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4期
第6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美国城市规划院校2000-2014年研究动态
田园城市学说之形成及其思想来源研究
x城市生态修复的理论探讨:基于理念体系、机理认知、科学问题的视角
动·静·显·隐:大数据在城市设计中的四种应用模式
数据自适应城市设计的方法与实践——以上海衡复历史街区慢行系统设计为例
“过渡态”下的“自上而下”城市修补——以广州恩宁路永庆坊为例
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城市设计管控要素体系研究
我国乡村规划研究评述与展望
从“关系”到“社会资本”:论我国乡村规划的理论困境与出路
二战后西方乡村景观风貌的研究脉络与启示
基于居住偏好的 上海市新城人口吸引策略研究
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城市空间增长设定路径及其杭州应用
“均质化-再集聚”:互联网影响下餐饮业空间布局新特征——基于上海内环开放数据的研究
应对挑战:城市规划的自我演化
珠三角区域规划回顾、评价及反思
知识与生态关联视角下的城市空间竞争发展
社会空间视角下苏南乡村城镇化历程与特征分析——以苏州市为例
山地城镇高密度空间的形成过程与机制研究
建筑日照资源均衡利用的管理方法改进——先南后北建设时序
传承与创新: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总图编制的思考
基于要素管控思路的生态控制方法在控规中的应用研究——以上海市崇明县陈家镇国际实验生态社区为例
关于城市居住用地分类与弱势群体保护的思考
航空城的空间结构、要素与规划策略研究
大城市“原居安老”的空间措施研究
伪满“新京”规划思想来源研究——兼及城市规划思想史探述
基于遗产角度的上海里弄建筑现状空间研究
“新常态下的城乡遗产保护与城乡规划” 学术座谈会发言摘要
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转型:理论解析与实践应对
大都市区空间演进的机理研究——“空间-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的建构与应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知识的演进
世界城市研究转向与中国的世界城市
中西方城市内部居住迁移研究述评
极化&扁平:美国湾区与长三角创新活动空间格局比较研究
国家战略实施背景下 跨界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创新——以南京都市圈城乡规划协同工作为例
协同发展视角下的首都特大城市地区分圈层空间布局策略
城市空间结构与 就业岗位分布差异的定量描述——以上海市青浦新城为例
手机信令数据在城市建成环境评价中的应用——以上海市宝山区为例
源自地理设计的城市规划设计量化分析框架初探——以多巴新城控规为例
产业遗存再利用过程中的环境风险与规划引导
澳门半岛高密度城市微绿空间增量研究
基于多主体需求评估的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类型研究
第12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5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隆重举行
城乡历史文化聚落——文化遗产区域整体保护的新类型
上海大都市地区空间结构优化的政策路径探析——基于人口分布情景的分析方法
论现代制造业的生产组织与“城市-区域”空间演变的关联性——“网络”和“嵌入性”双重理论视角研究
中国主要城市公交站点服务范围及其空间特征评价
物流项目用地规划建设标准的评价与优化——以广州市为例
我国城市空间增长现状剖析及制度反思
2000-2010年特大城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市为例
交易成本、产权配置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基于能耗视角的我国城市最优规模研究
基于相关性和关联耦合分析的上海市生态环境优化思考
城市绿地建设实施评估方法创新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总体城市设计中的高度形态控制方法与途径
基于现象学视角的城市规划设计概念生成框架研究——以上海市金山区城市生活岸线规划设计方案为例
城乡关系视角下城镇密集地区乡村规划演进及反思——以苏州地区为例
控规“心结”之解
“从空间扩张到内涵发展的规划思考”笔谈会
基于五个新发展理念对“十三五”空间规划重点取向的探讨
亚洲城市中心区空间结构的四阶原型与演替机制研究
制度转型中土地租金在建构城市空间中的作用:对城市更新的影响
网络关系与空间组织:长三角与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创新合作关系的比较分析
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京津冀空间协同发展规划的创新思维
京津冀一体化格局下北京交通发展模式转变的思考
城镇化的升级和新型城镇化
中国城市化的几个现实问题:空间扩张、人口收缩、低密度人类活动与城市范围界定
空间规划协调与多规合一研究:评述与展望
“多规合一”视角下的中国规划体系重构
深圳市城市设计历程回顾与思考
为健康而规划:环境健康的复杂性挑战与规划应对
城乡规划与公共健康的关系及跨学科研究框架构想
也谈规划与设计的介接
以人为本·绿色·留住乡愁 “深度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城乡规划思考”笔谈会
全球资本体系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层级体系
单中心还是多中心:北京城市就业次中心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型
中国十大城市群差异性及空间结构特征研究
社会变迁视角下 历史文化村落再生的若干思考
海南省空间规划的探索与实践 ——以《海南省总体规划(2015-2030)》为例
面向全球城市的 上海文化空间规划编制的思考
区域建设用海规划指导下填海造地空间规划设计方法研究——以招远市填海造地空间规划为例
城市公共自行车使用活动的时空间特征研究——以杭州为例
基于可视化SP法的城市道路自行车出行环境评价及优化——模型构建及上海中心城区的应用
中国第一部现代城市规划著作:郑肇经先生《城市计画学》
区域视角下历史文化资源整体保护与利用研究——以皖南地区为例
泉州的牌坊布局与城市景观的意义
明清上海地区市镇信仰与市镇空间发展关系初探
第五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新时期推进城乡规划改革创新的若干思考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国家空间治理的战略性思考
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组织特征与规划取向探讨 ——基于企业联系的实证研究
宜居环境建设的省域规划探索——以福建省为例
城市总体布局规划实施过程中的政策分析框架——以上海外环绿带为例
基于空间聚类分析的杭州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分布特征研究
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创意社区规划:基于创意阶层和居民空间需求研究
以培育知识创新区为导向的城市更新策略——对杨浦建设“知识创新区”的规划思考
活动视角下建成环境对广州居民通勤效率的影响
“职住平衡”视角下新就业人员的职住空间平衡关系及其内在影响因素——以南京市主城区为例
“群体智慧”引入历史地段规划的进展
新时期历史城区整体性保护的探索——以宁波为例
基于历史城区视角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新常态”
西藏城镇传统空间的形态特征及类型研究
另一种“中西合璧”——格罗皮乌斯主持下的华东联合基督教大学校园规划
走进社区,规划师准备好了吗? ——社区发展与规划变革学术笔谈会
城市规划中的社会公正议题——社会与空间视角下的若干规划思考
我国城市地理学与城市规划近半个世纪的协同发展与未来展望
建设强度分区决策支持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控规调整的评价研究——基于调整结果和决策过程的评价
城市规划视角下的战术城市主义研究
基于城市治理的中国城市战略规划解析与转型
资本、权力与空间的生产——珠三角战略地区发展路径及展望
网络空间与创新驱动视角下杭州转型发展的空间趋势特征及规划战略应对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传统开发区社会化转型的理念、内涵与路径
产城融合研究:回顾与新探
基于气象和GIS技术的北京中心城区通风廊道构建初探
超越城市行政边界的都市经济区划分:先发国家实践及启示
人居型世界遗产保护规划探索——以平遥古城为例
武汉“多规合一” 20年的探索与实践
新时期大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与开发研究——以常州市为例
第13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6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 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授予董鉴泓教授“终身成就奖”颁奖 隆重举行
“人居三”对城市规划学科的未来发展指向
中国城乡统筹规划的宏观分析——城乡均衡发展的挑战和村镇开发转移的机会
论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及我国先发地区的政策选择——对苏州城乡一体化实践的研究
制度变迁视角下我国城市设计实施的理论路径、现行问题与应然框架
城市规划评价的类型与基本范畴:文献评述及相关思考
老年视角下 社区服务设施布局适宜性研究——基于步行指数的方法
武汉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机理及引导策略研究
上海城市生活中心体系的识别与评估
国外城市空间公共性评价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国外城市空间公共性评价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厦门城市景观风貌塑造的规划管控方法研究
城市特色街区的内涵及规划策略——以芜湖市为例
特色活力区建设——城市更新的一个重要策略
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历程、方法与实践——基于中法经验的比较
“如何实现规划编制与实施的衔接统筹”学术笔谈会(二)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型城镇化
战略引领与刚性管控:新时期城市总体规划成果体系创新——上海2040总体规划成果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关于上海构建“两规融合、多规合一”空间规划体系的思考
上海2040:以规划组织编制方式转型探索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广州城市总体规划的演变与思考
关于规划与复杂性的反思
上海中心城区的职住空间匹配及其演化特征研究
基于绿色发展的城市发展质量评价研究——以江苏为例
杭州特色小镇群体特征研究
特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演化机制与对策的实例剖析——以上海为例
近代上海城市公共娱乐空间结构演化过程及其规律研究(1843-1949)
宗族化乡村社会结构的空间表征:潮汕地区传统聚落空间的解读
历史街区保护研究评述、技术方法与关键问题
第一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成功举办
全球化2.0时期的城市发展 ——2008年后西方城市的转型及对中国城市的影响
论城乡规划学学科生命力
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发展机制 ——政府推动城市发展的新加坡经验
启动科技支撑,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区域规划和城市土地节约利用”科技支撑项目研究综述
哈尔滨2030预规划低碳导向方案调整研究
史学流变下的中国园林史研究
大棋局: 厦门空间战略的区域视角
1843年以来黄浦江滨水空间 变迁与产业发展机制的关系——基于城市滨水空间的双重组织机制研究
我国大规模新城区开发及其影响研究
由“产城互促”到“产城融合” ——深圳市产业布局规划的思路与方法
面向低碳交通的城市空间结构:理论、模式与案例
知识与生态关联视角下的城市空间演化发展
城市空间结构的环境绩效:进展与思考
基于规划决策的多尺度城市绿地空间分析
城市交通方式竞争态势及来自生态学的理论启示
公共自行车系统影响下居民出行的变化与机制研究——以上海闵行区为例
从城市公共空间与建筑的耦合关系论城市公共空间的动态发展
基于室外风环境与 热舒适度的城市设计改进策略——以北京西单商业街为例
城市更新的“进行性”规划方法研究
提篮桥街区中以联合城市设计教学体验
历史文化名城制度30年背景下城市文化遗产管理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研究
论城乡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利关系及制度建设
城市危机:特征、影响变量及表现剖析——基于生态环境危机的视角
基于村庄集体土地开发的农村城市化模式研究——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中部欠发达地区城镇化特征、机制及若干探讨——基于安徽省三个地级市的案例研究
开发区导向的中国特色“边缘城市”的发展
溯本逐源:控制性详细规划基本问题探讨——转型期控规改革的前提性思考
低生活成本住区商业服务设施配置实证分析与探讨——基于对深圳市上下沙村的调研
决策效能指向的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改革
城市空间对洪涝灾害的影响、风险评估及减灾应对策略——以日本东京为例
城市总体规划层面中小运量新交通系统的规划思路及策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轨道交通站地区宜步行环境及影响因素分析——上海市12个生活住区的实证研究
美国规划教育发展历程回顾及对中国规划教育的思考
宫殿主导还是宗庙主导——三代、秦、汉都城庙、宫布局研究
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系统架构与实施路径
城乡统筹发展:城市整体规划与乡村自治发展
城乡统筹规划实施的二元土地困境:基于产权创新的破解之道
城乡统筹规划: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
论基于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
论中国独特的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的国际现象观察——兼论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及思考
“新区域主义”下城镇空间发展的规划协调机制——基于皖江城市带和济南都市圈的探讨
行动规划·制度设计·政策支持——深圳近10年城市规划实施历程剖析
全球创新型城市的基本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基于控规层面下的CBD地下空间开发控制探讨——以上海虹桥商务核心区一期为例
论地下空间的城市空间属性及本质意义
基于地理信息建模的规划设计方法探索——以城市总体规划设计为例
范型转变临界点下的“三线城市”建设规划实践
西方城市规划评估的研究述评
国外城市史与城市规划史比较研究:异同与交叉
“人口流动” 视角的城镇化及政策议题
我国城市人口城镇化与 土地城镇化失调特征及差异研究
“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
可持续性导向的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标准体系研究* ——基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实施有效性的分析
从GDP到HDI:低碳发展研究剖析与展望
可持续城市理论的概念模型 辨析:基于“目标定位-运行 机制”的分析框架
从日、韩低碳型生态城市探讨相关生态城规划实践
城镇建成区概念与界定方法体系研究 ——以浙江德清市武康镇为例
特大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交通绩效检验——上海案例研究
上海市属创意产业园区的 发展历程与总体空间分布特征
大型商业中心开发的空间影响分析 ——以上海五角场地区为例
公共空间视角下的 社区规划实施评价——基于上海曹杨新村的实证研究
重启内生发展道路:乡镇企业在苏南小城镇发展演化中的作用与机制再思考
特大城市地区外围城镇规划研究 ——以京东地区为例
“苏联规划”在中国: 历史回溯与启示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规划
“中等收入陷阱”之“惑”与城镇化战略新思维
智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基本理论探讨
产权制度视角下的划拨工业用地更新:以上海市虹口区为例
半城市化地区的工业化与土地利用:基于我国三大区域三个百强县/区的分析
城市规划中的公共利益探讨——以玉树灾后重建中的“公摊”问题为例
公共健康与城乡规划——健康影响评估及城乡规划健康影响评估工具探讨
大城市老年人的空间分布模式与发展趋势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为例
从技术创新到制度创新: 河源、云浮、广州“三规合一”实践与思考
情景规划方法的理论探源、行动框架及其应用意义——探索超越“工具理性”的战略规划决策平台
基于多元利益主体诉求的情景规划——以酒(泉)-嘉(峪关)区域一体化空间布局为例
城市化中后期城市中心的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 ——以常州旧城中心区为例
武汉市历史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规划实践探索
对内城住区更新中参与主体生产关系转变的透视——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
基于眺望评价模型的城市整体景观形象研究——以香港为例
基于日常服务设施步行者使用特征的社区可步行性评价研究——以上海市江浦路街道为例
新型城镇化座谈会发言摘要
思考与转型
对当前“重建古城”风潮的解读与建言
避免城市规划过度标准化
论城市转型的三大主题:科学、文明与生态
城乡统筹发展规划中的 土地经济租金、“乡乡差别”与社会公平
城镇化质量的 指数型评价体系研究——基于浙江省的实证
京津冀城市群的功能联系及其复杂网络演化
扩展领域中的城市设计与理论
上海市空间扩展与公路网规划的协调性研究
城市通勤时耗的空间结构影响因素——基于文献的研究与启示
城市规划在产业空间移位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以伦敦、汉堡、鲁尔区和维也纳为例
国外应用城市模型发展回顾与新型空间政策模型综述
武汉重点功能区规划编制与实施一体化模式研究——以武汉二七商务功能区为例
结合棕地治理与改造的规划编制研究——以株洲清水塘老工业区控规为例
绿地资源及评价体系研究与探讨
中国古代都城宗庙设置及其与朝寝关系的变迁简说
《中国城镇化道路、模式与政策》研究报告综述
2000年以来美国城市的经济转型及重新工业化
长三角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市体系比较研究:基于企业关联网络的分析方法
2000-2010年广东区域非均衡发展趋势及思考
基于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法则的武汉2049发展战略
老城中心区的发展演替及动力机制研究——以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地区为例
总体规划实施评价方法的主要问题及其思考
从理想蓝图到动态规划——厦门市30年城市规划实践评析
城市基本生态控制区规划控制方法——以广州市为例
对我国同城化规划实施的思考——以《广佛同城化发展规划》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研究——以中原某市农村地区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研究——以中原某市农村地区为例
空间句法在大尺度城市设计中的运用
大都市多元开放空间对宜居生活的保障 ——德国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国际设计工作营选题与启示
理查德·鲍立克与现代城市规划在中国的传播
“和谐城市”规划理论模型
“城市开发边界”政策与国家的空间治理
探索“新城”的中国化之路——上海市郊新城规划建设的回溯与展望
基于GIS的中国城市群发育格局识别研究
五年计划/规划、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的关系演变
城市通风廊道研究及其规划应用
生态容积率(EAR):高密度环境下城市再开发的能耗评估与减碳方法
城市空间扩展与城市热环境的量化研究——以武汉市东南片区为例
接驳城市轨道交通的社区公交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肌理如何激发城市活力
太原市南华门历史街区肌理的原型、演化与类型识别
商业街的空间与界面特征对步行者停留活动的影响——以上海市南京西路为例
中国古代都城产业空间格局特点及影响机制探微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笔谈
第三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新时期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态势辨析与战略选择
新增建设用地和户籍人口挂钩的政策建议及作用、效果预计
特大城市中心体系空间肌理分异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中心性与控制力:长三角城市网络结构的组织特征及演化 ——企业联系的视角
高铁站点周边地区的发展与规划——基于京沪高铁的实证分析
制度变迁视角下村庄要素整合机制研究——以宜兴市都山村为例
后乡土中国:审视城市时代农村发展的困境与转型
生态文明视阈下水城共生理论框架与评价体系构建及实证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城市增长边界划定——以平顶山新区为例
《欧洲城市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报告解读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的交通安宁化
滨水区城市景观的评价与控制——以杭州西湖东岸城市景观规划为例
具有社会凝聚力导向的住区公共空间特性研究——以上海创智坊和曹杨一村为例
民国市政厅时期汕头的两次都市计划
近现代历史园林遗产价值评价研究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模数制”探析 ——以明代海防卫所聚落为例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笔谈
中国规划改革面临倒逼: 城市发展制度创新的五个机制
欧洲智慧城市的最新实践
弹性城市研究框架综述
空间句法在城市规划中应用的局限性及改善和扩展途径
城市空间规划评估:市场失灵还是规划失灵
新型城镇化实施路径成本探析——以江阴市为例
1990年后发达国家都市区空间演化特征及动力机制研究
我国大都市区就业次中心的形成机制——上海研究及与北京比较
基于居民活动数据的城市空间功能组织再探究——以南京市为例
中心与腹地的辩证:基于企业联系的苏州、宁波区域空间关系比较研究
大连高铁站建设对周边地区发展的跨尺度、多要素影响探析
关于重构城市道路分类体系的探讨
中美土地利用分区管制的比较分析及其启示
控制性详细规划灵活性策略研究——新加坡“白地”经验及启示
公共设施选址的邻避效应及其公众参与模式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为例
第11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4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 和“第2届金经昌中国城乡规划研究生论文竞赛”颁奖仪式 隆重举行
中国城市一体化地区形成机制、空间组织模式与格局
特大城市郊区“半城镇化”的悖论解释及应对策略——对上海市郊的初步研究
产业链作用下的小微产业村镇“产、城关联”用地模式探讨——以福建省茶叶加工产业村镇为例
苏南乡村人地空间组织与模式探究——以产权关系为视角
老龄化背景下特大城市养老设施规划策略探索——以上海市为例
大城市居民通勤行为的健康效应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大模型:城市和区域研究的新范式
基于手机数据识别上海中心城的城市空间结构
特大城市近域空间发展特征与模式研究——基于上海、武汉的探讨
基于弹性思维的生态敏感地区新城发展研究——以武汉市花山生态新城为例
我国“三规合一”的理论实践与推进“多规融合”的政策建议
容积率制度在城市创新建设中的应用——解读东京城市成长战略
《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综述分析和规范建议
从管理走向治理——论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政府职能
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城市体系的关联分析
空间规划的博弈分析
智力城镇化还是体力城镇化 ——对中国城镇化的战略思考
社会冲突理论视角下的规划变革
乡镇在城乡统筹发展规划中的地位和功能:基于案例的分析
上海田子坊地区更新机制研究
低收入社区的规划协作机制研究——以广州市同德街规划为例
发展视角下的乡村遗产保护路径探讨——侗族村寨田野工作案例
北京绿隔乡村土地利用演变及其保留村庄的评估与管控研究 ——以崔各庄乡为例
基于价值提升的严寒地区村镇庭院优化策略
城市水系统弹性研究进展
区域弹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
城市增长边界实施评估: 分析框架及其在北京的应用
“大邑”的营造——先秦、秦及西汉都城规模与组织初论
近现代西安城市工业格局演变的历史研究(1869-1978)
技术与理论的移植——外国专家在香港的殖民主义城市规划实践(1841-1997)
“城市设计与实践”座谈会发言摘要
“大数据热背后的冷思考”学术笔谈会
基于城市建设状况的总体规划实施评价及其方法
从“多规合一”到空间规划体系重构
从“三旧改造”到城市更新——广州市成立城市更新局之思考
基于生态网络规划的生态红线划定研究——以安徽省宣城市南漪湖地区为例
基于行为特征的住区模式与低碳效应关系研究——以上海曹杨新村为例
收缩城市研究综述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上海市不同等级商业中心商圈的比较——以南京东路、五角场、鞍山路为例
基于时空间行为的城市生活圈规划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公共交通智能卡数据的城市研究综述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空间重塑研究
重塑上海交通的路径选择与发展策略——公共交通优先导向下的城市客运交通发展策略研究
上海市以功能布局优化带动空间布局优化的研究——从产业空间分布的视角
乡村治理视角下半城镇化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基于珠三角、苏南、温州的比较研究
城乡统筹视角下都市边缘区的农民、农地与村庄
协调多产权主体利益的改造更新规划实践——以上海市虹桥商务区东片区开发规划为例
中国古代“聚合型”都城的演变与退隐
第四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包容性语境下的规划价值重塑及学科转型
再议上海市中心城区公共绿地分布的社会绩效评价:从社会公平到社会正义
基于绩效的总体规划实施评价及其方法
杭州城市开发边界划定与实施研究
论人口流动影响下的城镇体系发展与治理策略
基于韧性城市理论的灾害防治研究回顾与展望
广州地区街道微气候模拟及改善策略研究
综合因素影响下的建筑退让道路红线间距控制——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高铁站点地区空间开发特征研究——基于京沪高铁沿线案例的实证分析
基于城市复兴的古城更新——连云港海州古城城市设计
城市设计与城市更新:英国经验及其对中国的镜鉴
意大利历史城镇保护思想的演变与启示
生态文明背景下城市古树名木保护规划方法及实施机制的思考——以上海的实践为例
历史城市的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南海神庙、老住宅和扬州的私家小园
“如何实现规划编制与实施的衔接统筹”学术笔谈会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型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特征与国家城镇体系构建
城市边缘区绿色空间精明规划研究——核心议题、概念框架和策略探讨
基于公交可达性绩效的武汉市空间战略实施评估
跨行政区协调发展规划编制的实践与思考——以新疆“奎-独-乌”地区规划为例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规划评估思路与方法探讨
上海中心城区商业中心空间特征研究
我国城市规划计量方法应用综述和总体框架构建
路网规划关键指标对开发强度的影响作用分析——以国内外24个CBD为例
意识与能力:城市建设的限度
项目导向还是系统导向:关于城市设计内涵的解析
城市设计教育体系的分析和建议——以美国高校的城市设计教育体系和核心课程为借鉴
基于居民行为需求特征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对策研究
小城镇之路在何方?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小城镇发展学术笔谈会
超大城市总体规划的转型与变革——上海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实践探索
上海市城市空间格局优化的战略思考
城市居民空间活动研究中大数据与复杂性理论的融合
城市开发边界的“划”与“用”——我国14个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试点进展分析与思考
作为人居形式的传统村落及其整体性保护
跨越类型,为城市的复杂性而设计
上海总体城市设计中的城市高度秩序研究
基于总体城市设计的密度分区:方法体系与控制框架
大数据支持下的城市设计实践——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公共活动空间网络规划
村民自治下的传统村庄规划管理——以曹家村灾后重建为例
大型保障房社区公共设施供给机制优化研究
英租界殖民路径与九国租界竞争性拼贴——以天津英租界(1860-1943)规划为重点
国家模式建构与地方差异——京沪两地1950年代规划编制的苏联影响之比较
第八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暨“2011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隆重举行
为市场经济下的城乡用地规划和管理提供有效工具——新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导引
城市增长模式与经济学理论
特大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基于城市经济模型的理论探讨
2010年上海世博会参观人流模拟的后评估
中国特大城市的多中心空间战略——以上海市为例
半城市化: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两类异化现象研究
内生型城市营销推动下的城市尺度跃迁——基于盱眙的实证研究
基于元数据的城市规划信息管理新方法探索——走向规划信息的全面管理
劳动力回流:小城镇发展的新动力
科学转型视角下的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建设元思考
英国城市规划专业本科课程设置及对中国的启示——以六所大学为例
由多样走向规范——北美城市规划理论教学趋势分析
由多样走向规范——北美城市规划理论教学趋势分析
瑞典哈默比湖城与无锡中瑞低碳生态城规划设计和管理实施比较
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中几个问题的透视与解析
改革开放后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回顾与展望
重庆城市新区规划编制与管理的实践探索
浙江省新型城市化背景下城乡规划编制的探索与实践
平遥古城形态研究:西方视野中的探索、分析与发现
中国城市空间组织与规划转型的单位视角
“钻石结构”——试论国家空间战略演进
城市群与城镇链先后辩
转型环境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转型
北宋东京的街市空间界面探析 ——以《清明上河图》为例
紧凑城市的系统检讨
高速公路建设对长三角城市势力圈的影响分析——城镇势力圈(网络)分析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轨道交通对大都市区外围地区规划开发策略的影响——外围地区TOD模式的实证研究
生态导向下城市边缘区规划研究
长三角开发区再开发模式探讨
近20年长三角跨国公司投资的演化特征及其城镇化进程
大城市进城农民的就业空间结构探析——以南京主城区为实证
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基础数据指标体系研究
西南地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评价体系研究
基于现代治理理念的城市更新规划策略探析——以襄阳古城周边地区更新规划为例
城乡统筹视野下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的重构——南京的探索与实践
武汉市城市建设用地强度管控实证研究与动态优化
对陆家嘴中心区城市空间演变趋势的若干思考
武汉都市发展区簇群式空间成长过程、机理及规律研究
轨道交通沿线地区规划技术思路——以福州市1号线(北标段)沿线规划调整为例
欠发达山区县域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探讨 ——以湖北省为例
皖江城市(带)发展和演进的机制研究 ——基于历史视角
大城市外来农民工通勤与职住关系研究——基于北京的问卷调查
社会转型背景中珠三角村庄规划再思考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规划研究 ——以山东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为例
基于参与主体成熟度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式选择
城市建设用地集约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的视角
引入控规导则控制手段的城市风貌规划新探索——基于富拉尔基区风貌规划的实践
游客真实性感知与文化遗产资源 持续利用策略研究
历史街区商业化动力机制分析及规划引导
“城市设计与实践”座谈会发言摘要
“一带一路”战略的空间响应
城市群规划多规协同状态分析与路径研究
引力和网络:长三角创新城市群落的空间组织特征分析
上海市人口发展的趋势、困境及调控策略
上海市中心城区公共绿地分布的社会绩效评价:从地域公平到社会公平
产业融合视角下城市工业集聚区的空间转型机制——基于上海市的三个案例分析
政策导向下的当代村庄空间形态演变——无锡市乡村田野调查报告
论乡村规划中的村民意愿
珠江三角洲村镇混杂区空间治理的政策思考
综合型养老社区功能空间模式及指标体系研究
特大城市老年人出行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以上海市中心城为例
上海黄浦江两岸再开发地区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再生
城市更新中地方文化资本的激活——以山东省滕州市接官巷历史街区更新改造规划为例
全球城市2030产业规划导向、发展举措及对上海的战略启示
历史城区微循环路网分层规划方法研究
国际大都市区最新综合交通规划远景、目标、对策比较研究
基于通用设计思考的深圳市无障碍交通体系规划探索
中国城市化发展态势分析与制度创新
2006-2011年间《城市规划学刊》 的统计及分析
湖北省城镇化发展政策实施评估研究
消费视角下的居住区商业服务设施配建体系研究——以上海市曲阳新村为例
城市背景下的知识溢出研究述评
基于多元利益的当代苏州市边缘区空间结构演化
我国城市蔓延研究进展与思考
非集中建设区规划及实施模式探索
土地使用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广佛市民地铁跨城活动的空间分析
提高城市轨道交通效能的规划对策与建议
我国“城市病”的体制性成因与对策研究
上海市郊区居民商业设施使用特征及规划应对——以莘庄地区为例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布局思考
近30年来新疆城镇发展的格局与过程研究
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编制与评估的美国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城市总体规划实践中的悖论及对策探讨
再论江南水乡古镇的保护与合理发展
华东地区历史文化村镇的特征及保护规划研究
国际城市规划史学会历届年会评析及启示
大寨的建设历程及新农村规划
对《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2002)中居住小区理论概念的再审视与调整
香港城市化初期的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841-1904年)
制度情境下的总体规划演变
关于城市群研究的几个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否导致了更大的城市——世界与中国的实证分析
城市中心体系发展的理论框架探索
新时期的“小城镇、大战略”——试论人口高输出地区的小城镇发展机制
走向多维弹性:深圳市弹性规划演进脉络研究
“两型社会”城乡规划 指标体系整体框架研究
“多规整合”研究进展与评述
土地与中国快速发展
《湖北省城镇体系规划》实施评估研究
当前城市建设中的关键问题——土地财政
上海城市交通政策的顶层设计思考
艾伯克隆比与香港战后城市规划
周“礼制”与《考工记·匠人营国》对早期都城形态的影响
上海市郊区空间规划与轨道交通规划的协调性研究
“天人长安,创意自然”——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场址规划思想探源
西方规划理论与中国规划实践之间的隔阂——以公众参与和社区规划为例
20世纪规划理论指导下的21世纪城市建设——关于“第三代规划理论”的讨论
世界城市研究的转型、反思与上海建设世界城市的探讨
高速交通网络构建下的城镇空间结构发展趋势——从“中心节点”到“门户节点”
城市空间增长的低碳化路径
低碳生态城规划指标及实施途径
国家经开区与高新区的政策渊源探究及反思
城市可持续性的定量评估:方法比较与实践检讨
转型经济中的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特征和形成机制研究
关于多中心大城市住房发展的空间绩效——对重庆市的研究与延伸讨论
分权化过程对都市区空间结构和规划的影响——基于两种分权模式的考察
消费时代城市公共空间的特点及其理论批判
中国城镇化的科学理性支撑关键*——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城镇化与村镇建设动态监测关键技术》综述
城市低碳竞争力理论与发展模式研究
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从规划理念到实践的低碳城市与复合社区 ——以上海市南桥新城为例
对“非城市建设用地”及其规划管控问题的若干探讨
转型期珠三角中小城镇产业发展态势及规划对策研究
厦门市旧城改造(1980-2010年)实证研究
交通方式竞争:试论我国大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以南京市为例
高速铁路对沿线地区城市腹地的影响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
轨道交通发展对城市景观影响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中国城市自行车交通政策的演变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机动性与社会排斥
城市边缘区研究综述
上海和芝加哥中心城区的邻里再开发模式及规划——基于两个案例的比较
深圳CBD中轴线公共空间规划的特征与实施
21世纪初中国城市设计发展再探
多空间尺度背景下的城市规划——“51届美国规划院校年会”综述
南京明城墙周边开放空间形态研究(1930-2008年)
明清江南民间信仰与市镇空间结构
2000年以来日本行政管理与规划体系修正的评述
城镇化新形势下的城乡(人口)划分标准讨论
我国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中的若干特征与趋势——基于皖北案例的初步探讨
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规划问题反思及案例研究——以绍兴袍江新区两湖区域空间发展规划为例
特大城市城乡生态空间规划方法及实施机制思考
生态版图——城市生态承载力研究的新视角
城市规划编制体系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机制:芝加哥和上海的比较
中国城市体系中航空网络与生产性服务业网络的比较
基于客运交通流的长江三角洲功能多中心结构研究
海南发展的战略转型与空间应对——写在“国际旅游岛”建设之初
低碳、 生态、 绿色——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
第十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3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 隆重举行
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城市规划
再论我国大城市化的现实意义、发展目标和应对策略
城镇化与规划体系转型——基于乡村视角的认识
分层城镇化和分区城镇化:模式、动力与发展策略
西藏特色区域城镇化路径模式探讨
草原牧区城镇化空间组织模式:理论与实践——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为例
国际城镇化研究回顾2000-2012——基于SCI/SSCI文献的分析
中国城市老龄化空间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基于“五普”和“六普”人口数据的分析
对规划区划定原则的研究
城乡统筹视角下总体规划中 “规划区”划定方法探讨——以驻马店市为例
多模式城市交通体系与方式间的转换
多维度视角下城市轨道站区空间特征实证剖析 ——以广州市为例
从城市设计到规划控制的演绎——以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为例
保障性住房的双重边缘化陷阱
比较与重构 ——中外典型社区中心空间发展模式的调查研究
生态敏感地区的村庄发展策略与规划研究
国外城市与农业关系的演变及发展历程研究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苏州村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
要素流动环境的重塑与乡村积极复兴——“国际慢城”高淳县大山村的实证
辩驳和城市规划实践的科学理论基础
城市化率50%的拐点迷局 ——典型国家快速城市化阶段发展特征的比较研究
从“发展阴影区”到“发展前沿地带”——论行政区划分隔对阴影区内小城市发展的影响
地方政府企业化主导下的新城空间开发研究——基于常州市武进新城区的实证
“公共性”的没落到复兴 ——与欧洲城市公共空间对照下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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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作者  本刊编辑部
摘要  当前正值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指导下,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以及新型城镇化规划,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经济增速回落平稳,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动力由传统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重大战略机遇期。新常态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对新常态的适应力,取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决定了中国未来的新契机、新发展。 作为“政府调控城市空间资源、指导城乡发展与建设、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重要公共性政策之一”的城乡规划,也面临多方面外部条件的深刻变化,规划师作为城乡发展改革的思考者、探索者和创新者,将成为这个转型时期的见证者、实践者和主导者。 在这一背景下,“新常态,新应对——第四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2015年5月16日在同济大学举办。论坛以“倡导规划实践的前沿探索、搭建规划创新的交流平台,彰显青年规划师的社会责任”为宗旨,聚集了来自规划学界、规划院校、规划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及青年规划师五百余人,共同探讨、深入交流新常态下的各类规划创新实践。 论坛开幕式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张尚武教授主持,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教授、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彭震伟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嘉宾们一致认为,在新常态下规划界将面对更多新问题的思考和新的挑战,特别期待青年规划师以新思路、新想法去解决新的问题,希望青年规划师本着规划界的精神提出新的创意。 上午主题论坛的演讲嘉宾分别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王凯副院长、同济大学唐子来教授、日本国立金泽大学沈振江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赵城琦研究员。 王凯的报告题目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中的新思维”,从京津冀作为国家战略的背景解析、京津冀发展存在问题的程度和判断、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的创新思考三个部分进行了深入解读、客观剖析和创新思考。并从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的思维逻辑,前提篇、规划篇、实施篇三个层级,总结了该规划的编制思路。最后,结合其丰富的规划从业经验和工作体会,提出,规划编制工作“要广泛听取意见,更要独立见解;要国际经验借鉴,更要符合国情;要埋头规划创作,更要主动沟通。” 唐子来的报告题目是“对城市设计和规划控制问题的再认识”,提出中国城镇化“新常态”下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基本原则,其中“制度维度”是最重要的。并以“城市设计属性:管理vs设计”、“城市设计事权:政府vs市场”、“城市设计实务:效率vs效果”三个议题展开城市设计的“新应对”。认为城市规划作为一个公共管理,要明确为什么要管理,要明确城市设计的事权,要有独立思考。最后,以上海世博会最佳实践区为例,进一步阐明城市设计需要对公权要素进行严格控制,而对私权要素不进行过多干预,从制度上建立城市设计有效的控制方式,在城市建设中达到城市设计目标可采取的操作手段。 沈振江的报告题目是“新方法、新技术在城市规划研究中的应用”,以日本规划的工作流程为例探讨了新技术手段在规划行业中的应用。第一层面是规划及设计方案的展现,利用虚拟现实及云技术手段展现规划成果;第二层面是将日本规划政策进行普及推广,开发智慧规划系统指导民众直观化地进行规划法规学习;第三层面是对规划设计方案的提议整合收集,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在线收集民众对于规划设计方案的意见,使之更具有针对性;第四层面是对规划设计方案的探讨与审议,通过内容管理系统的应用搭建民众与规划编制人员之间的桥梁;第五层面是云端虚拟现实技术及大数据技术对于规划编制的支持,完善规划方案的模拟。总而言之是期冀建立从政策制定到规划设计各个层面的整合化平台,更好地使规划服务民众。 赵城琦的报告题目是“多元化主体参与的城市更新方法与实践”,通过对上海、东京等城市的案例研究,提出城市更新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利益相关者的多方博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推进非常复杂,需要新的规划技术和完善的城市更新制度来保证这个过程的顺利进行。研究发现上海旧区改建的拆迁成本已大于土地招牌挂的成本,导致旧城更新难以进行。提出制度方面的建议,包括:改善型居民委员会,通过政府和民间以及相关利益主体共同改建实现街区更新;以及技术方面的建议,包括:做容积率的缓和,作为城市更新时政府调控的容积率储备,以达到多方主体的利益平衡。 下午,围绕论坛主题,以“城乡统筹与规划变革”、“城市设计与文化传承”、“城市更新与社区治理”、“研究方法与技术创新”为议题组织的四个“创新论坛”平行开展。 1 “城乡统筹与规划变革”分论坛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王新哲副院长、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唐鹏、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朱江、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罗兵保、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陆韬和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设计研究院朱新捷等6位演讲者从规划变革、城市总体规划新趋势、城乡空间发展新动态等方面做了发言。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陈秉钊教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王凯副院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耿宏兵副秘书长、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曾九利院长、扬州市规划局刘雨平总规划师、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三所裴新生所长等嘉宾进行了深入评论和分析。 1.1 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新趋势 王新哲以上海市新一轮总体规划展望为例阐述了新常态下总体规划的变革,认为上海城市规划工作面临空间管理模式转变、有效控制城市蔓延、城市治理模式转型、引领城市战略升级四大挑战,提出价值取向、发展模式、管理方式、规划内涵四个转变。总结上海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创新为六条:形式创新带动内容创新的成果体系创新;从经济到人本的城市目标创新;从中心到全域的规划范围创新;从愿景到底线的规划方法创新;从技术到政策的规划成果创新;落实主体与动态调整的行动规划创新。 [分析与点评] 陈秉钊指出城市目标从经济到人本,但作为一个城市而言,要人本与经济并举,只是过去太偏重经济,现在应该多重视人本,但是也要避免从一极端走向另一极端。 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唐鹏分析了在“城市规划要由扩展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背景下,四川省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工作。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流程为控制底线、初始生成、确定规模、评估调整,进而采取终极建设用地规模和城市开发边界线双重控制的模式,下发《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导则》。 [分析与点评] 耿宏兵指出增长边界要有年限,永久的思想可能跟社会和动态的变化不一致,不仅仅是规模的预测,形态上也有变化。大城市零增长,小城镇可能长得很快,如果划得太大就会失去意义。王凯指出原本希望通过划定开发边界来遏制城市无序开发,但可能依然很乱,本质的问题不转变,不从外延式的模式转化为内涵式的发展,转型很难。重点要掌控城市发展核心资源,无论是生态还是城市发展,从科学合理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很重要。刘雨平倾向于将城市开发边界其划定范围变小,这样才能更好地遏制政府扩张,否则只留生态底线用地,会让政府感觉还有很多的土地可用,不能更好地可持续发展。裴新生认为规划能有所作为的更多在于划定弹性边界,依照城市发展的规律,预测城市的规模来划定,但并不是所有城市都要划定,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要区别对待。陈秉钊建议城市发展成熟以后,再定义刚性边界,先通过建立一个标准来进行约束而不是用划定边界的方法。 朱江的报告认为,我国空间规划重纵向控制,轻同一空间上的横向衔接和联系,使得在同一横向维度上,不同规划管控逻辑矛盾,造成我国城市空间管理的众多问题。从“非常态”走向“新常态”,“多规合一”将成为国家体制创新和空间治理的重要突破口。我国“多规合一”相关工作大致经历了早期探索期、试点推动期、政策支持期三个阶段,从已开展规划融合工作的城市的经验看,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三种主要的规划融合模式:概念衔接型、技术融合型和体制创新型。提出“多规合一”的工作思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三规合一”协调规划;“多规合一”体制创新。 [分析与点评] 耿宏兵认为总体规划虽然在变革,但依然是自上而下,太过依赖于政府,利益分配考虑不足,参与机制有待改善,划定过程中并没有让各方全部参与。事权划分方面,各个部门需提前协调。陈秉利教授认为要做多规合一可先做到两规合一,然后再将其他规划逐渐加入。曾九利院长认为规划内容改革第一要适应新型城镇化对城市化的转型发展要求,更多的要从技术型走向管控型;第二是公共政策要转化、体现在里面,需要明确总规要管什么,审批重点要把事权划分清楚。 1.2 城乡空间发展的新动态 罗兵保以昆明福保村城中村改造更新过程为例,指出持续七年“一刀切”的昆明城中村改造方式给昆明带来了全新面貌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和城市空间问题。总结新常态下城中村的应对策略,对交通区位较好的城中村采取转为城市社区的整治方式;对于特色较为明显、旅游资源丰富的城中村,应对城中村进行产业升级,围绕释放土地价值、激活文化旅游源泉、构建地域风貌、提升地区人文气质、保护自然基地、营造生态品质空间等核心内容完成城中村的人居环境更新。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中村不应被消灭,而应在其居民自愿和自助的基础上进行“功能增强、适度调整”;积极探索有效的城中村更新模式,避免推倒重建的野蛮改造模式。 [分析与点评] 陈秉钊认为对昆明城中村改造方案的阐述和改造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分析得很好,但更要关心福保村最后解决了什么问题。裴新生指出“三旧改造”是目前必须要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于有特色的村庄,可利用原有产业发展旅游、文化,然而对于不具备发展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条件的非特色村庄,更要考虑如何进行改造。 陆韬通过对智慧城市与城乡空间组织的重构分析了淘宝村的出现及其对城市空间的重构、以及规划在其中如何作为等问题的思考。从淘宝村的界定标准、发展路径、空间特征等方面阐述了淘宝村现象。认为“淘宝村”作为新的空间节点,未来将成为自下而上重构大都市区城乡空间组织的重要支点。进而,城乡空间组织的重构必然引起规划的转型和变革,同时提出信息化背景下的规划应对思考。 [分析与点评] 陈秉钊指出淘宝村题目反映出新技术的发展会改变人居环境和居住人口的分布方式。王凯认为互联网+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应该是革命性的,到底是自上而下的结构终结还是自下而上的新结构的建立,暂不能妄加断言,下一步互联网时代应该依托各自特色资源和网络化服务,对提供认识城市经济,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组织方式等提供新视角。刘雨平认为网络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城乡关系崛起,人的交往的需求,后工业时代对创业的需求,并不能完全通过互联网实现。耿宏兵也指出互联网前景美好,但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并没有那么乐观,带给人的改变有待观察,淘宝村究竟是解决了人的需求还是改变了空间结构,还需要更本质的剖析。曾九利认为规划师角色需要转变,对于新生事物如互联网的影响,随着城市发展一定会有新的需求和变化,规划师要敏感,提前做好应对。 朱新捷介绍了浦东新区在人口演化中的空间分异,指出浦东在人口迅猛增长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的现象和问题。详细阐述了户籍人口、外来流动人口和常住人口的分布差异,不同族群、省市的人口分布分异。 [分析与点评] 裴新生指出浦东人口分布的特点跟上海总规中人口动态应对相关,城市空间、结构、功能三者要能够动态应对人口和公共基础设施,包括下一步公共指标的配置。 2 “城市设计与文化传承”分论坛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匡晓明老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奚慧博士、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毛玮丰、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王歆、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于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吴怨等6位演讲者围绕城市设计和文化传承主题进行了不同视角、不同层面的阐述。 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系主任吕斌教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段进教授、厦门市城市规划委员会秘书长马武定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戴慎志教授、邵甬教授、田宝江副教授、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张恺所长等嘉宾对发言进行点评。 2.1 关于城市设计方法 匡晓明在城市生态学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生态城市设计的“有机聚合”思想,即城市生产、生态与生活的有机集聚与融合的理念与方法。将生态城市设计分为三个层次:宏观尺度——总体层面生态城市设计,主要包括生态压力分析、生态边界划定、生态目标确立等内容,重点关注城市空间结构、土地利用模式、生态绿色空间、交通出行模式等方面;中观尺度——片区层面生态城市设计,主要包括生态空间管制、生态指标分解、生态图则控制等内容,重点关注功能布局、规模尺度、生态空间管制、生态指标分解、生态图则控制等方面;微观尺度——街区层面生态城ԌEԌ߀指标落实、生态技术应用、生态效益评估等内容,重点关注建筑形态组合、绿色建筑设计、微气候环境、资源使用方式等方面。通过三个层面的不同侧重和技术方法来增加生态城市设计的实施性。 [分析与点评] 吕斌教授认为所提出的“有机聚合”的设计理念和技术体系较为成熟,将生态和微循环的生态体系融入图则,可操作性强,同时还要关注存量城市设计的生态解决方案。戴慎志认为在规划设计过程中,最关键的是考虑最终能否实施建设和方便管理,即城市设计如何落实下去、如何与规划结合。田宝江提出人和环境共同构成了生态,但是在城市设计中,往往过多的考虑了水、绿、风等环境要素,却没有考虑人的活动,将人这一要素加进来,可能生态城市设计就会更全面。 奚慧提出公共管理视角为城市设计过程的认识所提供的并不仅仅停留在管理技术或管理制度的引入,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对城市设计管理过程进行价值和工具一体化的观察。城市设计管理过程的管理语境、价值取向和管理方式之间具有关联性。城市设计的管制型和沟通型的管理方式所具有的管理职能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两者各有所长,如何运用则取决于具体的城市设计过程中特定的市场语境、社会语境和政策语境对价值取向的择取。“价值-工具”一体化的过程理解不仅有助于深入解读城市设计过程,同时也为设计或选择合适的管理工具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为城市设计管理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创新打开了更广泛的视野。 [分析与点评] 马武定认为,城市设计应具有两种性质,一种是空间生产,即如何构造空间;另一种是技术手段,即政府对空间生产干预管理的法律手段。段进提出,将城市设计加入到法定规划中进行管制需要控制一个最低标准,但是这个最低标准应该如何形成需要进一步研究,由于不同区域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不同,城市设计的好坏不能仅以城市设计水平的高低进行评价。在城市发展中,有技术决策、经济决策、政治决策,而规划行业仅仅是提供了技术支撑。戴慎志认为城市设计方法要将控制性和引导性相结合,城市设计中的最低要求即控制性,而沟通性是引导性和指导性,是高标准。邵甬提出在城市设计管理过程中,规划的法定性和灵活性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难以把握的,应进一步加强研究。 2.2 关于城市设计的实施 毛玮丰通过“趣城·深圳美丽都市计划2013-2014年实施方案——趣城·盐田”项目,以城市公共空间为突破口,针对盐田区单调乏味、细节不够、无法驻足的问题,遵循人性化、安全、经济、可实施的原则,同时考虑城市发展所处的阶段、市民需求、深圳特有的天气环境,以及后期维护等,提出了针灸式城市设计的创意设想,形成了艺术装置、小品构筑、景观场所三大类计划,包括碧桐道登山口的“反向涂鸦”、海滨栈道沙头角段的“风生水起”、海景路的创意集装箱等50个小项目,营造了一系列有活力、有趣味的城市独特地点,通过“点”的力量,将盐田区打造成为更加宜居宜业的城区。 [分析与点评] 马武定认为,美丽城市最根本的就是让生活充满美,让生活更有意义,让生活更有趣味。城市设计不仅可以从宏观角度对美丽城市进行空间的构造和构思,也可以从微观的角度着手。 王歆以笋岗-清水河城市更新项目为例,针对市场主体过强、侵损公共利益的问题,建议构建政府、社区和市场主体共同参与、兼顾各方利益、上下互动的多元化更新模式;针对设计体系破碎、影响整体效应的问题,建议构建从发展战略及实施策略、发展单元大纲、整体城市导则、子单元规划到更新单元规划的层次化规划体系;针对多重因素干扰、空间规划失效的问题,建议构建城市更新设计平台机制和城市更新改造保障机制等复合化研究内容。 [分析与点评] 吕斌指出,存量城市设计需要更新的区域不仅是工业遗产、低密度商业区,还会有市民等多元主体,因此,存量规划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协调多元主体。邵甬认为城市设计的公众参与不能停留在发微信或在公众媒体上征集想法,还要与使用者进行沟通,在整个城市更新中,开发商是很大的参与主体,其主导的开发模式不一定会影响到公众利益,或者说它影响到公众利益是因为法律制度不健全。田宝江提出在城市设计中应避免过度设计而忽略了本身的传统和特色。存量城市设计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产权的问题。 2.3 关于城市文化的传承 于红针对当前天津工业遗产管理中存在的主体管理部门匮乏、现有界定不适用、规划编制管理欠缺协同性、规划审批中缺少具有针对工业遗产管理的相关规定等主要问题,提出天津工业遗产的规划管理需要紧密围绕“由谁管、管什么、怎么管”等三个核心命题进行展开。首先,由规划部门作为工业遗产主要管理责任部门,文物局、国房局、国资委作为认定管理的协作部门,成立工业遗产专家咨询委员会协助评估咨询工作,解决 “由谁管”的问题。其次,明确天津工业遗产的定义及历史、科学、建筑等六个方面的价值内涵,提出天津进行工业遗产认定的评估标准体系和程序,解决 “管什么”的问题。最后,建立保护与利用相协调的分层次编制管理思路,制定设计方案审查和建设审批过程中的具体要求,解决“怎么管”的问题。 [分析与点评] 戴慎志指出,在工业遗产保护中,是留壳挖空保留外在,还是把工业精神和文化遗产留在里面,这是各种遗产保护最大的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吕斌也提出,工业遗产的保护不应仅仅停留在建筑本身,而应包括在近现代历史上对工艺本身的贡献,即工业价值本身也需要保护。张恺指出工业遗产属于什么等级、价值体现在什么层面,受主观因素的限制较大,往往难以评判,希望在这方面通过天津的案例有好的经验分享。 吴怨在发言中提出,集体记忆即一个具有自己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记忆,这种群体可以是某个民族、某种宗教、某个城市的居民、甚至是国家的国民。而城市,就是这种“社会建构”过程的场所和结果。城市中不同群体的集体记忆在城市空间中发生、受城市空间的影响;同时,集体记忆的需求影响城市空间的建设与更新。城市设计的过程,即是研究特定城市集体记忆的影响因素,并根据集体记忆形成和延续的特性,将这些因素进行突出和强化,延续和塑造集体记忆的过程。 [分析与点评] 段进认为,城市集体记忆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首先,如何判断集体记忆,通过什么方式寻找集体记忆;其次,是否所有的集体记忆都是好的。邵甬认为,城市集体记忆涉及到社会学,需要通过一些特殊的方法收集很多的信息,归纳确切的集体记忆,然后再进行细化分析,如果没有这些方法,很有可能就变成规划师抽象、梳理出来的一些城市特点,而非真正的集体记忆。田宝江提出,集体记忆不是被规划师塑造的,而是一个自然积累的沉淀过程。马武定认为,城市集体记忆是一个长期的积累,关键在于场所性和场所精神,之所以出现奇奇怪怪的建筑,是因为空间和时间压缩,导致了记忆断裂。 3 “城市更新与社区治理”分论坛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黄勇博士、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徐辰、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林强、陕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赵卿、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李林等5位演讲者从城市更新模式与机制、传统村落保护方法、城市更新与土地安全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自己的观点。 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员赵城琦研究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周俭教授、杨贵庆教授、童明教授、于一凡教授、田莉教授等嘉宾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入的评论。 3.1 关于“城市更新”模式与机制 黄勇在当今“重物轻人、重量轻质”的大趋势下提出,城市更新与保护应从人出发,以人为直接研究对象,去构建一种理论认识和技术框架。选取重庆8个历史文化名镇核心保护区为研究样本,以SNA(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为研究工具,构建出样本区社会网络的语义模型,为历史街区的分区分级规划、空间结构规划、建筑分类分级保护等方面提供一些客观依据,为历史街区在进行物质环境保护更新的同时注重社会网络关系的保护建设提供思路。 [分析与点评] 童明提出,应改变“重物而不重人”的状态来应对旧城更新中间的很多问题,特别是社会层面问题。因为社会角度上的人,实际是最多元化而且是最差异性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能否用某种数值抽象化指数、指标能够来代替还有待考虑,例如邻居住了十年并不意味着这两户人家的社会指数高,也许是一对恶邻。从基底层面看,社会化是动态的,把社会关系抽象成一个有定论网络性的结构,用静态模型呈现一种动态是有疑问的。杨贵庆提出,居住的年份肯定是一个评价社会网络度量关系的基本要素,由传统的定型的描述到定量的研究,运用定量关系来比较客观的描述来确定是否有借鉴性,对规划是很重要的探索。周俭提出,社会网络肯定不止一个指标,时间也需要根据不同的地区来决定是否可以形成良好的邻里关系,但是如何应用到保护区是需要思考的,社会结构一成不变或者发展缓慢是否是好事情,一个推动历史街区的社会结构如何变迁应该是思考的重点,然后再实施规划和空间上的对策。 徐辰的发言认为在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语境下,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合理的制度设计,使得市场通过一张“制度网”发挥作用,引领“存量时代”城市转型,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及公平分享。在广州杨箕村改造案例中,政府采取完全不干预的态度,最后发生签约户与钉子户相搏的群体社会事件;而在深圳案例中,城市更新过程中采取“全体决”方式,导致城市更新实施率极低,立项数量也呈下降趋势。通过梳理和回顾广州和深圳的制度创新,提出提高容积率、降低减步率、限定同意率三种政策路径。城市更新过程中近期需要建立以政府管制推动同意率制度的方式,远期需要加强社区和市场协作,政府主要起规划引导作用。 林强以深圳为例,反思城市更新制度安排与政策。相比传统的政府主导旧城改造,深圳市城市更新的制度围绕存量用地开发,有三方面优势,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以市场为主体推进改造;协议出让土地,降低改造门槛和改造成本;建立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制度,提高了改造实施效率。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安排,深圳通过城市更新盘活了大量存量用地,但是也存在一些制度安排的短板,一是点状突破法定图则导致空间资源错配;二是机制不完善导致“激励不相容”,倒逼规划管理;三是局部高强度开发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压力。完善深圳城市更新制度的政策建议包括:加强城市更新规划的审查评估工作,改进规划决策机制;完善城市更新中的容积率管理,建立容积率调整规则;健全地价规则,建立城市更新项目的增值收益测算机制。 [分析与点评] 田莉提出,政府在市场发挥“三旧改造”过程中会带来很大问题。政府有自身利益,并不代表整体社会价值观。深圳城市更新模式全国独特,因为深圳不再依靠土地财政,所以更新思路明确。政府向市场放权让利,而原来很高的行政成本作为政府的收益。童明提出,旧城改造空间的矛盾很难判断是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多方参与的博弈。在这种状态之下,不能带着价值观去判断。赵城琦提出城市更新应该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当然是一个社会性综合的活动,而不是开发、拆迁。周俭提出,在编制规划中,刚性内容需要进行注解,建法委可以对法定图则、控规进行法定图则的修改,但会带来很多问题,利益关系如何协调,资源错配如何修正,规划修改可以到什么程度,会带来什么问题,都是未来需要研究的。 3.2 关于传统村落保护 赵卿以陕西省富平县莲湖村为例,探讨传统村落内生保护方法,提出了以主体文脉延续为基础,以居民生活、需求调查为切入点,外源引导与内生培养相互交织的保护路径。依托外部城镇的资源优势,借助外部政策资金的支持,引导历史村落走向主动城镇化道路。在建立可持续的管理体系和服务设施保障的框架基础之上,来使其内部的功能适应外部城市功能的变化来形成一个新陈代谢和渐变的过程。主要路径包括:一是管理模式重构,主动融入城镇化。具体做法有控制保护底线,明确政府在整个传统村落保护和开发中的作用,严格控制底线,适当放权;采取参与式治理,提供了多方利益主体参与规划;发挥居民自主性,强调社区居民自身管理的自主性,通过自发建设和维护确保整体风貌延续;二是适宜性的基础设施构建,区域分担,隐蔽化景观处理手段;三是风貌协调和产业协同发展,历史资源带动复兴。 [分析与点评] 赵城琦提出古城保护中除了关注城市肌理问题外,还需要考虑营生问题,老百姓住在村子里面需要给他创造一个营生,不能用自己的价值观强制别人按照你的价值观生活。杨贵庆提出,城中村的保护更多的意图已经超越了保护,是通过保护的方式形成一种特定化、多样化的城市空间,而这种多元化的城市空间可以承载多样化的社会人群,多样化的社会人群对一个城市的丰富性和生活是有帮助的,因此研究城市多样化空间形态,是一种继续延续社会活力的方式。 3.3 关于城市更新与土地安全 李林通过对城市非传统安全——毒地的关注,指出我国传统治理毒地的一些问题,包括:传统监督,法律约束真空,需要法定约束的规划控制;传统管理,评估监督失守,需要透明的土地修复数据;传统经营,资金杯水车薪,需要分级分阶段的长期修复;传统修复,技术二次污染,需要长期的程序规范的修复。提出中国毒地管制建议,基于中国毒地数量的巨大、资金的不足,短期内技术无法满足治理全部毒地的需求,建议按毒地污染程度、修复周期、区位、政策、地价等,将毒地分作两类,一是将大面积无力马上修复的毒地,作为管治毒地,进行低成本植物修复;二是个别试点地块可以集中资金,作为整治毒地,采用先进技术实践修复。结合上海特点提出建议:设置差异性政策、建立毒地数据库、促进公众参与。 [分析与点评] 于一凡指出,中国有关土壤危害是有立法的,环保部门也对土壤有立法,城市规划体制里城市土地也是分级别的,可以用做什么均有规定,不认为是完全缺位的,只是具体操作过程当中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也可以体现在行政部门构成上。从国际经验上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换土,一种是上盖,其实都是不可持续的方式,至于其他方式还需要未来进行研究。童明提出,对于城市毒地的研究还可以继续拓展,例如毒地类型、形成原因、预防以及治理方法、如何避开等,都可以继续探讨。另外对城市发展持续性、更新发展也可以再加以拓展研究,如更大区域层面,或者是侵染。这种侵染在城市结构或功能上面,如何应对和处理。快速城镇化发展过程,开始要偿还以前的环境污染问题,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寻求处理方法,经济的发展、法律的保障、公众的意识都非常重视。 4 “研究方法与技术创新”分论坛 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汤舸、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副教授朱玮、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张赫、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张赫、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龙瀛、武汉市规划编制研究和展示中心高级规划师黄玮等6位演讲者从大数据应用、规划模式技术创新、新技术产品应用等三个方面对做了主题发言。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顾朝林教授、日本金泽大学博士生导师沈振江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宋小冬教授、潘海啸教授、钮心毅副教授、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江毅等嘉宾从不同侧面进行点评。 4.1 关于大数据应用 汤舸通过上海市大数据分析,认为人口疏解让城市更拥堵。根据人口的数据分析,上海严格控制市中心人口数量,会导致非常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带来劳动力不足造成的养老成本不够,社会成本不够的问题。根据上海市通勤出行数据的分析,研究严格限制市中心的居住用地出让和住宅建设后,将新增人口与市中心人口迁出中心城区,由于市场规律,高端服务业无法离开市中心,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岗位高度聚集在市中心,结果使上海市的交通越来越拥堵,人口疏解让出行距离变得更长。 朱玮认为“大数据”是当下城市规划的热点,但是应该理性地认识大数据与城市规划的作用,通过3W模型从城市发展状态、把握城市发展规律、预估城市发展趋势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大数据对城市规划的作用。数据不在大小,关键是适用,在何种程度上反映研究的问题、概念,符合科学的采样实践,都要首先判断清楚;研究者需要对数据缺陷带来的后果进行估计和阐明。通过如此的实践,可以逐步建立一套全方位覆盖的城市发展状态指标体系,来统筹大数据资源的储备和开发。 张赫对于填海造地规划管控进行了研究,通过背景、政策、方法的总结,分析和构建填海造地规模需求、供给系统,根据数据的分析,运用系统动力学法进行综合平衡,建立规模评定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定量的方程关系,构建填海造地规模评定应用系统。 [分析与点评] 宋小冬教授提出现在的大数据形势,很多的原因是数据饥渴造成的,传统的数据、精确调查数据和我们带有随机性质的数据、广泛的数据,多途径我们都可以来使用,相互取长补短是良性的选择。钮心毅认为,无论是增强设计还是大数据,首先要知道以后最大的困扰不是没数据,是数据从哪里来,如何打破不能拿到数据的壁垒,如何让有数据的机构为规划行业形成一个良好的数据供应机制,或者怎么能够有效地利用他们提供的数据,这个机制可能是比谈方法技术更有益。在现在的理性认识的数据时代,数据大了研究方法一定要好好设计。顾朝林提出,大数据应用的过程中,需要了解历史,实际上城市规划在1980年代、1990年代也是要强调数据的。在数据应用和统计上面,许多不需要我们去做,例如说要了解统计学,可以利用概略论讲解,用到这些数据就可以保证质量,可以在教育过程中开设相关课程。沈振江提出大数据主要的特点是不同的渠道所带来的,有一定的局限性。大数据也可以带来一些商机,解决城市空间的问题,例如波士顿的停车问题。潘海啸提出城市规划最基本的作用就是如何管理空间和空间使用的有效性问题,如果是空间使用的有效性,大数据也好,小数据也好,在于如何找到有用的数据。 4.2 关于规划模式与技术创新 龙瀛提出在新的数据环境下,诸多的数据和研究成果应该更多地反哺规划设计,提出数据增强设计(Data Augmented Design、DAD)。DAD是通过定量城市分析驱动的规划设计方法,通过数据分析、建模、预测等手段,为规划设计的全过程提供调研、分析、方案设计、评价、追踪等支持工具。以数据实证提高设计的科学性,并激发规划设计人员的创造力。DAD作为基于定量城市分析的实证性空间干预,可以影响规划设计实践的相关利益主体的工作模式,包括规划设计师、规划管理部门以及公众。 [分析与点评] 宋小冬提出数据增强设计还只是刚刚开始,要不断地利用新的技术、新的条件来改进规划。总体规划手册对今后的规划怎么落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顾玄渊关于如何使用好总体规划,如何将总体规划的核心内容在管理和实施的过程中予以层层落实,创造性地提出总规“使用手册”。“使用手册”填补规划编制与规划管理之间的规划实施环节,是对总体规划成果的补充,也是对城镇精细化管理的在地思考,提出了针对城市管理主体、下位规划编制主体、专业规划编制主体、市民大众、总体规划实施主体5个维度的“使用手册”。钮心毅提出总体规划手册是总体规划应该做的工作,需要让更多的人员能够更好的使用,都能看懂。 4.3 关于新技术产品应用 黄玮介绍了一种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公众参与新模式——“众规武汉”在线规划平台。为了使城市规划更多地体现和满足公众意愿,提高规划编制的公众性、社会性,促进规划工作的开放性,武汉市国土规划局在全国第一个研究提出“众规”概念,并以互联网、大数据利用为核心,构建了“众规武汉”公众规划平台,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开展公众规划,众筹市民智慧。众规平台创新了城乡规划公众参与的工作模式,使公众参与的广度、深度和开放度更强。以武汉东湖绿道规划为例,具体讲述了规划项目如何在众规武汉的在线平台实现公众参与。东湖绿道项目取得较好的社会反响,“众规武汉”得到了国家主流新闻媒体和专业主管部门的关注。城市规划在转变,需要规划人员逐步转变思路,变埋头做规划为与社会交流规划、在线互动规划。 [分析与点评] 钮心毅提出众规武汉做的工作是非常好的探索,尤其是选绿道做探索也是非常好的着眼点。潘海啸认为新技术产品创新是需要解决原来方法解决不了的事情,应该选择更有效的方法,例如丹麦一个国家的公众咨询项目,是用计算机跟人结合起来做的。在有了各种答案以后,可以进行集中组织讨论会,通过互动,确定选择不同的答案后的不同结果,通过此种公众参与确定最终的结果。江毅提出“众规武汉”本身解决两个问题是比较好的,第一个是产品,第二个是联系非常广,很多人都可以知道,提高景区宣传力。但要解决产品的质量问题,需要提高规划参与人员的层次,使规划操作更有指导性。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作为常设论坛,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同济大学、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联合主办,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承办,同济大学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城市规划》编辑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参与协办。2016年5月,将迎来第五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修回:2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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