筑设计、景观设计等,是建筑设计和景观设计的条件。如果要超越城市设计的建筑单体设计,应通过类似“听证”机制来保护创新。 (6)大小规模确定。要解决“贪大”“媚洋”等问题,城市设计的规模必须控制在一个相对较小范围内,特别是重点地段。个人建议控制在以“hm2”为单位的规模上进行,而不是以“km2”为单位进行。不要“上帝之手”,需要“凡人之心”。要限制大尺度,控制大项目,克制大手笔。 近30年来德国的城市设计实践,大约有四个特点:①城市设计全部由邀请竞赛或公开竞赛决定,评委会成员绝大部分由专家组成;②赢得竞赛的方案通常称为实施方案。获得方案竞赛前几名的设计机构一般可获得部分设计权;③城市设计经批准,可部分超越城市规划管理的有关规定;④城市设计的价值取向是:中层高密、缩小路网、开放街区、功能混合、统一中求变化、多样类型、限制大项目、尊重历史文脉。这些特点虽然跟我国各地的背景不尽相同,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伍江(同济大学副校长、教授) 很多年前就在讨论城市设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没有人否认这一点,但是为什么城市设计依然没有法定地位,就是因为很多问题还没解决,仍然存有争议。城市设计应该是贯穿从规划到实施全过程,不能仅仅说是控前或者控后有。如何贯穿,这涉及到法定操作的问题。可能从下面两方面做出回答: (1)控规之前?作用主要体现在城市规划的编制管理审批部门的法定工作环节。做城市规划的时候,从规划编制到审批定型,城市设计仍然是研究环节,而不是法定环节。如何法定?在城市规划尤其是控规之前,进行城市设计研究。控规主要研究经济社会作用,涉及指标平衡等。城市设计更多研究空间品质,加强其研究,有利于在控规一开始就将城市空间品质纳入考虑。控规可以通过增加一些要素体现城市设计研究成果,这些要素可以在控规指标体系中体现,需要详细说明并绘制成法定图则。 (2)实施阶段?城市设计其实是不可实施的,也不能被实施。要想让它真正有作用,必须法定化,但不是固化。一种可能的做法是,做建筑设计的时候进行更大范围的城市设计研究,成果与建筑方案一起报批。在上海的大部分历史保护区的项目中,成果后期的建筑方案与前期城市设计研究结论都是一致的。一同上报审批,把根据这个城市设计相一致的建筑设计方案实施。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效的途径。 (3)城市设计研究对于提升城市空间品质无疑是有好处的。对于城市设计怎么做,需做如下思考: ①城市空间品质存在乱象和不满,外界更多地认识到城市设计重要性。但是不要把城市设计绝对化神化,否则将失去它的价值。 ②城市设计不应当约束建筑设计,而是为其提供更好更合理的空间,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应该是控制引导的关系。 ③与已有城市规划的关系,城市设计在法定的规划指标下是不允许突破的,但是对于城市建设的管理规范是可以突破的。例如城市规划技术规定,它是在没有城市设计的情况下对城市空间品质的控制手段,既然有了城市设计这个更好的手段,技术规定则应相对做出改变。 徐毅松(上海市城市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局副局长) 城市设计现今是个热题,人们应当冷静面对,有以下两个问题切入: (1)城市设计管什么。城市设计是一个综合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是一个工具一种方法。用城市设计的思维去做总体规划、控制性规划等,通过技术手段把各要素捏合起来。城市设计应当是属地化的,不会是用之于四海皆准的。城市设计办法和导则的制定不应该是涵盖所有的问题,而应该是灵活的,各个地方不一样的。 (2)城市设计怎么管。要建立一套城市设计机制,在规划的管理层中建立一套制度。软化的机制和操作结合起来,快速增长时期对于规划来说更多的是粗放式的,现在加入城市设计思想理念深化规划,在控规里要有所体现。 ①控规做减法,有些部里规定的八项指标,控规阶段是没办法做的。例如建筑密度和绿地率,不做到建筑设计,控规的指标的得出都是虚的。实际项目设计后如果要改动指标还要上报审批。 ②控规还要做加法,加入对于城市空间的研究。上海的做法是在控规中划定重点地区,这个地区需要做城市设计,控规给定总量、性质和导向的大框架。这块地区如果没有城市设计附加图则,是不可以出让的。 管理部门对于不同层次规划设计的工作边界也是个重要问题,涉及到我们在调整规划设计的时候应该找哪个部门。城市设计是投入很多精力的,但是对城市设计进行修改凭什么?这就反映一些问题,对城市设计里理念和刚性要素的提炼还缺乏,要体现差异化;项目在一定区域内整体的系统性缺乏,应当在小尺度内把各种各样的要素整合起来,不能过分强调单体,给其他专项的工程设计提供依据;城市设计需要管住底线,例如对系统公共空间的要求,给建筑创作更多空间。 郑时龄(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城市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济大学教授) 对于城市设计在城市规划系统中作用的界定是模糊的,有时候偏向规划,有时候把规划后的实施纳入城市设计。对于上海来说,由于中心城242个规划单元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已经编制完成,城市设计主要是为规划实施而进行的设计阶段。我国这些年城市的发展是市场加官场的营造结果,这样就带来一些问题。大规模建设过去之后,基本的大规划已经完成,规划建设就需要进入深细的阶段。前一阶段仿佛像好莱坞的大片,非常雄伟,大尺度、大手笔,都是宏观叙事。由于大规模建设和快速城市化阶段的基本结束,城市规划的主要任务将转向为城市更新、复兴、发展和历史文化保护,提供政策和指导,其大部分规划工作将转为城市设计。今后不应该再是上百甚至上千平方公里的考虑,会更深入的去做。原来做的控规有些粗糙,几百平方公里的控规是在相当短的时期中编制完成的,缺乏深度,也缺乏与现状的对接。规划的高度控制和面积控制很弹性化,规划留有一个调整阶段,需要一个调整细化的阶段修改原先粗糙的控规。而我国的城市空间基本上是按照控高、面积和日照需求算出来的,而不是精心设计的结果。现阶段主要是城市空间的修补、调整和更新,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规划和建筑方面一定要结合,综合考虑交通、绿化、市政等,也要注意建筑和空间的形态多方面整合才能更深入设计。城市设计是一门古老又现代的学科,是一门基于建筑学、景观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的交叉学科,也是人类塑造环境的方式。城市设计师集艺术家、科学家、历史学家、预言家、规划师、建筑师、景观建筑师、工程师、开发商和政治家于一身,其主要目的是对一组建筑、一个街坊、一个地区、甚至一座城市的空间和形态进行设计,尤其是在城市更新和对城市空间修补时,城市设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城市设计具有独特性,城市设计对于每一个项目,每一块场地的呼应都是独特的和唯一的。城市设计涉及城市的各种问题,影响城市形态、生活方式和交通出行,从而也决定城市的未来。需要综合的团队进行城市设计。过去注重宏观要素,开发为主,现在需要转型发展,上海城市建设用地可能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这就会带来大量土地的转型,我估计上海大约有500-800km2的土地功能需要转型。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设计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张玉鑫(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城市设计是进一步提升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工作。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探索、发展和完善,上海的城市设计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当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结合上海城市规划和建设实践,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 (1)主要问题 ①宏观层面的城市设计研究薄弱,管控力度不够。虽然,在历次总体规划内容上均有涉及,但相应的深度不够,有关专项研究不深,多停留在原则性表述。 ②中观层面的城市设计规范和管理有了很大进步,但在技术标准的制订和精细化等方面还不完善。在上海的控规规范技术标准和法定图纸中,创造性地增加了以城市设计为主的附加图则和相应的刚性技术要求,如贴线率、旷地率等,但深入的技术方法和标准还不够详细。 ③微观层面的城市设计探索和实践较多,但容易陷入过细、过死的境地,一定程度上束缚和限制了建筑师的创作空间。 (2)思考和建议 ①加强城市总体层面的城市设计研究和宏观空间尺度的管控。特别是对城市总体结构、生态格局和开放空间、城市轮廓线等宏观要素的设计研究和创新探索。 ②聚焦控规层面城市设计方法、法定形式内容和技术标准的建设和完善。在法定平台上做实做细做强城市设计的刚性内容,同时放开弹性内容,为后续建筑创作留有足够空间。 ③强化城市地区和社区空间上的城市设计形态创造和未来功能业态的融合、联动研究设计。提高城市设计的适应性和发展弹性,提升地区活力、魅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卢济威(上海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设计委员会主任、同济大学教授) (1)发展现状 当前,城市设计存在一些误区,从技术层面来看主要存在两大问题:其一是片面追求城市美而忽略城市活力的提升。形成这一误区的理论根源是城市科学缺乏对城市行为学的研究;其二是千城一面。主要是设计模式化和城市全球化的影响。设计模式化是规划式管理控制的延伸,从而约定俗成;追求全球化,忽视地方特色,缺乏对基地环境资源进行挖掘研究。 (2)发展趋势的背景 ①进入后期城市化。当前,我国正向后期城市化发展,城市要从外延的扩张到内涵的品质提升转变,从土地的增量利用向土地的存量盘活转变。城市建设方式也应从粗放型向集约化、精细化和人文化转变;②推进城市生态化。城市设计层面,在实现城市生态化目标方面重点应抓四方面:推进城市紧凑化;推进绿色交通;推进城市与自然和谐;推进“TOD”理念。 (3)发展趋势 ①从粗放城市向集约城市发展。集约城市是布局紧凑,功能交混,具有高密度的城市人口和建筑容量。区域的公共空间组织和土地复合使用,公共空间立体化及与建筑空间渗透化很重要。 ②从汽车城市向步行化城市发展。我国老城区由于车行交通量的快速增加,不断蚕食步行交通空间,不少城市已出现了步行危机。城市设计要推动以步行为基础的绿色交通体系组织城市空间框架。 ③从视觉城市向行为城市发展。当前,城市设计片面重视视觉行为的需求,忽视城市使用者活动行为的需求,是造成城市活力缺损的重要原因。在实践中设计者要重视基地区域内人的活动行为模式分析,组建空间结构布局,创建特色活力区。 ④从平面城市向立体城市发展。随着以地下街为代表的城市地下公共空间的建设和空中步廊的发展,城市活动基面扩大到地下和空中,为此形成的城市立体化成为缓解集约化城市公共活动空间不足的重要手段。 ⑤从历史保护转向保护与发展共生。城市设计将历史文化保护放到城市发展的大背景中,寻求历史文化传承与城市复兴结合,从而提高城市文化品质和城市活力;为适应多样性保护的要求,寻求保护模式的多样化;探索新旧共生的保护方法,让更多的历史遗存得以保护。 俞斯佳(上海市城市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局总工程师) 城市设计的热度正在不断提升,从上至下都开始重视城市设计,是好事情,可以借助这个东风,把城市设计法定地位、规划体系、管理模式的改革继续深化下去。但反过来讲,如果城市设计的热情变成一场运动,又是很可悲的事情,城市设计不是灵丹妙药,无法解决城市发展中的所有问题,希望通过研讨把更多积极的有用的思路准确地向上面反映。 建筑设计、规划设计都需要哲学层面的思考,机制的创新、方式的转变都不如观念进步来得重要。城市设计应该在文化层面和哲学层面有更深的思考,比如之前卢先生提到的消费心理、行为心理,甚至建筑风水都需要分析。对总体空间风貌的把控要有深刻的理解。微观层面,做城市设计就是为了能给市民提供舒适安全有活力的公共空间,能够活动能够交往能够休憩。以接地气的个性化的城市设计,符合当地特色时代特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地来做,而放之四海皆准的导则化的东西应当尽量少。城市设计应该是互动后的产物,过程中善于听取当地居民的意见,发动他们的力量与规划师建筑师一起做,这样做出来的设计更加生动更加有用。做城市设计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至少要有三方面的素质: (1)要真正喜欢这个城市,你喜欢了才会深入去了解去挖掘城市,研究城市,潜力在哪里,问题在哪里,了解城市的文化,历史传统,做出有血有肉符合城市需求的设计。 (2)不能太着急,城市中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当地的空间特质,生活方式,民间风俗等,陈从周先生之所以成为古典园林大家,缘于他涉猎甚广,戏曲书画文学无一不精,触类旁通之后,给园林也带来很重要的借鉴。当前,精细化管理和行政效率之间是有很大矛盾的,应试图做精细化管理,但是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是一把利剑,无暇深究,只求最快。因此,方案审查过程中话语权的掌控,建议转到第三方,这应该是一个社会的问题,要赋予专家更强的话语权,同时也需要专家有很强的责任心,要很熟悉情况,跟踪设计的全过程。 (3)教育很重要,城市设计是面向社会大众一个很好的载体,城市规划专业语言,大众比较难消化。如果城市设计转变固有的表达方式,换一种平民化的语言,公众就能看得懂,通过公众共同的力量把设计做好。 唐子来(上海建筑学会城市设计与规划委员会主任、同济大学教授) 城市设计是政府对于城市建成环境的公共干预。它所关注的是城市形态和景观的公共价值领域(public realm),不仅包括公共空间本身,而且涵盖对其品质具有影响的各种建筑物。 城市设计作为公共干预的两种基本方式:①建筑师的城市设计:对于城市公共空间(如街道、广场和公园等)的具体设计,称为形态型(physical)、作为结果(result)的城市设计;②规划师的城市设计:制定和实施城市形态和景观的公共价值领域的控制规则,称为管制型(regulatory)、作为过程(process)的城市设计(urban design policy)。 规划控制(planning control)和设计控制(design control)都是开发控制(development control)的组成部分。规划控制关注城市建成环境的“功能合理性”,通常会涉及到土地用途、开发强度、交通组织、设施配置和环境标准等方面的控制要求。设计控制关注城市建成环境的“形态和谐性”。除了建筑高度和体量以外,其它控制元素往往是根据所在城市和地区的特定情况有所选择。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设计控制的体制类型可以考察设计控制和规划控制是一体的(integrated)还是并行的(parallel)。在并行体制下,尽管城市设计策略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但同一层面的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之间保持协同关系,并且都是作为下一层面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指导依据。 尽管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设计控制的策略范畴并不相同,但一项完整的城市设计策略通常包括理念(concepts)、目标(objectives)、达到目标所需遵循的原则(principles)、相关元素的控制导则(guidelines)。 城市设计导则是以规定性(prescription)为主还是以绩效性(performance)为主,往往是颇有争议的。规定性的设计导则强调达到设计目标所应采取的具体设计手段;绩效性的设计导则注重达到目标的绩效标准,并且配有引导性的示例,采取文图并茂的形式,有助于解释每项导则的设计控制意图,但并不规定具体设计手段。 实践中,城市设计控制往往会采用规定性和绩效性导则相结合的方式,分别适用不同的控制元素。但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尽可能多地采用绩效性的设计导则,确保达到设计控制目标但不限制具体手段,除非地区特征(如历史保护地区的文脉特征)表明采取规定性的设计导则是必要的、合理的和可行的。 李东君(现代集团城市规划设计院院长、总规划师) 就建筑设计集团下属的规划院来说,面向规划设计行业的市场,更加强调的是全过程,尤其注重实践,重视项目的落地。结合今天讨论的主题,这里我主要想谈三个方面。 (1)在实践中城市设计的标准并不明确。我院所做的项目中很多是城市设计,这些项目的推进往往需要融合当地政府、主要领导的思路和建议。但领导大多关注于城市设计的成果表达效果以及近期建设项目的落实,仅仅把总平面和效果图当作城市设计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可以说,在当前的实践运作中,城市设计似乎已成为万金油、被庸俗化了,甚至是行政意志干预规划管理和城市建设的帮凶。我认为城市设计是方法、是工具而非目的,主要是论证规划理念和成果的过程、逻辑,而非城市设计成果本身。 (2)当城市设计作为法定手段介入城市规划,并形成了一定的成果,它所论证而成的东西,就可以作为下一个阶段的法定依据。而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的关系:①是约束性的,有些条件是必须被限定的;②城市设计对于建筑设计而言又是建议性的,应提出有益的、引导性的建议;③城市设计论证的规划成果要留有余地、有弹性,城市设计不能代替建筑方案设计,必须用城市设计的工具表达规划,用于规划公示和公众参与。 (3)城市设计的落实可尝试用建筑验证控规的办法。我院最近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实践工作,比如在上海市杨浦区,配合控规编制单位,针对一些重要地块做一个概念方案——具体内容可以包括地块内的建筑布局、地上与地下的联动开发、道路交通设计等,从而对控制指标进行研究轮证,帮助促进控规编制和管理实施上的精细化。院里还成立了专门的设计团队,跟属地规划局进行对接,全过程跟进,整理所有信息汇总到图上、进行汇报,协助规划编制与管理工作。 总结来说,城市设计作为手段,应该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应有其支撑体系,同时具有管控力、约束性,也应具有建议性、弹性。确定城市设计的法定性也是有益的,很多类型、不同阶段的规划都需要有城市设计来研究和检验。我认为还应当有一个相对来说大家比较认可的委员会,来促进和保障城市设计研究的结果能够得到很好的落实。 周俭(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同济大学教授) 城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我国的城市设计过于追求“高大上”。因此,我首先想谈谈城市设计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需要去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标? 城市设计需要考虑很多:其一是城市的整体性,而并非某一个地标;其二是多样性;其三还包括城市活力;其四还会考虑生态层面等等问题,这些都是大的框架。但我认为城市设计最关键的并非是做一个宏大的东西,比如说虹桥枢纽或者世博会这些特定的、宏大的设计,虽然这也是十分需要的。如果我们把一个城市做过的若干个城市设计方案拼在一起恐怕往往会同样是个零乱不堪的结果吧。所以,城市设计更应该关注一个城市一般地区的“设计”应该怎么做,也就是分析一个城市自身的基本空间特质是什么,由此去追求对一个城市空间与社会特征的维护和传承。把城市的一般地区当做“创意”的对象结果往往会更糟糕。对一般地区做城市设计更需要思考每个城市的文脉到底是什么、城市的历史与现有特征的是什么、城市的社会生活是呈现一种什么状态。因此,人们必须了解一个城市的特征,才能进行控制。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从城市规划管理的角度,谈一下城市设计是在控规前还是在控规后做的问题。我认为:结构性、整体性的东西都应该是在控规前做的,比如强度的分区、空间肌理的分区、路网密度的分区、街道与建筑尺度的分区等等,这是在控规前就要考虑好的。这就需要在控规前对一个城市的整个建成地区的空间特征进行分类分析研究,以防千篇一律的设计。控规后也有许多工作要做,尤其是在重要的、标志性地区,即使已经做好控规指标体系,在项目基本落实后,需要依据城市设计的结果对控规指标进行调整与变动,因为在重要的、标志性的地区人们不可能在做控规时就预判到结果。 第三个问题是在中国没有几个城市设计是按照设计方案实施的,这是一个关于城市设计的实施机制设计问题。设计与实施最好由同一个规划师或建筑师或者团队贯穿始终。对一般地区,控规的各项指标原则上是不宜调整的,而对于重点和标志性地区,除容积率以外的指标原则上都应该允许变化。但是,如何调整控规指标的程序十分重要,需要建立有一个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机制,编制城市设计的规划师或建筑师既有提出调整指标的权利,同时也有科学、合理地解释和说服的责任和义务。 彭震伟(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关于城市设计的工作,两个方面的内容是可以马上推进的:一方面是把高校、设计院和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几方面的力量与资源整合起来,发挥各自的特长,在城市建设的实践中共同去塑造城市的空间品质。目前,很多部门和机构都很关心城市的空间品质,也根据各自的特点在开展工作,但在城市建设实践中的收效却不够理想,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三个月前,我去看了日本千叶县的柏市(KASHIWA-NO-HA),那里利用PPAP的模式(公-私-学术三方合作的模式)成立了一个城市设计中心,包括有地方政府、企业和东京大学,在柏市的规划设计和建设中共同研究如何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在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目前,该城市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智慧城市案例。这是一种非常值得借鉴的模式;另一方面,十多年前我国的城市规划界就已经在讨论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的关系,经过广泛的讨论,最终大家都一致认为城市设计应该是贯穿在城市规划全过程中的工作,对应于城市规划的不同空间层次,也有不同空间层次的城市设计,如总体城市设计、重点地区城市设计等。现在编制城市规划时都知道要遵从上位规划的要求,但在进行城市设计时却没有一个系统的空间体系,也没有对上一空间层次的城市设计要求给予足够的关注。这说明目前大家对城市设计的内涵不够明确,对城市设计的空间层次界定不清,对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很好地梳理清楚。在我参与审查的不少上海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项目中,在控规中体现城市设计的内容就只是增加了一张效果图。这自然无法真正发挥城市设计在塑造城市空间品质上的作用。需要人们今后在城市设计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和完善,再延伸到制定标准的层面上,如上海就可以率先制定一个关于城市设计的地方标准或技术规范。 (上述笔谈内容按座谈会发言先后排序,感谢发言者在百忙中的审核和校对。本次座谈还邀请了建筑城规学院蔡永洁、孙施文、杨贵庆、童明、匡晓明、孙彤宇、沙永杰、陈泳、张凡、王一、田宝江、钮心毅、杨春侠、黄建中、徐洁等多位学者以及上海同济规划设计研究院王新哲副院长、SOM建筑设计事务所上海中心孙乃飞总监、华东建筑设计院策划与城市设计中心叶种楠主任和寇志荣博士、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低碳城市设计中心曹杰勇博士等参与讨论,感谢吴睎和殷悦对会议发言的记录和整理,限于篇幅,精彩发言未能全部呈现,谨表歉意和遗憾,感谢各位与会者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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