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4期
第6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美国城市规划院校2000-2014年研究动态
田园城市学说之形成及其思想来源研究
x城市生态修复的理论探讨:基于理念体系、机理认知、科学问题的视角
动·静·显·隐:大数据在城市设计中的四种应用模式
数据自适应城市设计的方法与实践——以上海衡复历史街区慢行系统设计为例
“过渡态”下的“自上而下”城市修补——以广州恩宁路永庆坊为例
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城市设计管控要素体系研究
我国乡村规划研究评述与展望
从“关系”到“社会资本”:论我国乡村规划的理论困境与出路
二战后西方乡村景观风貌的研究脉络与启示
基于居住偏好的 上海市新城人口吸引策略研究
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城市空间增长设定路径及其杭州应用
“均质化-再集聚”:互联网影响下餐饮业空间布局新特征——基于上海内环开放数据的研究
应对挑战:城市规划的自我演化
珠三角区域规划回顾、评价及反思
知识与生态关联视角下的城市空间竞争发展
社会空间视角下苏南乡村城镇化历程与特征分析——以苏州市为例
山地城镇高密度空间的形成过程与机制研究
建筑日照资源均衡利用的管理方法改进——先南后北建设时序
传承与创新: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总图编制的思考
基于要素管控思路的生态控制方法在控规中的应用研究——以上海市崇明县陈家镇国际实验生态社区为例
关于城市居住用地分类与弱势群体保护的思考
航空城的空间结构、要素与规划策略研究
大城市“原居安老”的空间措施研究
伪满“新京”规划思想来源研究——兼及城市规划思想史探述
基于遗产角度的上海里弄建筑现状空间研究
“新常态下的城乡遗产保护与城乡规划” 学术座谈会发言摘要
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转型:理论解析与实践应对
大都市区空间演进的机理研究——“空间-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的建构与应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知识的演进
世界城市研究转向与中国的世界城市
中西方城市内部居住迁移研究述评
极化&扁平:美国湾区与长三角创新活动空间格局比较研究
国家战略实施背景下 跨界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创新——以南京都市圈城乡规划协同工作为例
协同发展视角下的首都特大城市地区分圈层空间布局策略
城市空间结构与 就业岗位分布差异的定量描述——以上海市青浦新城为例
手机信令数据在城市建成环境评价中的应用——以上海市宝山区为例
源自地理设计的城市规划设计量化分析框架初探——以多巴新城控规为例
产业遗存再利用过程中的环境风险与规划引导
澳门半岛高密度城市微绿空间增量研究
基于多主体需求评估的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类型研究
第12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5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隆重举行
城乡历史文化聚落——文化遗产区域整体保护的新类型
上海大都市地区空间结构优化的政策路径探析——基于人口分布情景的分析方法
论现代制造业的生产组织与“城市-区域”空间演变的关联性——“网络”和“嵌入性”双重理论视角研究
中国主要城市公交站点服务范围及其空间特征评价
物流项目用地规划建设标准的评价与优化——以广州市为例
我国城市空间增长现状剖析及制度反思
2000-2010年特大城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市为例
交易成本、产权配置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基于能耗视角的我国城市最优规模研究
基于相关性和关联耦合分析的上海市生态环境优化思考
城市绿地建设实施评估方法创新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总体城市设计中的高度形态控制方法与途径
基于现象学视角的城市规划设计概念生成框架研究——以上海市金山区城市生活岸线规划设计方案为例
城乡关系视角下城镇密集地区乡村规划演进及反思——以苏州地区为例
控规“心结”之解
“从空间扩张到内涵发展的规划思考”笔谈会
基于五个新发展理念对“十三五”空间规划重点取向的探讨
亚洲城市中心区空间结构的四阶原型与演替机制研究
制度转型中土地租金在建构城市空间中的作用:对城市更新的影响
网络关系与空间组织:长三角与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创新合作关系的比较分析
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京津冀空间协同发展规划的创新思维
京津冀一体化格局下北京交通发展模式转变的思考
城镇化的升级和新型城镇化
中国城市化的几个现实问题:空间扩张、人口收缩、低密度人类活动与城市范围界定
空间规划协调与多规合一研究:评述与展望
“多规合一”视角下的中国规划体系重构
深圳市城市设计历程回顾与思考
为健康而规划:环境健康的复杂性挑战与规划应对
城乡规划与公共健康的关系及跨学科研究框架构想
也谈规划与设计的介接
以人为本·绿色·留住乡愁 “深度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城乡规划思考”笔谈会
全球资本体系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层级体系
单中心还是多中心:北京城市就业次中心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型
中国十大城市群差异性及空间结构特征研究
社会变迁视角下 历史文化村落再生的若干思考
海南省空间规划的探索与实践 ——以《海南省总体规划(2015-2030)》为例
面向全球城市的 上海文化空间规划编制的思考
区域建设用海规划指导下填海造地空间规划设计方法研究——以招远市填海造地空间规划为例
城市公共自行车使用活动的时空间特征研究——以杭州为例
基于可视化SP法的城市道路自行车出行环境评价及优化——模型构建及上海中心城区的应用
中国第一部现代城市规划著作:郑肇经先生《城市计画学》
区域视角下历史文化资源整体保护与利用研究——以皖南地区为例
泉州的牌坊布局与城市景观的意义
明清上海地区市镇信仰与市镇空间发展关系初探
第五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新时期推进城乡规划改革创新的若干思考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国家空间治理的战略性思考
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组织特征与规划取向探讨 ——基于企业联系的实证研究
宜居环境建设的省域规划探索——以福建省为例
城市总体布局规划实施过程中的政策分析框架——以上海外环绿带为例
基于空间聚类分析的杭州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分布特征研究
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创意社区规划:基于创意阶层和居民空间需求研究
以培育知识创新区为导向的城市更新策略——对杨浦建设“知识创新区”的规划思考
活动视角下建成环境对广州居民通勤效率的影响
“职住平衡”视角下新就业人员的职住空间平衡关系及其内在影响因素——以南京市主城区为例
“群体智慧”引入历史地段规划的进展
新时期历史城区整体性保护的探索——以宁波为例
基于历史城区视角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新常态”
西藏城镇传统空间的形态特征及类型研究
另一种“中西合璧”——格罗皮乌斯主持下的华东联合基督教大学校园规划
走进社区,规划师准备好了吗? ——社区发展与规划变革学术笔谈会
城市规划中的社会公正议题——社会与空间视角下的若干规划思考
我国城市地理学与城市规划近半个世纪的协同发展与未来展望
建设强度分区决策支持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控规调整的评价研究——基于调整结果和决策过程的评价
城市规划视角下的战术城市主义研究
基于城市治理的中国城市战略规划解析与转型
资本、权力与空间的生产——珠三角战略地区发展路径及展望
网络空间与创新驱动视角下杭州转型发展的空间趋势特征及规划战略应对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传统开发区社会化转型的理念、内涵与路径
产城融合研究:回顾与新探
基于气象和GIS技术的北京中心城区通风廊道构建初探
超越城市行政边界的都市经济区划分:先发国家实践及启示
人居型世界遗产保护规划探索——以平遥古城为例
武汉“多规合一” 20年的探索与实践
新时期大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与开发研究——以常州市为例
第13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6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 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授予董鉴泓教授“终身成就奖”颁奖 隆重举行
“人居三”对城市规划学科的未来发展指向
中国城乡统筹规划的宏观分析——城乡均衡发展的挑战和村镇开发转移的机会
论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及我国先发地区的政策选择——对苏州城乡一体化实践的研究
制度变迁视角下我国城市设计实施的理论路径、现行问题与应然框架
城市规划评价的类型与基本范畴:文献评述及相关思考
老年视角下 社区服务设施布局适宜性研究——基于步行指数的方法
武汉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机理及引导策略研究
上海城市生活中心体系的识别与评估
国外城市空间公共性评价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国外城市空间公共性评价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厦门城市景观风貌塑造的规划管控方法研究
城市特色街区的内涵及规划策略——以芜湖市为例
特色活力区建设——城市更新的一个重要策略
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历程、方法与实践——基于中法经验的比较
“如何实现规划编制与实施的衔接统筹”学术笔谈会(二)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型城镇化
战略引领与刚性管控:新时期城市总体规划成果体系创新——上海2040总体规划成果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关于上海构建“两规融合、多规合一”空间规划体系的思考
上海2040:以规划组织编制方式转型探索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广州城市总体规划的演变与思考
关于规划与复杂性的反思
上海中心城区的职住空间匹配及其演化特征研究
基于绿色发展的城市发展质量评价研究——以江苏为例
杭州特色小镇群体特征研究
特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演化机制与对策的实例剖析——以上海为例
近代上海城市公共娱乐空间结构演化过程及其规律研究(1843-1949)
宗族化乡村社会结构的空间表征:潮汕地区传统聚落空间的解读
历史街区保护研究评述、技术方法与关键问题
第一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成功举办
全球化2.0时期的城市发展 ——2008年后西方城市的转型及对中国城市的影响
论城乡规划学学科生命力
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发展机制 ——政府推动城市发展的新加坡经验
启动科技支撑,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区域规划和城市土地节约利用”科技支撑项目研究综述
哈尔滨2030预规划低碳导向方案调整研究
史学流变下的中国园林史研究
大棋局: 厦门空间战略的区域视角
1843年以来黄浦江滨水空间 变迁与产业发展机制的关系——基于城市滨水空间的双重组织机制研究
我国大规模新城区开发及其影响研究
由“产城互促”到“产城融合” ——深圳市产业布局规划的思路与方法
面向低碳交通的城市空间结构:理论、模式与案例
知识与生态关联视角下的城市空间演化发展
城市空间结构的环境绩效:进展与思考
基于规划决策的多尺度城市绿地空间分析
城市交通方式竞争态势及来自生态学的理论启示
公共自行车系统影响下居民出行的变化与机制研究——以上海闵行区为例
从城市公共空间与建筑的耦合关系论城市公共空间的动态发展
基于室外风环境与 热舒适度的城市设计改进策略——以北京西单商业街为例
城市更新的“进行性”规划方法研究
提篮桥街区中以联合城市设计教学体验
历史文化名城制度30年背景下城市文化遗产管理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研究
论城乡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利关系及制度建设
城市危机:特征、影响变量及表现剖析——基于生态环境危机的视角
基于村庄集体土地开发的农村城市化模式研究——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中部欠发达地区城镇化特征、机制及若干探讨——基于安徽省三个地级市的案例研究
开发区导向的中国特色“边缘城市”的发展
溯本逐源:控制性详细规划基本问题探讨——转型期控规改革的前提性思考
低生活成本住区商业服务设施配置实证分析与探讨——基于对深圳市上下沙村的调研
决策效能指向的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改革
城市空间对洪涝灾害的影响、风险评估及减灾应对策略——以日本东京为例
城市总体规划层面中小运量新交通系统的规划思路及策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轨道交通站地区宜步行环境及影响因素分析——上海市12个生活住区的实证研究
美国规划教育发展历程回顾及对中国规划教育的思考
宫殿主导还是宗庙主导——三代、秦、汉都城庙、宫布局研究
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系统架构与实施路径
城乡统筹发展:城市整体规划与乡村自治发展
城乡统筹规划实施的二元土地困境:基于产权创新的破解之道
城乡统筹规划: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
论基于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
论中国独特的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的国际现象观察——兼论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及思考
“新区域主义”下城镇空间发展的规划协调机制——基于皖江城市带和济南都市圈的探讨
行动规划·制度设计·政策支持——深圳近10年城市规划实施历程剖析
全球创新型城市的基本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基于控规层面下的CBD地下空间开发控制探讨——以上海虹桥商务核心区一期为例
论地下空间的城市空间属性及本质意义
基于地理信息建模的规划设计方法探索——以城市总体规划设计为例
范型转变临界点下的“三线城市”建设规划实践
西方城市规划评估的研究述评
国外城市史与城市规划史比较研究:异同与交叉
“人口流动” 视角的城镇化及政策议题
我国城市人口城镇化与 土地城镇化失调特征及差异研究
“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
可持续性导向的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标准体系研究* ——基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实施有效性的分析
从GDP到HDI:低碳发展研究剖析与展望
可持续城市理论的概念模型 辨析:基于“目标定位-运行 机制”的分析框架
从日、韩低碳型生态城市探讨相关生态城规划实践
城镇建成区概念与界定方法体系研究 ——以浙江德清市武康镇为例
特大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交通绩效检验——上海案例研究
上海市属创意产业园区的 发展历程与总体空间分布特征
大型商业中心开发的空间影响分析 ——以上海五角场地区为例
公共空间视角下的 社区规划实施评价——基于上海曹杨新村的实证研究
重启内生发展道路:乡镇企业在苏南小城镇发展演化中的作用与机制再思考
特大城市地区外围城镇规划研究 ——以京东地区为例
“苏联规划”在中国: 历史回溯与启示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规划
“中等收入陷阱”之“惑”与城镇化战略新思维
智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基本理论探讨
产权制度视角下的划拨工业用地更新:以上海市虹口区为例
半城市化地区的工业化与土地利用:基于我国三大区域三个百强县/区的分析
城市规划中的公共利益探讨——以玉树灾后重建中的“公摊”问题为例
公共健康与城乡规划——健康影响评估及城乡规划健康影响评估工具探讨
大城市老年人的空间分布模式与发展趋势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为例
从技术创新到制度创新: 河源、云浮、广州“三规合一”实践与思考
情景规划方法的理论探源、行动框架及其应用意义——探索超越“工具理性”的战略规划决策平台
基于多元利益主体诉求的情景规划——以酒(泉)-嘉(峪关)区域一体化空间布局为例
城市化中后期城市中心的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 ——以常州旧城中心区为例
武汉市历史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规划实践探索
对内城住区更新中参与主体生产关系转变的透视——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
基于眺望评价模型的城市整体景观形象研究——以香港为例
基于日常服务设施步行者使用特征的社区可步行性评价研究——以上海市江浦路街道为例
新型城镇化座谈会发言摘要
思考与转型
对当前“重建古城”风潮的解读与建言
避免城市规划过度标准化
论城市转型的三大主题:科学、文明与生态
城乡统筹发展规划中的 土地经济租金、“乡乡差别”与社会公平
城镇化质量的 指数型评价体系研究——基于浙江省的实证
京津冀城市群的功能联系及其复杂网络演化
扩展领域中的城市设计与理论
上海市空间扩展与公路网规划的协调性研究
城市通勤时耗的空间结构影响因素——基于文献的研究与启示
城市规划在产业空间移位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以伦敦、汉堡、鲁尔区和维也纳为例
国外应用城市模型发展回顾与新型空间政策模型综述
武汉重点功能区规划编制与实施一体化模式研究——以武汉二七商务功能区为例
结合棕地治理与改造的规划编制研究——以株洲清水塘老工业区控规为例
绿地资源及评价体系研究与探讨
中国古代都城宗庙设置及其与朝寝关系的变迁简说
《中国城镇化道路、模式与政策》研究报告综述
2000年以来美国城市的经济转型及重新工业化
长三角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市体系比较研究:基于企业关联网络的分析方法
2000-2010年广东区域非均衡发展趋势及思考
基于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法则的武汉2049发展战略
老城中心区的发展演替及动力机制研究——以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地区为例
总体规划实施评价方法的主要问题及其思考
从理想蓝图到动态规划——厦门市30年城市规划实践评析
城市基本生态控制区规划控制方法——以广州市为例
对我国同城化规划实施的思考——以《广佛同城化发展规划》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研究——以中原某市农村地区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研究——以中原某市农村地区为例
空间句法在大尺度城市设计中的运用
大都市多元开放空间对宜居生活的保障 ——德国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国际设计工作营选题与启示
理查德·鲍立克与现代城市规划在中国的传播
“和谐城市”规划理论模型
“城市开发边界”政策与国家的空间治理
探索“新城”的中国化之路——上海市郊新城规划建设的回溯与展望
基于GIS的中国城市群发育格局识别研究
五年计划/规划、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的关系演变
城市通风廊道研究及其规划应用
生态容积率(EAR):高密度环境下城市再开发的能耗评估与减碳方法
城市空间扩展与城市热环境的量化研究——以武汉市东南片区为例
接驳城市轨道交通的社区公交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肌理如何激发城市活力
太原市南华门历史街区肌理的原型、演化与类型识别
商业街的空间与界面特征对步行者停留活动的影响——以上海市南京西路为例
中国古代都城产业空间格局特点及影响机制探微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笔谈
第三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新时期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态势辨析与战略选择
新增建设用地和户籍人口挂钩的政策建议及作用、效果预计
特大城市中心体系空间肌理分异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中心性与控制力:长三角城市网络结构的组织特征及演化 ——企业联系的视角
高铁站点周边地区的发展与规划——基于京沪高铁的实证分析
制度变迁视角下村庄要素整合机制研究——以宜兴市都山村为例
后乡土中国:审视城市时代农村发展的困境与转型
生态文明视阈下水城共生理论框架与评价体系构建及实证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城市增长边界划定——以平顶山新区为例
《欧洲城市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报告解读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的交通安宁化
滨水区城市景观的评价与控制——以杭州西湖东岸城市景观规划为例
具有社会凝聚力导向的住区公共空间特性研究——以上海创智坊和曹杨一村为例
民国市政厅时期汕头的两次都市计划
近现代历史园林遗产价值评价研究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模数制”探析 ——以明代海防卫所聚落为例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笔谈
中国规划改革面临倒逼: 城市发展制度创新的五个机制
欧洲智慧城市的最新实践
弹性城市研究框架综述
空间句法在城市规划中应用的局限性及改善和扩展途径
城市空间规划评估:市场失灵还是规划失灵
新型城镇化实施路径成本探析——以江阴市为例
1990年后发达国家都市区空间演化特征及动力机制研究
我国大都市区就业次中心的形成机制——上海研究及与北京比较
基于居民活动数据的城市空间功能组织再探究——以南京市为例
中心与腹地的辩证:基于企业联系的苏州、宁波区域空间关系比较研究
大连高铁站建设对周边地区发展的跨尺度、多要素影响探析
关于重构城市道路分类体系的探讨
中美土地利用分区管制的比较分析及其启示
控制性详细规划灵活性策略研究——新加坡“白地”经验及启示
公共设施选址的邻避效应及其公众参与模式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为例
第11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4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 和“第2届金经昌中国城乡规划研究生论文竞赛”颁奖仪式 隆重举行
中国城市一体化地区形成机制、空间组织模式与格局
特大城市郊区“半城镇化”的悖论解释及应对策略——对上海市郊的初步研究
产业链作用下的小微产业村镇“产、城关联”用地模式探讨——以福建省茶叶加工产业村镇为例
苏南乡村人地空间组织与模式探究——以产权关系为视角
老龄化背景下特大城市养老设施规划策略探索——以上海市为例
大城市居民通勤行为的健康效应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大模型:城市和区域研究的新范式
基于手机数据识别上海中心城的城市空间结构
特大城市近域空间发展特征与模式研究——基于上海、武汉的探讨
基于弹性思维的生态敏感地区新城发展研究——以武汉市花山生态新城为例
我国“三规合一”的理论实践与推进“多规融合”的政策建议
容积率制度在城市创新建设中的应用——解读东京城市成长战略
《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综述分析和规范建议
从管理走向治理——论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政府职能
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城市体系的关联分析
空间规划的博弈分析
智力城镇化还是体力城镇化 ——对中国城镇化的战略思考
社会冲突理论视角下的规划变革
乡镇在城乡统筹发展规划中的地位和功能:基于案例的分析
上海田子坊地区更新机制研究
低收入社区的规划协作机制研究——以广州市同德街规划为例
发展视角下的乡村遗产保护路径探讨——侗族村寨田野工作案例
北京绿隔乡村土地利用演变及其保留村庄的评估与管控研究 ——以崔各庄乡为例
基于价值提升的严寒地区村镇庭院优化策略
城市水系统弹性研究进展
区域弹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
城市增长边界实施评估: 分析框架及其在北京的应用
“大邑”的营造——先秦、秦及西汉都城规模与组织初论
近现代西安城市工业格局演变的历史研究(1869-1978)
技术与理论的移植——外国专家在香港的殖民主义城市规划实践(1841-1997)
“城市设计与实践”座谈会发言摘要
“大数据热背后的冷思考”学术笔谈会
基于城市建设状况的总体规划实施评价及其方法
从“多规合一”到空间规划体系重构
从“三旧改造”到城市更新——广州市成立城市更新局之思考
基于生态网络规划的生态红线划定研究——以安徽省宣城市南漪湖地区为例
基于行为特征的住区模式与低碳效应关系研究——以上海曹杨新村为例
收缩城市研究综述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上海市不同等级商业中心商圈的比较——以南京东路、五角场、鞍山路为例
基于时空间行为的城市生活圈规划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公共交通智能卡数据的城市研究综述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空间重塑研究
重塑上海交通的路径选择与发展策略——公共交通优先导向下的城市客运交通发展策略研究
上海市以功能布局优化带动空间布局优化的研究——从产业空间分布的视角
乡村治理视角下半城镇化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基于珠三角、苏南、温州的比较研究
城乡统筹视角下都市边缘区的农民、农地与村庄
协调多产权主体利益的改造更新规划实践——以上海市虹桥商务区东片区开发规划为例
中国古代“聚合型”都城的演变与退隐
第四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包容性语境下的规划价值重塑及学科转型
再议上海市中心城区公共绿地分布的社会绩效评价:从社会公平到社会正义
基于绩效的总体规划实施评价及其方法
杭州城市开发边界划定与实施研究
论人口流动影响下的城镇体系发展与治理策略
基于韧性城市理论的灾害防治研究回顾与展望
广州地区街道微气候模拟及改善策略研究
综合因素影响下的建筑退让道路红线间距控制——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高铁站点地区空间开发特征研究——基于京沪高铁沿线案例的实证分析
基于城市复兴的古城更新——连云港海州古城城市设计
城市设计与城市更新:英国经验及其对中国的镜鉴
意大利历史城镇保护思想的演变与启示
生态文明背景下城市古树名木保护规划方法及实施机制的思考——以上海的实践为例
历史城市的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南海神庙、老住宅和扬州的私家小园
“如何实现规划编制与实施的衔接统筹”学术笔谈会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型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特征与国家城镇体系构建
城市边缘区绿色空间精明规划研究——核心议题、概念框架和策略探讨
基于公交可达性绩效的武汉市空间战略实施评估
跨行政区协调发展规划编制的实践与思考——以新疆“奎-独-乌”地区规划为例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规划评估思路与方法探讨
上海中心城区商业中心空间特征研究
我国城市规划计量方法应用综述和总体框架构建
路网规划关键指标对开发强度的影响作用分析——以国内外24个CBD为例
意识与能力:城市建设的限度
项目导向还是系统导向:关于城市设计内涵的解析
城市设计教育体系的分析和建议——以美国高校的城市设计教育体系和核心课程为借鉴
基于居民行为需求特征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对策研究
小城镇之路在何方?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小城镇发展学术笔谈会
超大城市总体规划的转型与变革——上海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实践探索
上海市城市空间格局优化的战略思考
城市居民空间活动研究中大数据与复杂性理论的融合
城市开发边界的“划”与“用”——我国14个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试点进展分析与思考
作为人居形式的传统村落及其整体性保护
跨越类型,为城市的复杂性而设计
上海总体城市设计中的城市高度秩序研究
基于总体城市设计的密度分区:方法体系与控制框架
大数据支持下的城市设计实践——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公共活动空间网络规划
村民自治下的传统村庄规划管理——以曹家村灾后重建为例
大型保障房社区公共设施供给机制优化研究
英租界殖民路径与九国租界竞争性拼贴——以天津英租界(1860-1943)规划为重点
国家模式建构与地方差异——京沪两地1950年代规划编制的苏联影响之比较
第八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暨“2011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隆重举行
为市场经济下的城乡用地规划和管理提供有效工具——新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导引
城市增长模式与经济学理论
特大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基于城市经济模型的理论探讨
2010年上海世博会参观人流模拟的后评估
中国特大城市的多中心空间战略——以上海市为例
半城市化: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两类异化现象研究
内生型城市营销推动下的城市尺度跃迁——基于盱眙的实证研究
基于元数据的城市规划信息管理新方法探索——走向规划信息的全面管理
劳动力回流:小城镇发展的新动力
科学转型视角下的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建设元思考
英国城市规划专业本科课程设置及对中国的启示——以六所大学为例
由多样走向规范——北美城市规划理论教学趋势分析
由多样走向规范——北美城市规划理论教学趋势分析
瑞典哈默比湖城与无锡中瑞低碳生态城规划设计和管理实施比较
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中几个问题的透视与解析
改革开放后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回顾与展望
重庆城市新区规划编制与管理的实践探索
浙江省新型城市化背景下城乡规划编制的探索与实践
平遥古城形态研究:西方视野中的探索、分析与发现
中国城市空间组织与规划转型的单位视角
“钻石结构”——试论国家空间战略演进
城市群与城镇链先后辩
转型环境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转型
北宋东京的街市空间界面探析 ——以《清明上河图》为例
紧凑城市的系统检讨
高速公路建设对长三角城市势力圈的影响分析——城镇势力圈(网络)分析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轨道交通对大都市区外围地区规划开发策略的影响——外围地区TOD模式的实证研究
生态导向下城市边缘区规划研究
长三角开发区再开发模式探讨
近20年长三角跨国公司投资的演化特征及其城镇化进程
大城市进城农民的就业空间结构探析——以南京主城区为实证
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基础数据指标体系研究
西南地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评价体系研究
基于现代治理理念的城市更新规划策略探析——以襄阳古城周边地区更新规划为例
城乡统筹视野下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的重构——南京的探索与实践
武汉市城市建设用地强度管控实证研究与动态优化
对陆家嘴中心区城市空间演变趋势的若干思考
武汉都市发展区簇群式空间成长过程、机理及规律研究
轨道交通沿线地区规划技术思路——以福州市1号线(北标段)沿线规划调整为例
欠发达山区县域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探讨 ——以湖北省为例
皖江城市(带)发展和演进的机制研究 ——基于历史视角
大城市外来农民工通勤与职住关系研究——基于北京的问卷调查
社会转型背景中珠三角村庄规划再思考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规划研究 ——以山东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为例
基于参与主体成熟度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式选择
城市建设用地集约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的视角
引入控规导则控制手段的城市风貌规划新探索——基于富拉尔基区风貌规划的实践
游客真实性感知与文化遗产资源 持续利用策略研究
历史街区商业化动力机制分析及规划引导
“城市设计与实践”座谈会发言摘要
“一带一路”战略的空间响应
城市群规划多规协同状态分析与路径研究
引力和网络:长三角创新城市群落的空间组织特征分析
上海市人口发展的趋势、困境及调控策略
上海市中心城区公共绿地分布的社会绩效评价:从地域公平到社会公平
产业融合视角下城市工业集聚区的空间转型机制——基于上海市的三个案例分析
政策导向下的当代村庄空间形态演变——无锡市乡村田野调查报告
论乡村规划中的村民意愿
珠江三角洲村镇混杂区空间治理的政策思考
综合型养老社区功能空间模式及指标体系研究
特大城市老年人出行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以上海市中心城为例
上海黄浦江两岸再开发地区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再生
城市更新中地方文化资本的激活——以山东省滕州市接官巷历史街区更新改造规划为例
全球城市2030产业规划导向、发展举措及对上海的战略启示
历史城区微循环路网分层规划方法研究
国际大都市区最新综合交通规划远景、目标、对策比较研究
基于通用设计思考的深圳市无障碍交通体系规划探索
中国城市化发展态势分析与制度创新
2006-2011年间《城市规划学刊》 的统计及分析
湖北省城镇化发展政策实施评估研究
消费视角下的居住区商业服务设施配建体系研究——以上海市曲阳新村为例
城市背景下的知识溢出研究述评
基于多元利益的当代苏州市边缘区空间结构演化
我国城市蔓延研究进展与思考
非集中建设区规划及实施模式探索
土地使用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广佛市民地铁跨城活动的空间分析
提高城市轨道交通效能的规划对策与建议
我国“城市病”的体制性成因与对策研究
上海市郊区居民商业设施使用特征及规划应对——以莘庄地区为例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布局思考
近30年来新疆城镇发展的格局与过程研究
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编制与评估的美国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城市总体规划实践中的悖论及对策探讨
再论江南水乡古镇的保护与合理发展
华东地区历史文化村镇的特征及保护规划研究
国际城市规划史学会历届年会评析及启示
大寨的建设历程及新农村规划
对《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2002)中居住小区理论概念的再审视与调整
香港城市化初期的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841-1904年)
制度情境下的总体规划演变
关于城市群研究的几个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否导致了更大的城市——世界与中国的实证分析
城市中心体系发展的理论框架探索
新时期的“小城镇、大战略”——试论人口高输出地区的小城镇发展机制
走向多维弹性:深圳市弹性规划演进脉络研究
“两型社会”城乡规划 指标体系整体框架研究
“多规整合”研究进展与评述
土地与中国快速发展
《湖北省城镇体系规划》实施评估研究
当前城市建设中的关键问题——土地财政
上海城市交通政策的顶层设计思考
艾伯克隆比与香港战后城市规划
周“礼制”与《考工记·匠人营国》对早期都城形态的影响
上海市郊区空间规划与轨道交通规划的协调性研究
“天人长安,创意自然”——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场址规划思想探源
西方规划理论与中国规划实践之间的隔阂——以公众参与和社区规划为例
20世纪规划理论指导下的21世纪城市建设——关于“第三代规划理论”的讨论
世界城市研究的转型、反思与上海建设世界城市的探讨
高速交通网络构建下的城镇空间结构发展趋势——从“中心节点”到“门户节点”
城市空间增长的低碳化路径
低碳生态城规划指标及实施途径
国家经开区与高新区的政策渊源探究及反思
城市可持续性的定量评估:方法比较与实践检讨
转型经济中的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特征和形成机制研究
关于多中心大城市住房发展的空间绩效——对重庆市的研究与延伸讨论
分权化过程对都市区空间结构和规划的影响——基于两种分权模式的考察
消费时代城市公共空间的特点及其理论批判
中国城镇化的科学理性支撑关键*——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城镇化与村镇建设动态监测关键技术》综述
城市低碳竞争力理论与发展模式研究
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从规划理念到实践的低碳城市与复合社区 ——以上海市南桥新城为例
对“非城市建设用地”及其规划管控问题的若干探讨
转型期珠三角中小城镇产业发展态势及规划对策研究
厦门市旧城改造(1980-2010年)实证研究
交通方式竞争:试论我国大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以南京市为例
高速铁路对沿线地区城市腹地的影响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
轨道交通发展对城市景观影响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中国城市自行车交通政策的演变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机动性与社会排斥
城市边缘区研究综述
上海和芝加哥中心城区的邻里再开发模式及规划——基于两个案例的比较
深圳CBD中轴线公共空间规划的特征与实施
21世纪初中国城市设计发展再探
多空间尺度背景下的城市规划——“51届美国规划院校年会”综述
南京明城墙周边开放空间形态研究(1930-2008年)
明清江南民间信仰与市镇空间结构
2000年以来日本行政管理与规划体系修正的评述
城镇化新形势下的城乡(人口)划分标准讨论
我国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中的若干特征与趋势——基于皖北案例的初步探讨
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规划问题反思及案例研究——以绍兴袍江新区两湖区域空间发展规划为例
特大城市城乡生态空间规划方法及实施机制思考
生态版图——城市生态承载力研究的新视角
城市规划编制体系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机制:芝加哥和上海的比较
中国城市体系中航空网络与生产性服务业网络的比较
基于客运交通流的长江三角洲功能多中心结构研究
海南发展的战略转型与空间应对——写在“国际旅游岛”建设之初
低碳、 生态、 绿色——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
第十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3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 隆重举行
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城市规划
再论我国大城市化的现实意义、发展目标和应对策略
城镇化与规划体系转型——基于乡村视角的认识
分层城镇化和分区城镇化:模式、动力与发展策略
西藏特色区域城镇化路径模式探讨
草原牧区城镇化空间组织模式:理论与实践——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为例
国际城镇化研究回顾2000-2012——基于SCI/SSCI文献的分析
中国城市老龄化空间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基于“五普”和“六普”人口数据的分析
对规划区划定原则的研究
城乡统筹视角下总体规划中 “规划区”划定方法探讨——以驻马店市为例
多模式城市交通体系与方式间的转换
多维度视角下城市轨道站区空间特征实证剖析 ——以广州市为例
从城市设计到规划控制的演绎——以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为例
保障性住房的双重边缘化陷阱
比较与重构 ——中外典型社区中心空间发展模式的调查研究
生态敏感地区的村庄发展策略与规划研究
国外城市与农业关系的演变及发展历程研究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苏州村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
要素流动环境的重塑与乡村积极复兴——“国际慢城”高淳县大山村的实证
辩驳和城市规划实践的科学理论基础
城市化率50%的拐点迷局 ——典型国家快速城市化阶段发展特征的比较研究
从“发展阴影区”到“发展前沿地带”——论行政区划分隔对阴影区内小城市发展的影响
地方政府企业化主导下的新城空间开发研究——基于常州市武进新城区的实证
“公共性”的没落到复兴 ——与欧洲城市公共空间对照下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
论比例原则在城乡规划实施中的制度意义
我国城市重点发展地区规划建设评估研究——以杭州滨江CBD规划建设评估为例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要素组织架构研究
基于景观都市主义的矿业棕地规划设计理论探讨
基于视觉影响的城市天际线定量分析方法
空间经营的困局——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城市设计解读
基于形态类型的设计控制探讨——以广州旧城居住用地规划控制为例
同济·城市高峰论坛暨 第二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特约访谈:乡村规划与规划教育(二)
当代美国城市化的动力及经验教训
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中国新城空间演变研究
上海大都市区空间范围研究
空间结构导向下城市增长边界划定理念与方法探索 ——基于杭州市的案例研究
中西部大城市近郊区“被动城市化”困境突围
从交通期望线论我国历史城市保护中的新区发展空间结构问题
值域化:绩效视角下的城市新建区开发强度控制思考
城市土地使用相容性比例及影响要素探讨——以深圳市更新地区为例
“图”与“底”——关于城市非建设用地规划的思考
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结果评价框架探索——以上海市某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评价为例
生态城街区尺度研究模型的技术体系构建
村镇公共服务设施的“协同配置”——探索规划方法的改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设施规划研究——以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面向实施的城市风貌规划编制体系与编制方法探索
新旧共生的水乡古镇复兴探索——以杭州塘栖城镇中心区城市设计为例
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大城市发展
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基础数据指标体系研究
“钻石结构”——试论国家空间战略演进
中国第一部现代城市规划著作:郑肇经先生《城市计画学》
第五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走进社区,规划师准备好了吗? ——社区发展与规划变革学术笔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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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热背后的冷思考”学术笔谈会
作者  本刊编辑部
摘要  [编者按] 基于大数据开展的规划研究,在过去的几年里从逐渐认识到现在,已成为城乡规划领域最为时髦和热门的话题之一。从目前的讨论和研究成果来看,大数据的运用为深刻认识和解析城乡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在规划界对大数据的重要性取得共识并积极开展研究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如忽视或否定传统小数据分析的科学性、用大数据的简单描述代替因果关系甚至是“为数据而数据”等误区。为此,本刊编辑部特组织本次笔谈会,相信各位专家学者的讨论与思考,将对在城乡规划学科领域运用大数据开展规划研究的适应性和局限性,建构相关理论和方法,以及将基于大数据的研究与现有城市研究和城乡规划体系结合起来的路径和方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以收稿先后为序)。 王兴平(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东南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所) 克服大数据“鸿沟”推进规划运用的思考 2012年7月12日,联合国发布《大数据促发展:挑战与机遇》政务白皮书,指出“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在社会发展中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互联网+”的新时代,“大数据方法+城乡规划”催生新的规划模式,正在为城乡规划注入新的活力。从国内规划行业实践来看,大数据介入并推动规划行业的新一轮变革正在逐步成为现实。面对新的时代,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大数据在推进规划行业变革方面的作用值得高度关注和肯定。大数据方法以其强大的信息搜集、整合、分析和处理优势,特别是其基于对个体空间行为监测的海量信息数据进行群体、整体空间行为的分析、判别、集成和预测能力,有利于从技术上保障城乡规划倡导的“以人为本”理想和理念的具体实现。由此带来的是城乡规划由方法到理念和工作模式的根本性变革。与CAD介入城乡规划带来的空间表达方法变革相比,大数据方法不仅仅推动空间表达方法变革,更重要的是引发空间分析方法的革命。 其次,必须正视大数据方法在规划应用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障碍,可以概括为“两个鸿沟”。“第一个鸿沟”是数据的获取方面存在的“大数据信息鸿沟”,目前国内规划学者应用的大数据主要掌握在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等第三方手中,数据的开放意识薄弱,开放壁垒森严,导致规划师经常面临难以获取所需数据或者是需要支付高额的费用才能获取数据的情况,极大地限制了大数据在规划领域的广泛应用;“第二个鸿沟”是数据分析方法方面存在的“大数据技术鸿沟”,目前在大数据集成和处理、分析方面,总体上面向规划应用的简洁、实用的技术方法比较缺乏,既有的大数据技术方法专业性过强、界面过于复杂,一般的城市规划师难以掌握,也难以迅速地在规划项目中使用,制约了大数据方法的行业普及。 破解上述两个“鸿沟”,是推进大数据方法在城乡规划普及的重要突破口。对于“大数据信息鸿沟”,建议要推动政府尽快进行大数据立法,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来界定数据开放的类型、开放的内容和开放的边界、数据存储和交易的基本格式和规则等等,使数据的搜集、存储和交易步入法制化轨道,同时还要加快数据部门的信息化建设,为数据开放奠定基础。对于“第二个大数据技术鸿沟”,一方面,新一代规划师要加强自身的应用学习,迅速掌握相关的分析方法和技术手段,加快培养规划行业自己的大数据应用人才;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城乡规划大数据方法的技术研发,形成易于为一般规划师掌握的“傻瓜化”、标准化、简洁化的技术分析工具和软件,降低技术门槛,从而加快在行业的普及和推广。 最后,在充分肯定和推广大数据方法的同时,也要辩证地看待大数据方法和其他传统小微数据方法的关系,促进各种方法的协同使用,不能产生“大数据依赖症”。城乡规划面对的是复杂、易变、富有生命力的社会复杂巨系统,大数据方法虽然提供了一种更为直接、系统的观察城乡社会群体“行为”的技术手段,但是毕竟依然是一种间接信息,无法具体反映社会个体的“心理”,无法替代传统的面对面交流、访谈式的小微数据搜集和分析方法。需要将大数据长于“群体”和“行为”分析的特点和小微数据长于“个体”和“心理”分析的特点相互结合和验证,从而使对城乡居民的空间行为分析更加科学、准确,为空间分析和规划提供更为全面的科学依据。 龙瀛(博士,高级工程师,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新数据环境下的城市研究、规划与设计 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政务公开的推进使大量数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们称之为大数据。需要指出一个范畴上的误区是,大数据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国内已有的多数研究(包括我本人的研究),实际上都不属于大数据,而是属于开放数据,如来自商业网站或政府网站的数据;而狭义的大数据如手机信令、公共交通刷卡记录和信用卡消费等记录大多不是开放数据,获取难度较大。为此,本讨论用“新数据环境”作为目前大数据、开放数据等研究工作的统称。 新数据环境日益成为国内规划学界和工程学界的关注热点,让学者、规划师和决策者观测到社会个体及详细空间单元上的活动。新数据环境产生的微观个体(社会层面和物理空间层面)数据,与“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不谋而合,对存量规划、收缩城市、公共参与等热点问题具有支撑作用,为城市研究、规划设计、工程实践和商业咨询等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新数据多以精细化尺度覆盖大量城市,为此我与合作者提出了“大模型”这种区域和城市研究新范式,并认为当前定量城市研究正经历四个方面的变革:空间尺度、时间维度、研究粒度和研究方法——这些变革都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核心目的。 以下是我对新数据环境下研究工作的几个看法。 (1)数据有偏性的应对 新数据的有偏性广为学界讨论。例如利用位置微博数据进行的城市幸福感研究,面临着多个层面的偏差,包括微博用户的口是心非、自然语言处理的能力约束、发微博人群的代表性、新浪提供微博API的黑箱。这些偏差使得研究结果的可信性受到质疑。 针对这个问题,不同的研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法,主要包括:①充分利用数据的有偏性。例如在中国城市中频繁乘坐公交的出行者中,低收入人群有更大的出现概率,我与合作者充分利用公共交通刷卡数据(smart card data/SCD)的有偏性,研究城市贫困对象在2008-2010年间的出行行为、居住地和就业地的变化情况;②关注局部群体的行为特征。我与合作者利用学生SCD分析北京985高校学生的出行行为,也分析了四类极端出行人群的出行行为及其社会经济特征;③结合其他数据研究同一问题,以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如我与合作者利用SCD、传统居民出行调查数据、社交网站签到数据以及出租车轨迹数据共同评价北京城市规划的实施效果,发现各类数据的评价结果都表明超过95%的人群活动与规划边界一致;④在承认新数据有偏性的前提下研究城市系统,并期待与其他有偏数据研究互补,一起勾勒出完整的城市系统。 (2)多瞬时的可视化,少长周期探索 已有的新数据研究多利用少于一周时长的记录,部分研究仅处于可视化层次,而少有利用覆盖多年的数据进行的研究。与新数据相比,传统数据如城市年鉴能反映出城市一年的变化和年末状态,以及城市的多年累积变化。随着新数据的不断积累,多年连续的新数据研究成果和规划应用,将与目前已发表的研究结果有很大差异。 (3)多现状分析,少面向未来的规划设计支持 已有的研究多针对城市系统的现状评价和问题识别,而少有面向未来的研究。新数据环境下开展的诸多研究的成果,需要适时反哺面向未来的规划设计。以往的规划支持系统并没有有效地支持规划设计,为此我与合作者提出了数据增强设计(data augmented design/DAD)的规划设计新方法论。 DAD是以定量城市分析为驱动的规划设计方法,通过数据分析、建模、预测等手段,为规划设计的全过程提供调研、分析、方案设计、评价、追踪等支持工具,以数据实证提高设计的科学性,并激发规划设计人员的创造力。DAD的定位是现有规划设计体系下的一种新的规划设计方法论:它不是艺术设计的背叛者,而是强调定量分析的启发式作用的一种设计方法,致力于减轻设计师的负担而使其专注于创造本身,同时增强结果的可预测性和可评估性。DAD利用简单直接的方法,充分利用传统数据和新数据,强化规划设计中方案生成或评估的某个环节,易于推广到大量场地,同时兼顾场地的独特性。近期我和合作者将发表DAD的相关文章。 周江评(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地理、规划和环境管理学院) 固本守元,协同创新,思路优先,数据跟随——大数据与城乡规划研究热潮中的冷思考 最近几年,大数据成为了全世界的一个流行词汇。针对大数据的文章、书籍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2014年前后,仅仅在美国本土就至少就出版了20余本的大数据学术书籍。 对城乡规划人而言,需要有些什么样的冷静思考呢?结合自己的读书和实践,笔者认为有十六个字将有很大帮助:“固本守元,协同创新,思路优先,数据跟随”,含义解释如下。 (1) 城乡规划的定义、对象、本质、手段、数据、使命、目标、过程、参与者、成果表达等等,一部分会因为大数据的出现会有所改变,但更多的将还是相对固定的——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例如,大数据也许会带来城乡规划一部分输入数据的变化,但城乡规划对象仍将是人口、土地利用、产业、基础设施、住房和自然环境等,城乡规划本质仍将是为某地理单元设定愿景和设计实现这些愿景的路径和手段,城乡规划的目标仍是公平、可持续和效率等。为此,在大数据大热潮当中,城乡规划人首要明确的是自身领域中的变与不变,守卫好不变——也就是守住城乡规划的“本”和“元”;以这些本、元作为自己的锚来在大热潮中站稳脚跟,这就像武术界的各路好手,如果今天看到武当内功痴迷,明天听了少林功夫尾随,忘记先把本门绝技练好、精华悟透,到最后充其量是个杂家,不可能成为一代宗师。 (2) 对于城乡规划人,协同创新是在对以上的变与不变有客观、辩证的认识的基础上发生的。要求城乡规划人针对“变”,会同其它领域的专家、学者,系统地用好新数据、拿出新思路、走出新路子来应对变化。例如,在公交卡、手机信令数据出现以前,要跟踪数十万人乃至数百万人的每日行踪,了解短时间内人们的流量、流向特征,实现有效的短时流量规划和管控,是不可能短平快完成的任务。但在协作基础上,这个任务能够被短平快解决好的曙光已经出现;同时,有关任务的解决,也开启了城市科学和管理的深刻变革(Batty, 2012)。对于城乡规划人而言,协同好跨专业的工作,本身就已意味着创新,即使工作一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但随着工作的深入,新的进展、新的智慧将是水到渠成。大数据的时代呼唤大协作。 (3) 思路优先,数据跟随是指城乡规划人必须做数据的主人,而不是数据的奴隶。要做到这点,城乡规划人须对现实和未来有合理的分析框架和思路。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数据是人们为了认识和管理好客观世界而搜集的。数据是客观世界和信息之间的介质。信息是处理好的数据,是知识的基础。知识是精心组合好的信息。智慧乃应用到各行各业的知识(Kitchin, 2014)。从实用主义出发,数据虽和智慧中间隔了好几重,但它的终极目标须是产生智慧;但智慧的产生,不一定都始自数据。如既有知识,已有信息,都可以是智慧的起点。 刘行健(香港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系) 大数据环境下城市研究的几点想法 城市中的大数据让城市观测更全面、更细粒度、更即时与更海量,为更有效率更实时的城市管理提供了可能。但是,现有的部分城市大数据研究存在重数据轻理论、缺乏开放过程与数据综合应用等问题。 (1)大数据带来了研究城市的新视角,但大数据环境下城市理论也亟待发展。城市数据的丰富使得部分研究过分强调数据而忽视了理论的重要性(Rabari and Storper, 2015)。然而,城市理论在大数据时代的城市研究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①城市大数据获取的本身建立在城市空间认知的理论基础上。例如,通讯基站作为手机数据的重要采样和分析单元,其选址基于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假设;②大数据城市分析的解读仍然有赖于城市理论与背景知识;③新的数据环境推动着新的城市理论的发展。传统城市理论往往针对长期过程和均质化社会单元,而更多即时的、针对个人的观测数据则有可能进一步推动关注城市短期变化与内部的异质性的城市理论发展;④现有的基于大数据的城市分析往往从实证主义视角入手,缺乏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常见的理论视角,如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等。对这些理论视角的探索将有助于我们批判地审视大数据城市研究的局限性,而多理论视角的探索也符合城市(研究)复杂多元的本质;⑤人们需要将大数据环境下的城市研究本身看作一个社会-科技过程(socio-technical process),而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有可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分析研究中的“话语权”、论述(discourse)以及权力等因素,从而更清楚地认识数据分析背后的立场、意识与观点。 (2)大数据催生了管理城市的新方式,但人们需要更“开放”的城市数据。城市大数据与智慧城市建设一般强调城市管理过程中的理性、科学、规律与效率(Batty, 2013)。在“智慧”与效率背后往往有着复杂的数据搜集、融合与分析过程与算法(算法的选择本身暗含了系统构建者的价值观和立场),而普通民众、大部分规划师以及管理者都缺乏必要的技术知识来理解这一“黑箱”过程。因此,大数据环境下更有效的城市管理需要更为开放的数据分析过程,分析者可以更为详细地记录与公布算法、数据以及可能的缺陷,如欧美等国的“开放规划平台”和开放数据等趋势。 (3)大数据对城市的刻画仍然不完备,不少空白需要传统数据方法来填补。城市大数据并不是“全数据”,仍然是对城市活动的局部、侧面的表达。例如,公交卡数据无法度量私家车主的时空行为,基于社交媒体(如微博)的城市分析难以反映较少上网人群(如老年人)的动态。此外,常规的城市大数据虽然有较广的覆盖面,“信息密度”却较低,对个体信息反映有限,无法测度包括习惯、性格、爱好在内的诸多个人因素。与此相对,传统的小规模数据方法(普查、访谈、民族志和问卷等)则擅长于个体的深度分析与理解。综合大数据的广度和小数据的深度成为一个可能的探索方向,如我们近期所做的综合分析北京公交卡数据与居民出行调查的工作。 (4)大数据提出城市学科教育与发展的新课题。虽然数据分析一直是城市研究与规划的重要环节,但以往规划教育中所覆盖的数据分析方法更针对常规“小数据”,较少涉及大数据的搜集、分析与解读的方法与工具。例如,一般规划师训练中并不包括社交媒体信息的抓取、公交卡通勤数据的“清洗”以及对这些数据所反映城市动态的解读。此外,规划师拥有对城市发展的全局理解,可以更主动地参与到目前多由计算机科学家与数据工程师所主导的大数据与城市这一交叉领域中。 (5)大数据仅仅是城市的新数据环境中的一部分,其他主要趋势还包括城市开放数据与集成起来的传统数据。常规的大数据(如手机信号、公交卡使用、车辆轨迹等)较少对公众与研究者开放,现有的不少“大数据”城市研究往往基于开放数据。不少分散的规模较小的传统城市数据集正被集成与连接起来,使人们可以通过数据集成的“放大器效应”提取更多知识与规律。大数据、小数据、开放数据以及新兴的数据管理机制一同组成了城市研究的新数据环境(Kitchin, 2014),有关规划许可证的研究较好反映了这一趋势:各地规划主管部门将许可证信息“开放化”地公布在互联网上,各地开放的关于许可证的小数据可以被“集成”用于监测和对比全国城市发展。 未来的城市大数据研究需要加强(城市)理论探索、提高开放程度以及充分与其他数据源(如传统的小规模数据、开放数据)相结合。城市研究者应该提高对新数据环境的分析与理解能力,投入大数据与城市这一交叉研究领域,为更全面而深入的城市研究服务。 朱玮(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理性认识大数据对城市规划的作用 “大数据”成为当下城市规划的热点,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大数据在电子商务、社交网络等领域的成功应用,给人们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令规划师受到鼓舞和启发;二是城市规划传统上由于不怎么依赖数据,常被诟病为太软、不实、不科学,大数据无疑能够补上这块短板。 但正因为多数规划师很少用数据做规划,对数据的特性、对城市规划的作用缺少经验;对规划行业前景的危机感,更加剧了这股规划大数据热潮的跟风、非理性成分。大数据对于科学的城市规划是必要的,但远非充分条件。理性地认识大数据对于城市规划的作用,可以从规划的工作内容来看。套用经典的what(是什么)—why(为什么)—how(怎么做)模型,规划工作即包含了解城市发展状态、把握城市发展规律、预估城市发展趋势三个步骤。 大数据的概念至今没有明确统一的界定,其公认的两个特征是“规模大、来源多”。多数据来源对于了解城市的发展状态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这是大数据之于规划的最大价值所在。传统的规划实践中,规划师通过土地使用调查、年鉴查阅、部门访谈等手段来了解城市,但这些数据大多是二手的,多次处理影响其原真性,只能间接地反映城市状态。而大数据是一手信息,类似手机信令数据、浮动车数据、公交刷卡数据、家庭或单位用电数据,直接、不受干扰地反映个体以及城市的运行动态,从不同的视角对城市进行监测,得到比用传统方法更加完整可靠的城市全景图。高质量的观察是任何科学实践的第一步,大数据以其多源、直接的特性可为规划现状调查、实施评估等工作提供坚实基础。 对于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大数据的作用则有限得多,因为把握规律的实质是理解因果关系。这对于社会影响大、牵涉面广的城市规划来说尤为重要,而目前的大数据分析方法都只能揭示相关关系。有人说大数据时代,相关关系就够用了,并会拿超市里尿布和啤酒放一起的经典例子来证明。对于某些行业,如果基于简单相关关系的实践风险小、见效快、容易检验,这么做是可以的。但城市规划的特点与其完全相反,令政府面对基于相关关系的规划或政策都必须极为慎重。不过,大数据相关关系挖掘对于时效性更强的城市管理,则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其次,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即便只是相关关系也不需要海量数据。当下对数据规模的痴迷,表现在类似“bigger than big”(比大更大)的流行词,是病态。社会现象复杂多样,但整体的规律性随着案例的增加而收敛稳定,统计学的重要基础“大数定理”证明了这一点,为何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遵循正确的操作方法,小数据分析可以得到足够接近总体的结果;还免去大量的重复计算、时间和精力投入,无需处理大数据的设备和专业人员,这岂不是更低碳?况且在大数据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小数据仍是主流。 对城市发展趋势的预估则建立在前两个步骤之上,目标是解决问题。数据导向,而非问题导向也是当前规划大数据实践的一大问题。可能是长期以来的“数据饥饿”导致研究者拿来就用,却疏于对研究问题和意义的缜密思考。“问题—方法—数据—规律—规划”才是有效率的规划研究方式;开始就想好研究结果的规划应用出口,才能实现“精确打击”。数据不在大小,关键是适用,在何种程度上反映研究的问题、概念,符合科学的采样实践,都要首先判断清楚;研究者需要对数据缺陷带来的后果进行估计和阐明。通过如此的实践,可以逐步建立一套全方位覆盖的城市发展状态指标体系,来统筹大数据资源的储备和开发。 有人说规划师的“狼来了”,数据精英们将切走他们的蛋糕。笔者相信会切掉一小块,因为好的规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城市设身处地的理解,跟人打交道,对地方问题的浸淫式思考,而不只是坐在电脑后面看数字和图表。不过,规划师多交精通大数据分析的朋友,无疑是好的。 柴彦威(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智慧城市研究与规划中心) 大数据研究需“以人为本” 近年来,随着定位技术、互联网技术与移动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交网站的不断涌现等,人们迎来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城市规划研究中,除原有城市物质空间的数据外,大数据使我们获取大量动态的、带有精准时空信息的个人数据成为可能,为关注个人的时空间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和数据基础,深刻影响着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学者的研究范式,掀起了城市规划研究领域的一次热潮。然而综观目前已有研究,作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问题需要引起广大学者的思考。 首先,大数据研究需要从“人”出发,从居民个体时空间行为视角解读数据现象背后的内涵。目前可获得的大数据包括手机通话数据、公交IC卡数据、浮动车数据、微博签到数据以及居民活动日志数据等,基本是人的数据,不仅包含大量的空间位置信息,更代表了居民在城市空间中的行为与每一个居民个体的行为空间。现有的大数据研究为我们深化对于城市空间与人类行为模式的研究提供了创新的视角。而与此同时,大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个体社会经济数据缺失、“见行为而不见人”的问题。面对大数据自身的优势与劣势,我提出,增加对人的深化思考,不仅需要进一步挖掘大数据的行为内涵以开拓城市研究的新视角,也需要实现大数据与传统数据(或者“小数据”)的结合,优势互补,将“城市、人、行为”的研究紧密结合,突出城市研究与规划中对“区域中的人”的理解与挖掘。 其次,大数据为基于时空间行为的规划创新提供了机遇,亟待系统的行为研究与规划技术方法支撑。我国的城市发展已进入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正逐步从扩张性的增量规划转向政策性的存量规划,“见物不见人”的城市研究与规划管理方式得到了全面反思。而大数据正为以人为本的城市研究与规划提供了有效途径。目前,城市研究与规划领域提出了基于大数据构建“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等构想,但大多聚焦于概念构建和数据处理以及硬件配置等方面,并没有真正实现基于大数据进行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实践。作者认为,基于大数据研究,可以进行城市生活空间规划、城市生活时间规划以及城市行为规划等。比如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刻画城市居民活动的空间范围并与城市土地利用进行关联,识别居民频繁到访或者潜在使用的区域和设施,从而将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的时空间模式及需求特征投影到城市实体空间上,进而进行居民生活空间规划;再比如基于大数据可以分析居民日常活动的时空规律,进而调控城市公共设施或公共服务开放的时间,推动空间规划向时空规划转变,实现城市的精细化管理;还可以根据大数据分析的规律,依托智能手机等移动互联的终端信息发布平台,结合劝服诱导等软性政策,辅助居民做出智慧的活动时空决策等。 再次,大数据研究对中国城市学者的知识与技能储备提出了新的挑战,迫切需要多学科协同的团队合作模式和数据技术的有效共享平台。由于大数据样本量大、数据多源、获取成本相对低等优势,成为近年来城市规划支持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但是由于大数据研究涉及地理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分析等多学科知识,并且目前国内数据资源共享不足、数据处理的技术门槛高、多源数据整合较难等,导致大数据研究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缺乏知识创新以及和已有研究方法的有效结合。因此未来应积极构建数据共享平台,降低技术门槛,促进多学科交流合作。 大数据时代的城市规划不仅仅是数据的信息化,更是从基于土地、经济活动的规划向基于个人的规划发展,从静态的、蓝图式的规划向动态的、过程式的规划发展。从“人”出发,深入挖掘大数据背后的居民行为模式与制约机制,将大数据落实于城市规划实践,才能充分发挥大数据在城市研究与规划中的重要作用。 周素红(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 大数据热背后的冷思考 近年来,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和移动计算等技术的兴起,大数据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作为广泛联系公众与政府桥梁的规划行业,在长期饱受“数据饥渴”的背景下,大数据的产生和应用为规划研究、规划编制和管理打开新的一扇门,相关成果开始涌现,推动了本领域的变革和发展。然而,在大数据热的背后也产生一系列的误区,冷静思考其存在的不足和适用性对优化和建构新时期规划理论与方法体系有重要的意义。 (1)技术、方法与人才支持的局限性。多源数据的获取、融合、集成分析与过程模拟是基于大数据研究的重要基础。然而,目前在技术、方法和人才支持方面存在较大局限:①在数据获取方面,需要协调数据背后的利益博弈、处理保密与开放的关系、解决数据的清洗和多源大数据的空间化问题等;②在相关方法体系构建方面,需要突破多源异构数据融合技术、集成分析以及基于过程、实时、快速的模拟模型构建等技术和方法;③在人才支持方面,目前大数据应用对于接受传统规划教育训练的很多规划师来说存在一定的技术门槛,而主流的大数据技术分析群体多来自信息技术领域,因此如何构建有效的沟通和合作机制、培养更加立体化的知识结构体系的规划人才是关键。 (2)数据的代表性、研究的科学性与公平性问题。一方面,大数据往往源于局部对象的“全样本”,由于上述技术和方法的局限性,难以实现全对象的关联,因此存在代表性不足问题,进而导致对复杂城市现象揭示的片面性。同时,基于关联的研究在内在关系的揭示和机理的解释方面存在缺失,影响了研究结论的严谨性;另一方面,作为一项公共政策,规划的重要前提是公平性。然而,通过自动、实时、自愿等方式提供的数据是大数据重要来源,这也意味着,在大数据时代下,个人对信息供给的贡献越大,其获得的反馈机会也越大。这种机制存在潜在的对弱势群体和他们所在地区的社会排斥和空间排斥问题,进而有悖于学术研究和规划的价值取向。 (3)规划应用的适应性和规划管理的挑战性。目前,规划领域的大数据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层面、描述层面和基于分析的可视化层面,真正辅助规划智能化决策支持技术还很不成熟,影响实际应用价值。事实上,作为技术手段和工具,大数据分析永远代替不了人脑,因此,也决定了大数据的应用层需要定位在历史和现状问题的辅助分析、未来趋势的预判和规划方案的影响评估等方面,而规划方案的制定本身很难纯粹靠技术完成。 同时,大数据时代的规划管理需要应对管理模式的转变问题。随着互联网及大众媒体的发展,公众参与政府公共管理的渠道更加多元。然而,如何在有限的人力物力前提下解决日益多元和大量的来着公众反馈的信息和意见、如何应对大数据时代信息的碎片化和管理的碎片化问题、如何有效地疏导和正确引导社会矛盾和舆论、如何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减少负面影响等成为政府亟须在机制上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4)基于大数据的规划研究与规划体系建构。基于大数据的规划研究展望:利用大数据构建“海量时空数据生产-多源异构数据集成-基于主题的时空数据建模与分析和智能决策支持”的研究体系,将有助于促进规划理论和方法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具体包括:①建立基于空间的个体、政府、企业和各类传感设备终端的时空数据接入与标准体系;②建立基于多源异构数据的集成与分析方法体系;③建立知识发现、过程模拟和优化决策支持的时空数据模型体系和基于主题的城市专题研究体系;④建立辅助规划决策、日常管理和应急响应的智能决策支持体系,等。 规划编制技术的变革:大数据提供了更多源的客观数据作为规划决策的基础,改变了以往基于不完全知识推理的规划,转向更基于事实和客观的规划。尤其在前期的现状分析、预测推演和后期的方案影响评估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基于众包的规划管理变革:基于开放平台的公众参与理念,构建众包的规划管理体系和技术支持体系,具体包括:①充分利用大众媒体,构建公众与政府沟通的信息平台,推动服务型政府转型;②充分利用NGO和志愿者群体的力量,协助政府整理和分析公众意原,为规划决策提供及时咨询;③构建基于众包的专项规划体系,引导部分专项规划的编制和实施的众包模式转型;④创新公众参与式规划和信息智能分析的技术手段,为开放式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大数据给规划和相关研究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审视思考其潜在的问题和局限,构建基于大数据的研究方法体系、规划编制体系和规划管理体系,将有效促进规划及规划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杨俊宴(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 第三次浪潮:城市规划技术的突破与反思 (1)大数据是城市规划技术发展的第三次浪潮。25年前,以CAD、Photoshop、3DS等软件引领的电脑辅助设计浪潮开启了计算机设计的新篇章,规划界欢呼:“数字化规划时代来临”,但事实验证,其并未取代传统意义的城市规划。 15年前, GIS等3S集成技术渗透到城市规划的各个层面,规划界再次欢呼:“智能规划时代来临”,似乎用GIS能够解决所有城市规划中的复杂问题,但再一次,事实验证并非如此。 如同之前出现的CAD、GIS等新技术一样,大数据作为当下一种最前沿、最高效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技术,能够为城市规划的研究和城市问题的判断提供更高效的技术工具,丰富规划师们的分析、研究手段;但无可置疑地,这些新计算机技术只是一种工具,是丰富而不是取代传统研究,是完善而不是颠覆传统城市规划。 事实上,大数据技术本身只是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和手段,真正关键的是规划师们如何以开放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探索和钻研,去发现城市问题、挖掘深层机制,以大数据解决城市大问题。因此,大数据时代的城市规划研究和实践绝不是单纯的技术集成,而需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方面进行考量,这也是大数据作为城市规划范式的意义所在。 (2)城市大数据研究与实践应用的层次。面对大数据时代下的新机遇,城市规划界尚且处在机遇的初期挖掘探索阶段,而交通、信息等兄弟学科,已经进入了真正的大数据研究阶段,开启了用大数据解决传统学科无法解决的实践问题的研究阶段。为了让大数据服务于规划研究而非研究顺从于数据本身,人们应区分城市大数据研究的三个层次。 ①城市大数据研究的1.0版:数据的图示化。目前,许多学者对于城市大数据的运用主要在于数据的可视化探索上,如计算机定量推演、基于网络地图数据的可视化开发、三维模拟、数据分布等,在这些对于大数据的浅层研究中,研究者更关注大数据用计算机的表现技术或图面的表达效果,而忽略了对于数据背后的原因、机制、影响等环节的深层挖掘,导致最后的研究结论往往流于表面,仅仅推导和验证出众所周知的既定事实,难以科学地指导规划实践。诸如此类的大数据研究可划定为1.0版。 ②城市大数据研究的2.0版:单类大数据的深度分析。部分学者对于大数据本体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加入了数据特征、时间波动、空间位置等信息,由此对单一数据源做更全面透彻的解析,如社交网站等网络数据、出租车等移动设备轨迹信息、公交或地铁智能卡数据等。但在很多研究中,作为规划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主体之一——城市空间,却成为了某单一数据源简单位置信息的平面载体,如居民时空活动研究,人群分布热力图等。我将此类型的大数据研究划定为2.0版本,即对单一数据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但内蕴丰富的城市空间数据被无意识地扁平化了,仅仅作为大数据展示的“底图”。无论分析人的迁移流动还是行为规律,若不结合城市空间,不分析城市用地功能性质、空间要素与这些数据规律的耦合关系,详尽的大数据研究结论只是提供了一个很外围的参考,就难以深度介入城市规划的实践过程,还是属于浅层研究。 ③城市大数据研究的3.0版:大数据解决大问题。面向城市规划领域的大数据研究应有“大数据解决大问题”的总体原则,着力于解决城市规划领域中用传统技术方法难以解决的,尤其是反映城市真实生活和民生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其次,城市大数据研究应明确“源于数据,落于空间”的研究脉络,梳理大数据研究的理论内核、方法技术和效用评价等;第三,应认识到城市空间本体的复杂性,充分利用城市空间数据中的用地结构、功能属性、开发强度、形态特征等多维度信息,将大数据信息与“立体的”城市空间信息作深入的叠合性研究,只有更好地从城市规划领域的本体特征以及城市规划的实践需求的角度出发,将城市空间与数据分析结合起来,充分融合规划、地理、社会、经济等各学科领域,才能成为大数据时代下城市规划研究的范式。 (3)城市规划大数据应用的核心:大数据解决大问题 我国快速城镇化30年以来,随着通讯、交通等新技术的冲击和生活工作节奏的加快,城市空间的急剧增长带来了大量新生问题。对城市规划与真实城市生活和民生问题的关联研究,已成为我国“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的实践问题,而这些问题已经难以用传统的城市模式和静态的空间分析方法来解答。 大数据带来了第二次数据革命,不仅使得城市空间形态的定量分析能够在更高的精度和粒度维度得以实现,也能够打破长期以来对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总是停留于“用空间来解释空间”的传统研究圈,以更深入真实的视角和更宽阔的视野来揭示城市复杂形态背后的动态演化和结构性规律。应避免“技术至上”的倾向,不过分追求大数据搜集、处理及表现等一系列技术环节中的“绚丽”成果,真正应用大数据对城市规划本身进行更多的深度研究,进而指向大数据时代下的城市规划研究核心——用大数据解决大问题。 王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有效开展规划大数据研究的三要素 城乡规划领域掀起的大数据热潮既源于行业自身转型和拓展的需求,也源于外部社会对大数据的全面关注。在这内在外在条件都已具备难得机遇下,如果能够借力推动规划学科的转型、推动新领域的开拓,将为规划学科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从这几年发展的经验看,有效开展规划大数据研究的关键因素是数据、技术与思想。 首先是数据。在这方面虽然政府在积极推动数据开放,但各部门都是热衷于获得数据,对开放自身的数据,特别是核心数据积极性不高。所以拥有数据的单位和部门就具有战略优势。遗憾的是城市规划行业内部管理部门设计部门并不拥有自身的核心大数据,只能与相关部门、企业开展合作。相反互联网企业、信息服务企业、信息管理部门是大数据资源的主要拥有方,天生具备竞争优势,一旦这些行业携其数据进入规划设计领域,其影响将不可小觑。 其次是技术。如果说定性分析和定量小数据分析对技术的依赖是辅助性的,那么大数据分析离不开技术支撑,是高度技术依赖性的工作。现有规划行业内的技术队伍难以承担大数据处理的任务,现有的规划教育体系也不能培养出应对大数据的人才,技术短板正严重制约着当前规划大数据研究与应用。相反,计算机领域、IT行业涌现不少的城市大数据研究,在技术优势的支撑下,对各种可以获得的城市数据正在展开分析。但他们缺少对规划行业的了解,无法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 最后是思想。如果说数据是原料、技术是工具,那么思想就是产品设计,它关系到如何使用技术、如何处理数据、如何解释和应用结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规划对大数据的真正需求只能来自规划行业内部、是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所以,面对大数据的汹涌浪潮,规划师应该挺身而出勇于开拓,做时代的弄潮儿,不应固守原有阵地。缺少规划师参与的规划大数据研究无法解决规划问题。 由于以上三要素缺一不可,所以规划大数据研究有较高的门槛,单位之间、学科之间、研究者之间的协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对于规划师而言,弥补数据与技术的短板,发扬思想与应用的长板,才能在规划学科与大数据之间找到贯通途径,这是时代赋予的责任。 甄峰(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南京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 数据驱动城乡规划转型与创新 近年来,智慧城市逐渐成为国际城市研究领域的新热点。伴随着智慧城市的建设,大数据开始进入学者与公众视野,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MIT的城市感知实验室、UCL的高级空间分析中心等成为城市领域大数据研究的领军团队,国内对于大数据与智慧城市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论文及专著不断涌现,对智慧城市和大数据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起到了方向性的引领作用。可以说,“大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详细的、实时的信息,有助于城市学者更加全面、大尺度、精细化地研究各类城市社会经济问题,催生了城市研究新范式并为城市研究与规划学科发展带来了新的创新机遇。 面对大数据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与冲击力,人们必须承认它对城市规划行业带来的革新性影响,无论是在城市规划的调研、研究与方案编制,以及后期的实施与管理方面。然而,人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将这一创新机遇落到实处,真正促使城市规划学科走向科学化。 首先,尽管大数据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但人们要更好地理解这个“机遇”的本质,就要超越大数据。在说服我们自己重新认识数据价值的基础上,强调数据的多元、异构等复杂性特征,而不仅仅是数据规模、更新速度等方面。因此,“数据驱动”也许比“大数据时代”更为合适。其次,如何利用数据,挖掘数据的人文内涵,是城市规划工作者的使命和基本要求。数据并不等于知识,就不能简单地去加工和处理,也不仅仅是依靠数理模型去发现问题。如何从复杂的数据中找到人们所需要的知识,去除掉影响人们判断的冗余信息与数据,是需要人们多年的专业积累和人文素养,以及对案例地区长期的跟踪研究的。因此,掌握了数据,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掌握了“话语权”和“真理”。在清楚人们要解决什么问题之后,关键就在于如何利用这些数据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第三,尽管人们讲到数据驱动为城市研究与规划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但这一变化将是一个持续、漫长的过程。在这一方面,容不得浮躁,要能够静得下心、沉得住气,不求语言的惊世骇俗,只求去践行、去探索复杂的城市系统,去逐渐构建与完善更加科学化的城市规划学科。 杨东援(同济大学道路与交通工程系) 大数据与城市交通规划决策 近年来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得到的关注使人激动,但作为一个严肃的管理者、研究者或者技术人员,不能简单依据热情和冲动制定行动纲要,亦不能盲目追随成为一个“逐波飘浮”者,这促使人们认真深入地思考大数据浪潮为城市交通规划领域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需要大数据,这与学科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是基础紧密相关。城市交通是一种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其行为主体为适应外部环境的演化,对外部环境扰动的敏感性,决定了城市交通规划必须要敢于承认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经验和理论均促使我们反思:过去努力追求准确预测基础上优化规划方案的思维方式是否有问题,是否应该直面不确定性,而不是努力消除不确定性? 为此人们需要一种能力,能够不断地监测、评估规划对象的变化,例如城市环境的变化,居民诉求的变化,交通模式的变化等,并采用建设、管理、政策等手段调控城市的成长过程。实际上,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人们是能够确定未来应该争取的目标,不清楚的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目标,以及如何采用更加有效的组合对策手段去逼近理想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交通规划的注意力不能够仅停留在一定假设基础上制定相应的远景方案,而更加应该强调的是一种发展过程调控。 大数据技术发展使得管理者和研究者能够更加深入地观察规划对象。其一是大样本的优势,使得我们能够比较准确地细化不同活动类型居民在空间上的分布结构;其二是连续追踪观察优势,使得我们有可能观察城市交通行为的连续变化过程;其三是多角度综合观察优势,通过多源数据,从不同角度更加全面地考察规划对象;第四是多测度优势,在时空不同测度条件下,研究宏观与微观的关联。 对于城市交通规划来说,大数据不是一种时髦,而是需求拉动、技术推动和理念变革所引发的科学技术进步。与此同时,必须注意合理地将大数据技术融入新的规划分析技术体系。 首先,由于城市交通规划学科的特殊性,不能将基于大数据的统计分析、关联分析等与基于因果关系的模型和仿真分析技术对立起来。大数据擅长的是告诉决策者“是什么”,但是对于回答“为什么”有技术能力上的局限性。数据驱动的分析技术和模型驱动的分析技术是支撑城市交通规划新理论体系的两个支柱,并不存在谁替代谁的问题。 其次,人们需要一个“横梁”将两个“支柱”融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数据驱动的分析和模型及仿真驱动的分析,所产生的结果都是某种方面的决策证据,需要通过基于证据的决策技术形成有机整体支持城市交通规划决策。 第三,需要研究大数据技术获取的成果的应用方式。由于交通大数据并非是针对城市交通规划的“定制数据”,也就是说从决策角度来看所产生的是“间接证据”,如何使用间接证据进行决策判断是难以回避但必须克服的障碍。 第四,需要架设基于大数据获得的宏观属性与基于问卷调查等获得的微观特征之间的联系桥梁。在聚类分析基础上的宏微观属性关联研究很值得期待,它将宏观态势演化与微观机理联系在一起。 第五,需要构建适合交通规划的大数据驱动技术分析方法体系。包括:数据质量的控制与修补、聚类分析与特征提取、规律发现与演化过程观察、问题导向的技术集成等环节。 大数据带来的是一种重要的技术变革,将大数据技术硬塞进传统技术概念的框架会限制其优势的发挥,将大数据技术与传统技术对立起来有可能导致不切实际的理想。在研究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同时,认真思考城市交通规划领域的认识论、方法论问题,有助于新技术应用的可持续发展。 吴志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大数据与城乡规划:玩具乎?工具乎? 到目前为止,我加入关于城市大数据的研究群已达到12个,这些群组大都是城市规划专业、城市研究领域年轻一代的学者。我特别为规划界年轻一代学者的全身心投入感到骄傲。然而,我不得不说,这一代年轻学者在城市大数据研究中的兴奋和突破,并没有与规划专业在转型期中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系统关联起来。由此,我把这类大数据作为分析城市规划的自得其乐突破,称为大数据 “玩具”;而把大数据对城市规划核心问题的突破,称为大数据“工具”。值得肯定的是,在国内城市规划研究领域中间,不乏优秀的大数据研究成果。许多杰出的学者已在大数据对于城市规划中间最需要解决的研究问题上作出探索,积极开拓了城市研究的最前沿领域,值得鼓励。但是另一方面也需要警惕,过热的大数据研究逐步被“玩具化”,避免成为昙花一现被人遗忘。 所谓“玩具”与“工具”的本质区别在于:“玩具”者,目的在于“玩”。因此,但凡可以娱人眼球的研究成果均成为目前不少研究中盲目追求的目标,产生大量过度包装的研究成果、过度炫目的图面表达、过度复杂的分析过程,而忽视了研究自身的意义及对于解决城市中最迫切问题的贡献。而“工具”者,重点在于“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诊断城市中仅凭过去技术方法无法获知并解决的城市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迫切的、亟需解决的。大数据作为工具为精准地诊断出这些城市问题创造了条件,将城市最本质规律与城市发展、规划干预真正紧密联系起来。 作为“玩具”的大数据研究,由于对于城市规划自身的诉求与关注点缺乏精确思考,缺乏目的性,遇到什么数据源就用什么数据源,过度关注表达效果而忽视结论的实践意义,因而对于城市根本问题的解决帮助甚微。相比之下,作为“工具”的大数据研究对城市自身问题的诊断、对城市规划干预的支撑、对城市研究方法的促进均有明显的作用。作为“工具”的大数据研究应包含以下三个层面: ①描述性研究,包括城市规划的土地利用信息和多重数据源关联并一一对应的大数据平台;②规范性研究,探索数据与规划干预之间的逻辑关系。例如,自然环境数据对规划导致必然的因果关系、周边区域经济数据对城市战略定位产生的因果关系、城镇群的数据与城市文化创造力的相互关系、城市人的数据与城市内部要素配置的相互关系、城市要素网络之间的拓扑关系等等,在理清本质逻辑的基础上进行动态模拟推演,从而达到最优的干预效果;③方法论研究,本质是数理分析方法,通过数据可视化的形式直观的反映出过去的城市研究中无法反映的迫切问题,大数据体现了工业文明之后不能理解的美学。 为了避免大数据成为“玩具”而非“工具”,我提出若干需要慎重思考的关键问题:一是目前的大数据研究太“滥”,“滥”在凡是基于一定量数据的研究均急切的扣上“大数据”的帽子,实际上更应关注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明确了解未来究竟怎么运用大数据工具的走向;二是大数据的致命弱点是什么?大和小是相对的概念,什么是小数据?对于研究有意义的最小数据是什么?从这个角度出发,大数据研究不应当追求数据量的大,而是应当关注大数据中,对城市建设来说,最有效的数据是什么;三是大数据本身需要突破数据库的整理、元数据格式以及数据的获取渠道,这一项研究在以往有突破,但是没有真正实施;四是数据的遴选过程和链接过程,如何将冗余的、对研究产生误判的数据剔除,以及大数据与小数据是如何链接的,从而可以在研究中互补,多种数据研究方法均作为工具,共同应对城市中的迫切问题。 最后,从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到更高层面、更复杂内涵、更迫切需求的CIM(City Intelligent Model),是国家层面的战略需求和大数据研究的必然趋势。过去的发展经历是用传统粗放农业的方法在建设我们的城市,是不智能的,而大量城市信息的获取,超越单体建筑信息,对城市乃至国家的转型发展、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起到更为深远的作用。走向作为“工具”而非“玩具”的大数据研究,应当是每一个城市研究学者肩上的责任,也是城市规划从传统走向智能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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