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4期
第6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美国城市规划院校2000-2014年研究动态
田园城市学说之形成及其思想来源研究
x城市生态修复的理论探讨:基于理念体系、机理认知、科学问题的视角
动·静·显·隐:大数据在城市设计中的四种应用模式
数据自适应城市设计的方法与实践——以上海衡复历史街区慢行系统设计为例
“过渡态”下的“自上而下”城市修补——以广州恩宁路永庆坊为例
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城市设计管控要素体系研究
我国乡村规划研究评述与展望
从“关系”到“社会资本”:论我国乡村规划的理论困境与出路
二战后西方乡村景观风貌的研究脉络与启示
基于居住偏好的 上海市新城人口吸引策略研究
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城市空间增长设定路径及其杭州应用
“均质化-再集聚”:互联网影响下餐饮业空间布局新特征——基于上海内环开放数据的研究
应对挑战:城市规划的自我演化
珠三角区域规划回顾、评价及反思
知识与生态关联视角下的城市空间竞争发展
社会空间视角下苏南乡村城镇化历程与特征分析——以苏州市为例
山地城镇高密度空间的形成过程与机制研究
建筑日照资源均衡利用的管理方法改进——先南后北建设时序
传承与创新: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总图编制的思考
基于要素管控思路的生态控制方法在控规中的应用研究——以上海市崇明县陈家镇国际实验生态社区为例
关于城市居住用地分类与弱势群体保护的思考
航空城的空间结构、要素与规划策略研究
大城市“原居安老”的空间措施研究
伪满“新京”规划思想来源研究——兼及城市规划思想史探述
基于遗产角度的上海里弄建筑现状空间研究
“新常态下的城乡遗产保护与城乡规划” 学术座谈会发言摘要
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转型:理论解析与实践应对
大都市区空间演进的机理研究——“空间-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的建构与应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知识的演进
世界城市研究转向与中国的世界城市
中西方城市内部居住迁移研究述评
极化&扁平:美国湾区与长三角创新活动空间格局比较研究
国家战略实施背景下 跨界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创新——以南京都市圈城乡规划协同工作为例
协同发展视角下的首都特大城市地区分圈层空间布局策略
城市空间结构与 就业岗位分布差异的定量描述——以上海市青浦新城为例
手机信令数据在城市建成环境评价中的应用——以上海市宝山区为例
源自地理设计的城市规划设计量化分析框架初探——以多巴新城控规为例
产业遗存再利用过程中的环境风险与规划引导
澳门半岛高密度城市微绿空间增量研究
基于多主体需求评估的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类型研究
第12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5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隆重举行
城乡历史文化聚落——文化遗产区域整体保护的新类型
上海大都市地区空间结构优化的政策路径探析——基于人口分布情景的分析方法
论现代制造业的生产组织与“城市-区域”空间演变的关联性——“网络”和“嵌入性”双重理论视角研究
中国主要城市公交站点服务范围及其空间特征评价
物流项目用地规划建设标准的评价与优化——以广州市为例
我国城市空间增长现状剖析及制度反思
2000-2010年特大城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市为例
交易成本、产权配置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基于能耗视角的我国城市最优规模研究
基于相关性和关联耦合分析的上海市生态环境优化思考
城市绿地建设实施评估方法创新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总体城市设计中的高度形态控制方法与途径
基于现象学视角的城市规划设计概念生成框架研究——以上海市金山区城市生活岸线规划设计方案为例
城乡关系视角下城镇密集地区乡村规划演进及反思——以苏州地区为例
控规“心结”之解
“从空间扩张到内涵发展的规划思考”笔谈会
基于五个新发展理念对“十三五”空间规划重点取向的探讨
亚洲城市中心区空间结构的四阶原型与演替机制研究
制度转型中土地租金在建构城市空间中的作用:对城市更新的影响
网络关系与空间组织:长三角与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创新合作关系的比较分析
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京津冀空间协同发展规划的创新思维
京津冀一体化格局下北京交通发展模式转变的思考
城镇化的升级和新型城镇化
中国城市化的几个现实问题:空间扩张、人口收缩、低密度人类活动与城市范围界定
空间规划协调与多规合一研究:评述与展望
“多规合一”视角下的中国规划体系重构
深圳市城市设计历程回顾与思考
为健康而规划:环境健康的复杂性挑战与规划应对
城乡规划与公共健康的关系及跨学科研究框架构想
也谈规划与设计的介接
以人为本·绿色·留住乡愁 “深度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城乡规划思考”笔谈会
全球资本体系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层级体系
单中心还是多中心:北京城市就业次中心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型
中国十大城市群差异性及空间结构特征研究
社会变迁视角下 历史文化村落再生的若干思考
海南省空间规划的探索与实践 ——以《海南省总体规划(2015-2030)》为例
面向全球城市的 上海文化空间规划编制的思考
区域建设用海规划指导下填海造地空间规划设计方法研究——以招远市填海造地空间规划为例
城市公共自行车使用活动的时空间特征研究——以杭州为例
基于可视化SP法的城市道路自行车出行环境评价及优化——模型构建及上海中心城区的应用
中国第一部现代城市规划著作:郑肇经先生《城市计画学》
区域视角下历史文化资源整体保护与利用研究——以皖南地区为例
泉州的牌坊布局与城市景观的意义
明清上海地区市镇信仰与市镇空间发展关系初探
第五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新时期推进城乡规划改革创新的若干思考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国家空间治理的战略性思考
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组织特征与规划取向探讨 ——基于企业联系的实证研究
宜居环境建设的省域规划探索——以福建省为例
城市总体布局规划实施过程中的政策分析框架——以上海外环绿带为例
基于空间聚类分析的杭州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分布特征研究
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创意社区规划:基于创意阶层和居民空间需求研究
以培育知识创新区为导向的城市更新策略——对杨浦建设“知识创新区”的规划思考
活动视角下建成环境对广州居民通勤效率的影响
“职住平衡”视角下新就业人员的职住空间平衡关系及其内在影响因素——以南京市主城区为例
“群体智慧”引入历史地段规划的进展
新时期历史城区整体性保护的探索——以宁波为例
基于历史城区视角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新常态”
西藏城镇传统空间的形态特征及类型研究
另一种“中西合璧”——格罗皮乌斯主持下的华东联合基督教大学校园规划
走进社区,规划师准备好了吗? ——社区发展与规划变革学术笔谈会
城市规划中的社会公正议题——社会与空间视角下的若干规划思考
我国城市地理学与城市规划近半个世纪的协同发展与未来展望
建设强度分区决策支持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控规调整的评价研究——基于调整结果和决策过程的评价
城市规划视角下的战术城市主义研究
基于城市治理的中国城市战略规划解析与转型
资本、权力与空间的生产——珠三角战略地区发展路径及展望
网络空间与创新驱动视角下杭州转型发展的空间趋势特征及规划战略应对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传统开发区社会化转型的理念、内涵与路径
产城融合研究:回顾与新探
基于气象和GIS技术的北京中心城区通风廊道构建初探
超越城市行政边界的都市经济区划分:先发国家实践及启示
人居型世界遗产保护规划探索——以平遥古城为例
武汉“多规合一” 20年的探索与实践
新时期大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与开发研究——以常州市为例
第13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6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 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授予董鉴泓教授“终身成就奖”颁奖 隆重举行
“人居三”对城市规划学科的未来发展指向
中国城乡统筹规划的宏观分析——城乡均衡发展的挑战和村镇开发转移的机会
论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及我国先发地区的政策选择——对苏州城乡一体化实践的研究
制度变迁视角下我国城市设计实施的理论路径、现行问题与应然框架
城市规划评价的类型与基本范畴:文献评述及相关思考
老年视角下 社区服务设施布局适宜性研究——基于步行指数的方法
武汉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机理及引导策略研究
上海城市生活中心体系的识别与评估
国外城市空间公共性评价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国外城市空间公共性评价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厦门城市景观风貌塑造的规划管控方法研究
城市特色街区的内涵及规划策略——以芜湖市为例
特色活力区建设——城市更新的一个重要策略
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历程、方法与实践——基于中法经验的比较
“如何实现规划编制与实施的衔接统筹”学术笔谈会(二)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型城镇化
战略引领与刚性管控:新时期城市总体规划成果体系创新——上海2040总体规划成果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关于上海构建“两规融合、多规合一”空间规划体系的思考
上海2040:以规划组织编制方式转型探索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广州城市总体规划的演变与思考
关于规划与复杂性的反思
上海中心城区的职住空间匹配及其演化特征研究
基于绿色发展的城市发展质量评价研究——以江苏为例
杭州特色小镇群体特征研究
特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演化机制与对策的实例剖析——以上海为例
近代上海城市公共娱乐空间结构演化过程及其规律研究(1843-1949)
宗族化乡村社会结构的空间表征:潮汕地区传统聚落空间的解读
历史街区保护研究评述、技术方法与关键问题
第一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成功举办
全球化2.0时期的城市发展 ——2008年后西方城市的转型及对中国城市的影响
论城乡规划学学科生命力
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发展机制 ——政府推动城市发展的新加坡经验
启动科技支撑,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区域规划和城市土地节约利用”科技支撑项目研究综述
哈尔滨2030预规划低碳导向方案调整研究
史学流变下的中国园林史研究
大棋局: 厦门空间战略的区域视角
1843年以来黄浦江滨水空间 变迁与产业发展机制的关系——基于城市滨水空间的双重组织机制研究
我国大规模新城区开发及其影响研究
由“产城互促”到“产城融合” ——深圳市产业布局规划的思路与方法
面向低碳交通的城市空间结构:理论、模式与案例
知识与生态关联视角下的城市空间演化发展
城市空间结构的环境绩效:进展与思考
基于规划决策的多尺度城市绿地空间分析
城市交通方式竞争态势及来自生态学的理论启示
公共自行车系统影响下居民出行的变化与机制研究——以上海闵行区为例
从城市公共空间与建筑的耦合关系论城市公共空间的动态发展
基于室外风环境与 热舒适度的城市设计改进策略——以北京西单商业街为例
城市更新的“进行性”规划方法研究
提篮桥街区中以联合城市设计教学体验
历史文化名城制度30年背景下城市文化遗产管理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研究
论城乡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利关系及制度建设
城市危机:特征、影响变量及表现剖析——基于生态环境危机的视角
基于村庄集体土地开发的农村城市化模式研究——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中部欠发达地区城镇化特征、机制及若干探讨——基于安徽省三个地级市的案例研究
开发区导向的中国特色“边缘城市”的发展
溯本逐源:控制性详细规划基本问题探讨——转型期控规改革的前提性思考
低生活成本住区商业服务设施配置实证分析与探讨——基于对深圳市上下沙村的调研
决策效能指向的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改革
城市空间对洪涝灾害的影响、风险评估及减灾应对策略——以日本东京为例
城市总体规划层面中小运量新交通系统的规划思路及策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轨道交通站地区宜步行环境及影响因素分析——上海市12个生活住区的实证研究
美国规划教育发展历程回顾及对中国规划教育的思考
宫殿主导还是宗庙主导——三代、秦、汉都城庙、宫布局研究
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系统架构与实施路径
城乡统筹发展:城市整体规划与乡村自治发展
城乡统筹规划实施的二元土地困境:基于产权创新的破解之道
城乡统筹规划: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
论基于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
论中国独特的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的国际现象观察——兼论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及思考
“新区域主义”下城镇空间发展的规划协调机制——基于皖江城市带和济南都市圈的探讨
行动规划·制度设计·政策支持——深圳近10年城市规划实施历程剖析
全球创新型城市的基本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基于控规层面下的CBD地下空间开发控制探讨——以上海虹桥商务核心区一期为例
论地下空间的城市空间属性及本质意义
基于地理信息建模的规划设计方法探索——以城市总体规划设计为例
范型转变临界点下的“三线城市”建设规划实践
西方城市规划评估的研究述评
国外城市史与城市规划史比较研究:异同与交叉
“人口流动” 视角的城镇化及政策议题
我国城市人口城镇化与 土地城镇化失调特征及差异研究
“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
可持续性导向的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标准体系研究* ——基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实施有效性的分析
从GDP到HDI:低碳发展研究剖析与展望
可持续城市理论的概念模型 辨析:基于“目标定位-运行 机制”的分析框架
从日、韩低碳型生态城市探讨相关生态城规划实践
城镇建成区概念与界定方法体系研究 ——以浙江德清市武康镇为例
特大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交通绩效检验——上海案例研究
上海市属创意产业园区的 发展历程与总体空间分布特征
大型商业中心开发的空间影响分析 ——以上海五角场地区为例
公共空间视角下的 社区规划实施评价——基于上海曹杨新村的实证研究
重启内生发展道路:乡镇企业在苏南小城镇发展演化中的作用与机制再思考
特大城市地区外围城镇规划研究 ——以京东地区为例
“苏联规划”在中国: 历史回溯与启示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规划
“中等收入陷阱”之“惑”与城镇化战略新思维
智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基本理论探讨
产权制度视角下的划拨工业用地更新:以上海市虹口区为例
半城市化地区的工业化与土地利用:基于我国三大区域三个百强县/区的分析
城市规划中的公共利益探讨——以玉树灾后重建中的“公摊”问题为例
公共健康与城乡规划——健康影响评估及城乡规划健康影响评估工具探讨
大城市老年人的空间分布模式与发展趋势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为例
从技术创新到制度创新: 河源、云浮、广州“三规合一”实践与思考
情景规划方法的理论探源、行动框架及其应用意义——探索超越“工具理性”的战略规划决策平台
基于多元利益主体诉求的情景规划——以酒(泉)-嘉(峪关)区域一体化空间布局为例
城市化中后期城市中心的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 ——以常州旧城中心区为例
武汉市历史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规划实践探索
对内城住区更新中参与主体生产关系转变的透视——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
基于眺望评价模型的城市整体景观形象研究——以香港为例
基于日常服务设施步行者使用特征的社区可步行性评价研究——以上海市江浦路街道为例
新型城镇化座谈会发言摘要
思考与转型
对当前“重建古城”风潮的解读与建言
避免城市规划过度标准化
论城市转型的三大主题:科学、文明与生态
城乡统筹发展规划中的 土地经济租金、“乡乡差别”与社会公平
城镇化质量的 指数型评价体系研究——基于浙江省的实证
京津冀城市群的功能联系及其复杂网络演化
扩展领域中的城市设计与理论
上海市空间扩展与公路网规划的协调性研究
城市通勤时耗的空间结构影响因素——基于文献的研究与启示
城市规划在产业空间移位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以伦敦、汉堡、鲁尔区和维也纳为例
国外应用城市模型发展回顾与新型空间政策模型综述
武汉重点功能区规划编制与实施一体化模式研究——以武汉二七商务功能区为例
结合棕地治理与改造的规划编制研究——以株洲清水塘老工业区控规为例
绿地资源及评价体系研究与探讨
中国古代都城宗庙设置及其与朝寝关系的变迁简说
《中国城镇化道路、模式与政策》研究报告综述
2000年以来美国城市的经济转型及重新工业化
长三角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市体系比较研究:基于企业关联网络的分析方法
2000-2010年广东区域非均衡发展趋势及思考
基于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法则的武汉2049发展战略
老城中心区的发展演替及动力机制研究——以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地区为例
总体规划实施评价方法的主要问题及其思考
从理想蓝图到动态规划——厦门市30年城市规划实践评析
城市基本生态控制区规划控制方法——以广州市为例
对我国同城化规划实施的思考——以《广佛同城化发展规划》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研究——以中原某市农村地区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研究——以中原某市农村地区为例
空间句法在大尺度城市设计中的运用
大都市多元开放空间对宜居生活的保障 ——德国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国际设计工作营选题与启示
理查德·鲍立克与现代城市规划在中国的传播
“和谐城市”规划理论模型
“城市开发边界”政策与国家的空间治理
探索“新城”的中国化之路——上海市郊新城规划建设的回溯与展望
基于GIS的中国城市群发育格局识别研究
五年计划/规划、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的关系演变
城市通风廊道研究及其规划应用
生态容积率(EAR):高密度环境下城市再开发的能耗评估与减碳方法
城市空间扩展与城市热环境的量化研究——以武汉市东南片区为例
接驳城市轨道交通的社区公交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肌理如何激发城市活力
太原市南华门历史街区肌理的原型、演化与类型识别
商业街的空间与界面特征对步行者停留活动的影响——以上海市南京西路为例
中国古代都城产业空间格局特点及影响机制探微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笔谈
第三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新时期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态势辨析与战略选择
新增建设用地和户籍人口挂钩的政策建议及作用、效果预计
特大城市中心体系空间肌理分异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中心性与控制力:长三角城市网络结构的组织特征及演化 ——企业联系的视角
高铁站点周边地区的发展与规划——基于京沪高铁的实证分析
制度变迁视角下村庄要素整合机制研究——以宜兴市都山村为例
后乡土中国:审视城市时代农村发展的困境与转型
生态文明视阈下水城共生理论框架与评价体系构建及实证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城市增长边界划定——以平顶山新区为例
《欧洲城市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报告解读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的交通安宁化
滨水区城市景观的评价与控制——以杭州西湖东岸城市景观规划为例
具有社会凝聚力导向的住区公共空间特性研究——以上海创智坊和曹杨一村为例
民国市政厅时期汕头的两次都市计划
近现代历史园林遗产价值评价研究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模数制”探析 ——以明代海防卫所聚落为例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笔谈
中国规划改革面临倒逼: 城市发展制度创新的五个机制
欧洲智慧城市的最新实践
弹性城市研究框架综述
空间句法在城市规划中应用的局限性及改善和扩展途径
城市空间规划评估:市场失灵还是规划失灵
新型城镇化实施路径成本探析——以江阴市为例
1990年后发达国家都市区空间演化特征及动力机制研究
我国大都市区就业次中心的形成机制——上海研究及与北京比较
基于居民活动数据的城市空间功能组织再探究——以南京市为例
中心与腹地的辩证:基于企业联系的苏州、宁波区域空间关系比较研究
大连高铁站建设对周边地区发展的跨尺度、多要素影响探析
关于重构城市道路分类体系的探讨
中美土地利用分区管制的比较分析及其启示
控制性详细规划灵活性策略研究——新加坡“白地”经验及启示
公共设施选址的邻避效应及其公众参与模式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为例
第11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4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 和“第2届金经昌中国城乡规划研究生论文竞赛”颁奖仪式 隆重举行
中国城市一体化地区形成机制、空间组织模式与格局
特大城市郊区“半城镇化”的悖论解释及应对策略——对上海市郊的初步研究
产业链作用下的小微产业村镇“产、城关联”用地模式探讨——以福建省茶叶加工产业村镇为例
苏南乡村人地空间组织与模式探究——以产权关系为视角
老龄化背景下特大城市养老设施规划策略探索——以上海市为例
大城市居民通勤行为的健康效应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大模型:城市和区域研究的新范式
基于手机数据识别上海中心城的城市空间结构
特大城市近域空间发展特征与模式研究——基于上海、武汉的探讨
基于弹性思维的生态敏感地区新城发展研究——以武汉市花山生态新城为例
我国“三规合一”的理论实践与推进“多规融合”的政策建议
容积率制度在城市创新建设中的应用——解读东京城市成长战略
《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综述分析和规范建议
从管理走向治理——论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政府职能
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城市体系的关联分析
空间规划的博弈分析
智力城镇化还是体力城镇化 ——对中国城镇化的战略思考
社会冲突理论视角下的规划变革
乡镇在城乡统筹发展规划中的地位和功能:基于案例的分析
上海田子坊地区更新机制研究
低收入社区的规划协作机制研究——以广州市同德街规划为例
发展视角下的乡村遗产保护路径探讨——侗族村寨田野工作案例
北京绿隔乡村土地利用演变及其保留村庄的评估与管控研究 ——以崔各庄乡为例
基于价值提升的严寒地区村镇庭院优化策略
城市水系统弹性研究进展
区域弹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
城市增长边界实施评估: 分析框架及其在北京的应用
“大邑”的营造——先秦、秦及西汉都城规模与组织初论
近现代西安城市工业格局演变的历史研究(1869-1978)
技术与理论的移植——外国专家在香港的殖民主义城市规划实践(1841-1997)
“城市设计与实践”座谈会发言摘要
“大数据热背后的冷思考”学术笔谈会
基于城市建设状况的总体规划实施评价及其方法
从“多规合一”到空间规划体系重构
从“三旧改造”到城市更新——广州市成立城市更新局之思考
基于生态网络规划的生态红线划定研究——以安徽省宣城市南漪湖地区为例
基于行为特征的住区模式与低碳效应关系研究——以上海曹杨新村为例
收缩城市研究综述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上海市不同等级商业中心商圈的比较——以南京东路、五角场、鞍山路为例
基于时空间行为的城市生活圈规划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公共交通智能卡数据的城市研究综述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空间重塑研究
重塑上海交通的路径选择与发展策略——公共交通优先导向下的城市客运交通发展策略研究
上海市以功能布局优化带动空间布局优化的研究——从产业空间分布的视角
乡村治理视角下半城镇化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基于珠三角、苏南、温州的比较研究
城乡统筹视角下都市边缘区的农民、农地与村庄
协调多产权主体利益的改造更新规划实践——以上海市虹桥商务区东片区开发规划为例
中国古代“聚合型”都城的演变与退隐
第四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包容性语境下的规划价值重塑及学科转型
再议上海市中心城区公共绿地分布的社会绩效评价:从社会公平到社会正义
基于绩效的总体规划实施评价及其方法
杭州城市开发边界划定与实施研究
论人口流动影响下的城镇体系发展与治理策略
基于韧性城市理论的灾害防治研究回顾与展望
广州地区街道微气候模拟及改善策略研究
综合因素影响下的建筑退让道路红线间距控制——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高铁站点地区空间开发特征研究——基于京沪高铁沿线案例的实证分析
基于城市复兴的古城更新——连云港海州古城城市设计
城市设计与城市更新:英国经验及其对中国的镜鉴
意大利历史城镇保护思想的演变与启示
生态文明背景下城市古树名木保护规划方法及实施机制的思考——以上海的实践为例
历史城市的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南海神庙、老住宅和扬州的私家小园
“如何实现规划编制与实施的衔接统筹”学术笔谈会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型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特征与国家城镇体系构建
城市边缘区绿色空间精明规划研究——核心议题、概念框架和策略探讨
基于公交可达性绩效的武汉市空间战略实施评估
跨行政区协调发展规划编制的实践与思考——以新疆“奎-独-乌”地区规划为例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规划评估思路与方法探讨
上海中心城区商业中心空间特征研究
我国城市规划计量方法应用综述和总体框架构建
路网规划关键指标对开发强度的影响作用分析——以国内外24个CBD为例
意识与能力:城市建设的限度
项目导向还是系统导向:关于城市设计内涵的解析
城市设计教育体系的分析和建议——以美国高校的城市设计教育体系和核心课程为借鉴
基于居民行为需求特征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对策研究
小城镇之路在何方?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小城镇发展学术笔谈会
超大城市总体规划的转型与变革——上海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实践探索
上海市城市空间格局优化的战略思考
城市居民空间活动研究中大数据与复杂性理论的融合
城市开发边界的“划”与“用”——我国14个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试点进展分析与思考
作为人居形式的传统村落及其整体性保护
跨越类型,为城市的复杂性而设计
上海总体城市设计中的城市高度秩序研究
基于总体城市设计的密度分区:方法体系与控制框架
大数据支持下的城市设计实践——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公共活动空间网络规划
村民自治下的传统村庄规划管理——以曹家村灾后重建为例
大型保障房社区公共设施供给机制优化研究
英租界殖民路径与九国租界竞争性拼贴——以天津英租界(1860-1943)规划为重点
国家模式建构与地方差异——京沪两地1950年代规划编制的苏联影响之比较
第八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暨“2011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隆重举行
为市场经济下的城乡用地规划和管理提供有效工具——新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导引
城市增长模式与经济学理论
特大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基于城市经济模型的理论探讨
2010年上海世博会参观人流模拟的后评估
中国特大城市的多中心空间战略——以上海市为例
半城市化: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两类异化现象研究
内生型城市营销推动下的城市尺度跃迁——基于盱眙的实证研究
基于元数据的城市规划信息管理新方法探索——走向规划信息的全面管理
劳动力回流:小城镇发展的新动力
科学转型视角下的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建设元思考
英国城市规划专业本科课程设置及对中国的启示——以六所大学为例
由多样走向规范——北美城市规划理论教学趋势分析
由多样走向规范——北美城市规划理论教学趋势分析
瑞典哈默比湖城与无锡中瑞低碳生态城规划设计和管理实施比较
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中几个问题的透视与解析
改革开放后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回顾与展望
重庆城市新区规划编制与管理的实践探索
浙江省新型城市化背景下城乡规划编制的探索与实践
平遥古城形态研究:西方视野中的探索、分析与发现
中国城市空间组织与规划转型的单位视角
“钻石结构”——试论国家空间战略演进
城市群与城镇链先后辩
转型环境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转型
北宋东京的街市空间界面探析 ——以《清明上河图》为例
紧凑城市的系统检讨
高速公路建设对长三角城市势力圈的影响分析——城镇势力圈(网络)分析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轨道交通对大都市区外围地区规划开发策略的影响——外围地区TOD模式的实证研究
生态导向下城市边缘区规划研究
长三角开发区再开发模式探讨
近20年长三角跨国公司投资的演化特征及其城镇化进程
大城市进城农民的就业空间结构探析——以南京主城区为实证
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基础数据指标体系研究
西南地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评价体系研究
基于现代治理理念的城市更新规划策略探析——以襄阳古城周边地区更新规划为例
城乡统筹视野下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的重构——南京的探索与实践
武汉市城市建设用地强度管控实证研究与动态优化
对陆家嘴中心区城市空间演变趋势的若干思考
武汉都市发展区簇群式空间成长过程、机理及规律研究
轨道交通沿线地区规划技术思路——以福州市1号线(北标段)沿线规划调整为例
欠发达山区县域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探讨 ——以湖北省为例
皖江城市(带)发展和演进的机制研究 ——基于历史视角
大城市外来农民工通勤与职住关系研究——基于北京的问卷调查
社会转型背景中珠三角村庄规划再思考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规划研究 ——以山东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为例
基于参与主体成熟度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式选择
城市建设用地集约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的视角
引入控规导则控制手段的城市风貌规划新探索——基于富拉尔基区风貌规划的实践
游客真实性感知与文化遗产资源 持续利用策略研究
历史街区商业化动力机制分析及规划引导
“城市设计与实践”座谈会发言摘要
“一带一路”战略的空间响应
城市群规划多规协同状态分析与路径研究
引力和网络:长三角创新城市群落的空间组织特征分析
上海市人口发展的趋势、困境及调控策略
上海市中心城区公共绿地分布的社会绩效评价:从地域公平到社会公平
产业融合视角下城市工业集聚区的空间转型机制——基于上海市的三个案例分析
政策导向下的当代村庄空间形态演变——无锡市乡村田野调查报告
论乡村规划中的村民意愿
珠江三角洲村镇混杂区空间治理的政策思考
综合型养老社区功能空间模式及指标体系研究
特大城市老年人出行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以上海市中心城为例
上海黄浦江两岸再开发地区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再生
城市更新中地方文化资本的激活——以山东省滕州市接官巷历史街区更新改造规划为例
全球城市2030产业规划导向、发展举措及对上海的战略启示
历史城区微循环路网分层规划方法研究
国际大都市区最新综合交通规划远景、目标、对策比较研究
基于通用设计思考的深圳市无障碍交通体系规划探索
中国城市化发展态势分析与制度创新
2006-2011年间《城市规划学刊》 的统计及分析
湖北省城镇化发展政策实施评估研究
消费视角下的居住区商业服务设施配建体系研究——以上海市曲阳新村为例
城市背景下的知识溢出研究述评
基于多元利益的当代苏州市边缘区空间结构演化
我国城市蔓延研究进展与思考
非集中建设区规划及实施模式探索
土地使用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广佛市民地铁跨城活动的空间分析
提高城市轨道交通效能的规划对策与建议
我国“城市病”的体制性成因与对策研究
上海市郊区居民商业设施使用特征及规划应对——以莘庄地区为例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布局思考
近30年来新疆城镇发展的格局与过程研究
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编制与评估的美国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城市总体规划实践中的悖论及对策探讨
再论江南水乡古镇的保护与合理发展
华东地区历史文化村镇的特征及保护规划研究
国际城市规划史学会历届年会评析及启示
大寨的建设历程及新农村规划
对《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2002)中居住小区理论概念的再审视与调整
香港城市化初期的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841-1904年)
制度情境下的总体规划演变
关于城市群研究的几个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否导致了更大的城市——世界与中国的实证分析
城市中心体系发展的理论框架探索
新时期的“小城镇、大战略”——试论人口高输出地区的小城镇发展机制
走向多维弹性:深圳市弹性规划演进脉络研究
“两型社会”城乡规划 指标体系整体框架研究
“多规整合”研究进展与评述
土地与中国快速发展
《湖北省城镇体系规划》实施评估研究
当前城市建设中的关键问题——土地财政
上海城市交通政策的顶层设计思考
艾伯克隆比与香港战后城市规划
周“礼制”与《考工记·匠人营国》对早期都城形态的影响
上海市郊区空间规划与轨道交通规划的协调性研究
“天人长安,创意自然”——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场址规划思想探源
西方规划理论与中国规划实践之间的隔阂——以公众参与和社区规划为例
20世纪规划理论指导下的21世纪城市建设——关于“第三代规划理论”的讨论
世界城市研究的转型、反思与上海建设世界城市的探讨
高速交通网络构建下的城镇空间结构发展趋势——从“中心节点”到“门户节点”
城市空间增长的低碳化路径
低碳生态城规划指标及实施途径
国家经开区与高新区的政策渊源探究及反思
城市可持续性的定量评估:方法比较与实践检讨
转型经济中的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特征和形成机制研究
关于多中心大城市住房发展的空间绩效——对重庆市的研究与延伸讨论
分权化过程对都市区空间结构和规划的影响——基于两种分权模式的考察
消费时代城市公共空间的特点及其理论批判
中国城镇化的科学理性支撑关键*——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城镇化与村镇建设动态监测关键技术》综述
城市低碳竞争力理论与发展模式研究
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从规划理念到实践的低碳城市与复合社区 ——以上海市南桥新城为例
对“非城市建设用地”及其规划管控问题的若干探讨
转型期珠三角中小城镇产业发展态势及规划对策研究
厦门市旧城改造(1980-2010年)实证研究
交通方式竞争:试论我国大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以南京市为例
高速铁路对沿线地区城市腹地的影响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
轨道交通发展对城市景观影响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中国城市自行车交通政策的演变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机动性与社会排斥
城市边缘区研究综述
上海和芝加哥中心城区的邻里再开发模式及规划——基于两个案例的比较
深圳CBD中轴线公共空间规划的特征与实施
21世纪初中国城市设计发展再探
多空间尺度背景下的城市规划——“51届美国规划院校年会”综述
南京明城墙周边开放空间形态研究(1930-2008年)
明清江南民间信仰与市镇空间结构
2000年以来日本行政管理与规划体系修正的评述
城镇化新形势下的城乡(人口)划分标准讨论
我国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中的若干特征与趋势——基于皖北案例的初步探讨
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规划问题反思及案例研究——以绍兴袍江新区两湖区域空间发展规划为例
特大城市城乡生态空间规划方法及实施机制思考
生态版图——城市生态承载力研究的新视角
城市规划编制体系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机制:芝加哥和上海的比较
中国城市体系中航空网络与生产性服务业网络的比较
基于客运交通流的长江三角洲功能多中心结构研究
海南发展的战略转型与空间应对——写在“国际旅游岛”建设之初
低碳、 生态、 绿色——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
第十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3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 隆重举行
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城市规划
再论我国大城市化的现实意义、发展目标和应对策略
城镇化与规划体系转型——基于乡村视角的认识
分层城镇化和分区城镇化:模式、动力与发展策略
西藏特色区域城镇化路径模式探讨
草原牧区城镇化空间组织模式:理论与实践——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为例
国际城镇化研究回顾2000-2012——基于SCI/SSCI文献的分析
中国城市老龄化空间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基于“五普”和“六普”人口数据的分析
对规划区划定原则的研究
城乡统筹视角下总体规划中 “规划区”划定方法探讨——以驻马店市为例
多模式城市交通体系与方式间的转换
多维度视角下城市轨道站区空间特征实证剖析 ——以广州市为例
从城市设计到规划控制的演绎——以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为例
保障性住房的双重边缘化陷阱
比较与重构 ——中外典型社区中心空间发展模式的调查研究
生态敏感地区的村庄发展策略与规划研究
国外城市与农业关系的演变及发展历程研究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苏州村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
要素流动环境的重塑与乡村积极复兴——“国际慢城”高淳县大山村的实证
辩驳和城市规划实践的科学理论基础
城市化率50%的拐点迷局 ——典型国家快速城市化阶段发展特征的比较研究
从“发展阴影区”到“发展前沿地带”——论行政区划分隔对阴影区内小城市发展的影响
地方政府企业化主导下的新城空间开发研究——基于常州市武进新城区的实证
“公共性”的没落到复兴 ——与欧洲城市公共空间对照下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
论比例原则在城乡规划实施中的制度意义
我国城市重点发展地区规划建设评估研究——以杭州滨江CBD规划建设评估为例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要素组织架构研究
基于景观都市主义的矿业棕地规划设计理论探讨
基于视觉影响的城市天际线定量分析方法
空间经营的困局——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城市设计解读
基于形态类型的设计控制探讨——以广州旧城居住用地规划控制为例
同济·城市高峰论坛暨 第二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特约访谈:乡村规划与规划教育(二)
当代美国城市化的动力及经验教训
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中国新城空间演变研究
上海大都市区空间范围研究
空间结构导向下城市增长边界划定理念与方法探索 ——基于杭州市的案例研究
中西部大城市近郊区“被动城市化”困境突围
从交通期望线论我国历史城市保护中的新区发展空间结构问题
值域化:绩效视角下的城市新建区开发强度控制思考
城市土地使用相容性比例及影响要素探讨——以深圳市更新地区为例
“图”与“底”——关于城市非建设用地规划的思考
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结果评价框架探索——以上海市某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评价为例
生态城街区尺度研究模型的技术体系构建
村镇公共服务设施的“协同配置”——探索规划方法的改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设施规划研究——以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面向实施的城市风貌规划编制体系与编制方法探索
新旧共生的水乡古镇复兴探索——以杭州塘栖城镇中心区城市设计为例
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大城市发展
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基础数据指标体系研究
“钻石结构”——试论国家空间战略演进
中国第一部现代城市规划著作:郑肇经先生《城市计画学》
第五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走进社区,规划师准备好了吗? ——社区发展与规划变革学术笔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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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为本·绿色·留住乡愁 “深度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城乡规划思考”笔谈会
作者 
摘要  [编者按]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一直是城乡规划学科的核心价值观。在2016年2月6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特别强调“促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从关注物质空间发展的城乡规划思维进一步转向以人为本的规划思想。在当前城市、环境和健康问题不断凸显的情况下,如何满足人的需要,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如何留住乡愁,如何让生活更美好,成为当下必要的城乡规划思考。为此,本刊编辑部以“以人为本·绿色·留住乡愁——深度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城乡规划思考”为主题,特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展本次学术笔谈(编排以收稿时间为序)。 齐康(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时态·形态·生态时态是指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是前人经历的发生发展的许许多多的事件及事迹的总和,城市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的,从时间角度来分析事物的存在可以从长过程也可以从切片式的短过程着手,从中均可以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形态在这里指城镇形态,指从历史及图形方面可见的城市空间的变化、发展或衰弱、直至消失的演变轨迹。古代的城市为防御而筑城墙,阻外敌。在冷兵器时代,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筑城以卫君。我国的万里长城是为了防止北方民族南下而筑,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南京的城墙长达36km,至今仍保留了其中的一段;南京的中华门是最大的城门,有城垛,可以驻足,还有马道,是了不起的工程构筑物,其高处达20余米。 防是一种封闭,我国的传统四合院是一种封闭,法国巴黎老区也是“封”,香榭丽舍大街也是一幢幢建筑的连续体。我多次去过巴黎,陪同人员问:“您要看巴黎圣母院吗?”答:“不要”。“看卢浮宫吗?”答:“不要”。问:“您要看什么?”我说:“看大街的背后”。在巴黎经过看到的也是连续的小商店、小吃店、酒吧等。他们的居住区是两到三层的三合院,楼上住人或会客,那里见不到阳光,只有下午一点钟,阳光斜斜照进来,几乎只有一刻钟。他们是生活在见不到阳光的卧室。苏州传统的街区内是巷子,妇女在巷中水井边洗衣,水井边是个交流的地方。有一篇形容“巷”的短篇散文,形容其幽静:墙内开花出围墙,其景色具有一种特殊的静谧美,这种美与低层高密度、“封”的布局有关。这种“封”使城市界面清晰,多有空隙(gap),且突出了城市的对景(在西方如教堂或公共建筑),难怪著名建筑师Camillo Sitte在其所写的“Arts of Building City”一书中,一开篇就感叹因为交接失去了gap,从而也失去了古典城市美。 现代的城市建设,则强调阳光和通风,要求建筑的间距满足后面的建筑有足够的阳光。我国北方的哈尔滨最冷的冬天气温达零下30多度,以行列式南北向排列为主。而南方最热天气更是如此。由封闭到开放这是个时间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腾飞,国力增强,新型城镇化,农民工进城,城市扩大用地,许多矛盾在发展中产生。在农村中三农问题突出,孤寡老人及留守儿童,社会福利等保障体系也需紧紧跟上。在新型城镇化起步阶段,城市和乡镇的污水排放,地下水下降等问题尤须重视。在我国北方,众多城市缺水严重,不得不南水北调,雾霾天气特别在京津冀一带较为严重,经济的上升,城市的小汽车数量大幅提高,汽车的尾气排放也加入污染的行列,我国进入治雾霾污染的发展中国家。 全球气候变化,致使灾害频发,水灾、旱灾、山崩等等,防灾工程列入我国各地,作好应急措施,加上对国外的支援,作我国应尽的义务。我国是缺水、多煤,加上能源危机,处理好燃料的供应及电力的输送是件大事;此外,绿色建设、脱贫致富、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诚信、友善等也应成为全国上下的核心价值观。 特别是绿色建筑有个时空关系,要有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也要有绿色技术,这都是繁重的工作,要有相当长的时间。 当前我国处在经济的新转型期,所以调结构、促发展是当前重要任务,我国还有2000万贫困人口必须在近年内解决,这些紧要任务压在我们身上,需要全国上下,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下共同克服困难向前进。 建设一个有高文化水准的国家,还需提高全国的建筑文化水平,所以建筑风格的提高一直是大家所关注的内容和形式。在世界范围内由于新建筑的出现,建筑风格存在抄袭现象。怎样在传统转化创新上求得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是我们一代建筑师的责任。建筑风格的探求是我们几代建筑师、规划师探求的,需处理好建筑形式是建筑文化的魂,即建筑内容是基本的表现,是首要的原则。首先,要赋予建筑文化内涵,使建筑有生命、有价值,使之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其次,建筑艺术的表现是点与面的关系,即建筑风格要与周边建筑协调一致,处理好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使两者相互融合,相互一致,达到相对统一。第三,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建设水平、建筑材料、施工也在进步,风格需反映时代的特征,事实上建筑界、规划界已为造就了一批优秀人才作出了贡献。最后,一定要识别和区分建筑风格的高雅、通俗的优秀和大众化的建筑风格,要区别于那些庸俗的怪异的建筑风格,建筑管理部分需要处理好管制能力,对历史名城更需要有历史文化和保护的观念创造出无愧于人民和时代的经典。 观念、时代是连续发展的,形态中美的概念和艺术是时代的追求。城市规划需要适应新形势,强调绿色设计,强调数字化。逐步改善城市的功能与艺术表现需有好的评比机制。绿色发展更需要注重环保、节能、智能等要求,以及国际上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借鉴与吸收。培养我们的自信,是取得进步及建设一切有利于体现地方特征的人居环境的基础。切忌孤立强调“城市设计”,相反需将优秀的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挂钩。 时态、形态、生态是我们的一种哲学思考,需有识者共同努力。我从事规划与设计已六十余年,希望能与大家志在千里建设好我们美丽的祖国。 邹德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顾问,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认识规律 今年2月,中央和国务院在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后发布了“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是37年来首次召开。这期间我们国家经历了历史性的转变。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和践行,带来全国经济、社会、科学、文化、教育全面的高速发展,其伟大成就举世瞩目。城市的发展建设也不例外。因此,在30多年后的今年,专门召开以“城市工作”为主题的专门会议是极为必要的。 开宗明义,“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是现代文明的标志”。这是对城市本质的基本认识。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个核心问题。城市的存在、成长、发展都有其客观的规律,而非依人的主观意志所左右。这个问题,是30年来我国城市规划中经常遇到的矛盾和困惑。某些决策者迷信“唯意志论”。城市应该有多大,如何发展,不研究客观条件,谁权大谁说了算。这方面造成的错误后果是很多的。 以人为本是城市发展建设的核心价值观。满足人的物质、文化和生活需要是根本。城市是一个人造与自然相融合的有机整体。城市为人所居,为人所用,是人类各种活动的平台,为这些活动提供服务是城市的基本职能。因此,人的需要是第一位的。把“人”仅仅看成是创造GDP的“筹码”是本末倒置的。 平衡,是城市自身固有的特性和要求。人口、用地、环境(特别是水)之间的相互适应是主要的因素。其他资源,如能源、郊区农业、生态绿地等与城市建成区之间也有平衡的关系。城市各项用地的比例关系是关乎平衡的重要标志。在当前复杂的情况下,不平衡往往是常态,平衡是规律之所在。“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今天仍然必须坚持这一原则。 关于城市特色风貌。城市是多样的,客观上应该各有特色、各具风貌。这是城市规划天经地义的事。过去曾一度抛弃“美”的问题,结果乱象丛生。实际上,特色首先是城市内质的表象。山水是城市与周围自然的关系。乡愁是城市自身历史文脉的传承。这些要素构成的风貌,依靠人们去认识,去展现。今天重提城市设计的重要性也在于此。 阮仪三(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融,在营建城市或是乡村时,都要认真地考察周围的自然山水、地形、地貌,所有的古城和历史村落都秉承了传统的风水观念,把人看作为天地宇宙中的一个分子,敬天畏地,顺天安民。《管子·乘马第五》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伍子胥在规划阖闾城(即苏州)时,用了八个大字“象天法地,相土尝水”奠定了古城的方位基础,后代智者的精心经营,充分利用了江南水乡的河渠水系,造成了卓绝的苏州古城的河街相间的双棋盘格局,正是古人很科学地处理了天和水的关系,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更大的便利,而成为繁盛的鱼米之乡。宋代《吴郡志》上写道:“吴郡号为泽国,因震泽(太湖)巨浸,东接五湖,又东注入城门,纵横交流,居民赖以灌溉,凡舟楫舆贩,悉由是而旁通焉,故桥梁是为多”。被称为“东方威尼斯”的苏州古城,在1940年代,城里河道总长82km,而在1950年代以后,填河拆桥,改筑马路,变舟楫为车行,城内河道总长只剩下38km长,河少了,下大雨排水就不畅,老河道本来还有蓄积余水的功能,现在也丧失了。因此从1970年代起,一下大雨城里就会遭水淹,全城遭殃,财产受到损失,居民更是遭罪,那个时期家家户户还用马桶,屋里一进水,马桶浮了起来就打翻了,真是苦不堪言。后来只好在城市出水口处装了大水汞,一下大雨就加快抽水。1990年代以后,保护古城的重要措施就是把几条主要河道重新挖了出来,才初步解决了城内水涝的问题。同样的情况在许多城市中也发生了,如浙江的慈溪填掉了城里的几条干河,去年就淹了半爿城。还有湖南的凤凰古城,穿城而过的美丽沱江,硬是要筑坝造桥,原来很好的汀步石磴,既有特色又能洩水,扒掉汀步建了风、霜、雨、雪四顶拱桥,夹河两岸又侵河盖楼,沱江水流不畅,去年大水,古城整个被水淹浸,受苦的是古城居民。而有的原来以泉水著名的城市如济南,被誉为泉城,旧城筑于元代,城址选择在泉群集中之地,南对千佛山,北部利用洼地开凿了大明湖,形成一座“家家泉水,户户垂杨”、“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美丽城景。但在八、九十年代大规模无序的城市建设,地下水系被无知地破坏了。泉水消失了,现在只剩下干枯的泉渠,著名的趵突泉,要人工灌水才能恢复旧观。现在济南还打着泉城的名牌,但早已名不符实,只能留下美好辛酸的回忆。我在1977年带学生去福建的山城龙岩做规划,那时全城大街小巷都流淌着清冽的泉水,城中有多处的泉井场池,泉水突突地涌出地面,既是美妙的景色又给居民带来极大的方便,可我1984年再去龙岩做规划时,发现这些泉井全都消失了,路旁沟里淌着泉水和垃圾。当地人告诉我由于盲目的城市建设,龙岩是喀斯特地质,泉水全在地下溶洞流走了,而地下水质检验结果显示大肠杆菌严重超标,全被污染了,清洁水源在几十公里以外。据说这种生态的破坏已无法恢复,很明显以上这些全是不重视生态保护而只顾片面发展造成的后果。 我记得大概是在1971年,那时还是文化大革命中期,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以后,在他建议下,要全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们了解世界上经济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曾经组织我们看了几场内部电影,都是讲的上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几次严重的生态灾情,一是美国芝加哥汽车废气排放造成的光辐射导致室外工作的几千人眼睛红肿,以至短期盲视;二是英国伦敦的工厂和汽车烟雾排放造成城中几个月雾霾不散,使十几万儿童患了气管炎,难以痊愈;三是日本的重化工企业的污水排放,污染了近海鱼虾重金属中毒造成畸形,人们食用后得了骨质肿瘤和严重关节炎,特别是老人和小孩走路只能一跳一跳地迈步,人们称之为水俣病,该地区也被命名为水俣县。这三部电影的放映,就是警告人们要注意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要预防空气和水体的污染,他们已经受到了沉重的教训,但是中国最终还是没有逃过这个魔障。当1980年代以后生产大发展,城市大扩张时,还是重蹈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的覆辙,把生态问题置于脑后。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它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恩全集》第20卷第519页)。 人们是容易健忘的,导师的教导在利益前面都会被忘得精光。当今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种种生态问题都是自取其咎,那些急匆匆获得的近利,现在只得慢慢地一边受苦一边清理偿还。 许学强(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 我已离开规划第一线多年,而规划学科和规划事业发展迅速,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编辑部诚邀我写点东西参加笔谈会,本想婉言谢绝,但考虑我与贵刊联系已近三十五年,只好勉为其难,说几句老话,请指正。 一、规划必须遵循客观规律 中央有关文件强调,促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从关注物质空间发展的城乡规划思维进一步转向以人为本的规划思想。我认为,关注物质空间的规划思维与以人为本的规划思想并不是相互对立的。我们不能说,过去的主流规划思想就完全没有考虑人的需求,只关注物质空间,因而全盘否定前30年的规划。因为以人为本也必须关注物质空间,关注物质空间也是为了人。我们反对的只是那种违反客观规律,违背客观实际,不考虑广大市民需求,仅仅考虑个人或少数人的主观意欲的规划。今天强调以人为本的规划思想,也不是说,规划可以忽视物质空间的创造和再创造。从物质空间的构思到规划设计,到施工建设,最后提供给市民生活居住、工作、交往娱乐等活动,这是一种空间生产到空间消费的全过程。物质空间发展规划一方面要遵循地理环境和旧城改造利用的客观规律,同时要遵循人类本身不断丰富变化的生存发展的客观需求。也就是说,城市规划既要遵循自然规律,也要遵循社会规律。认清城市发展规律是编制好规划的前提。城市发展必须与地理环境相适应,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荣、共发展,是我们规划师的终身追求。因而,现代社会对规划师的要求是十分高的,只有不断学习,博采众长,修炼人生,才能较好地完成一个规划师的历史任务。 二、规划不能成为实现个人意志的工具 这些年来,各级政府十分重视编制规划,规划任务繁重,规划市场活跃。新一届政府一上任,带着某种激情和冲动,着手调查研究,组织编制规划。在没有深入研究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条件下,在没有很好评判上一轮规划是非之时,提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鼓励规划人员敢想敢干,在短期内拿出他们满意的规划方案,并要求规划时限与其任期一致。在这种气氛下,规划人员也不得不匆匆上阵,有的还将层层领导的某些话语用红色字体写入说明书中,并去论证这些话语的重要性和正确性。规划人员在这种浮躁的气氛下,来不及去深思熟虑。没有掌握城市发展之“道”,怎能施展城市规划之“术”,怎能编制出好的城市发展蓝图呢!回想过去,在规划中留下的许多教训,往往就是来自这种"长官意志"的可行性研究。急功近利、贪大祟洋、全面开花,大有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大跃进”之势。破坏生态,浪费资源。一届政府的任期是短暂的,而一座城市或一个区域的存在是无限的。所以习近平主席说,一张图纸干到底。城市是历史的,不是某个时段的,更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只能是一个过客,所能做的一切在历史的长河里只能留下点滴的痕迹,而这些痕迹将受到后人的评判。我们应该对历史负责、对个人的行为负责、对居住在这里祖祖辈辈的人民负责,绝不能把规划当成施展个人权力和彰显政绩的工具。 三、规划的好坏要以人民的诉求为标准 一个好的城市规划不仅要符合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还要以能否提高人民的福祉,增强人民的幸福感为主要依据。这两者是不矛盾的。一个好的规划一定是得到人民的肯定和赞赏的。因此,市民才是所有规划建设的最后裁决者。而城市规划过程的本身,应该是全体市民的生命体验进而影响城市规划,并从中受到教育和去享受城市建设发展的最终成果。所以说,规划的好坏要以人民的诉求为标准。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政府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应该会诚心诚意地去倾听市民的意见。我们常说,我们的政府是强势政府,其优点是,办事可雷厉风行效率高。其问题是,有可能某些个人并不能代表人民意志的错误决定得以强势推行。错误的规划越强势推行,危害越深远。既要规划好,又要效率高,措施之一是在规划过程中建立和健全公众参与机制。比如,相关部门如何组织策划市民论坛、社区授课等多种形式培训、教育居民的市民性和公共性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从而具备基本的规划参与和表达能力。政府应为民众提供合理诉求的表达通道,民众表达的意见和建议真正被考虑和重视。各种咨询委员会不仅只是政府聘请的专家和官员的闭门会,还应包括一定数量的在地的利益相关者。应该考虑建立和完善社区规划师制度,真正起到培训教育和传达传递民众的基本诉求。规划要真正践行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要具有高度的人文情怀。 毛其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人居环境的建设方向 现从人居环境建设角度,作以下三点讨论。 一、人的城市化 我最近参加“联合国第三届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会议”(人居三)的准备工作,被分在政策文件第一组(PU1),主题是“城市的权利和为所有人的城市”(right to the city and cities for all)。PU1初步文件的主要观点包括:一个城市不应歧视其市民的性别、年龄、健康、收入、国籍、民族、迁徙状况,以及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一个城市应尊重、保护和促进市民的多样化生活,以及不同文化、风俗、习惯和身份的个性表达;一个城市应提供优质的公共空间,以增强社会互动和政治参与,促进交流、多样性和社会凝聚力;一个城市应加强其居民参与城市政策和空间规划的编制、实施、监测和预算等过程,以提高城市运行的效率和透明度;一个城市应具有包容性的经济,确保全体居民的生计安全和体面工作,包括给予各种经济体如互助经济、共享经济、循环经济和护理经济应有的发展空间;一个城市应是人类聚落与自然生态的组合系统,应尊重城乡联系,保护生物多样性、自然栖息地和区域的生态系统。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人的城市化”与联合国“人居三”的目标是一致的,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与世界人居运动有着共同的发展方向。 二、规划工作的中心目标 中国科协2006年年会在北京召开时,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承办了“人居环境与宜居城市”分论坛,我曾根据当年国家环保总局的统计资料,在论坛发言说:城市环境不断恶化,大气污染严重,城市与区域频繁出现大面积灰霾、日趋严重的酸雨、烟尘、光化学烟雾、可吸入颗粒物等污染物质,严重威胁人体健康;江河、湖泊、地下水和近海的有机污染严重,城市饮用水缺乏安全保障;城市污水和固体废弃物增量迅速,无害化处理率低,污染正在向周边地区扩散。此外,在许多传统的城市环境问题还没有得到基本解决的同时,一些新的环境问题又接踵而来。如机动车尾气、室内空气污染、自然生态系统退化等。但那时绝未想到的是,十年之后情景依旧。 面对严峻的城市环境问题,社会各界在不断发出警号,呼吁“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思想一次又一次占了上风。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努力,壮怀激烈,但绝大多数都未能取得理想结果。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城市工作指导思想不太重视人居环境建设,……。现在,人民群众对城市宜居生活的期待很高,城市工作要把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中心目标,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 衷心希望“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也能够成为我们城乡规划工作的中心目标。 三、城市文化建设 前两年我参与了工程院《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咨询项目。清华大学课题组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研究报告”序言中写道:“一个时代所塑造的精华文化会留于青史,传诸后人;所产生的糟粕也会刻下时代的痕迹,为后人所指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记得住乡愁”,目的即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中华文化基因。 然而几十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城市文化建设需要探索新的范式。文化的发展,包括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繁荣,传统文化的继承、延续与新文化的融入和创造。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通过发展各项文化事业,建设“文化强国”。这项建设事业不仅是一批工程技术措施,更不仅是若干文化产业的兴建,其核心是中华文化精神之提倡,中华智慧之弘扬,民族情感之凝聚。 同理,探索中国人居环境的建设方向,也应以文化繁荣作为终极目标。 陈伟明(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把保护基本农田工作放在优先地位,保证生态用地,合理安排建设用地,推动城市集约发展”,准确理解自然环境的多元价值,是处理好基本农田、生态用地和建设用地三者关系的基础。 长期以来自然环境的经济价值和景观休闲价值广受重视,而其自然生态价值被忽视。一般山坡地植被丰富,生态良好,海涂滩地作为湿地也具有较高的生态价值,生态用地虽渐受重视,但管理缺乏刚性约束。农田保护是国策,为避开基本农田,不少城镇转而选择丘陵山地、海涂等作为建设用地,虽然保护了农田,但也许破坏了更具生态价值的生态用地。另外,山地海涂开发利用产生了大量的土方填挖,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开发建设成本高昂。 保护自然环境,维护城镇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是基础,推动集中紧凑发展是关键。海涂山地一般远离中心城区,如有些县级市在距中心城区数十公里的海涂围涂造地建设城市新区、副城,有些中等城市在远离主城区丘陵地规划了多个不同功能的园区,对于人口和产业集聚能力均有限的中小城市,开发建设这些飞地,难免拉大城市空间框架,造成城市建设分散,增加了城市运营成本,不利于尽快聚集人气,违背了建设绿色低碳城市的初衷。 组团发展、有机疏散对于疏解大都市产业与人口,缓解城市交通和环境压力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另外,为了保护城市中具有较高自然生态价值或山水景观价值的资源,通过相对灵活的空间布局形式形成组团式结构,也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但是对于本该紧凑发展的中小城市,规模不大的城市划分成若干个空间相对分离的功能组团,规划出大小不同分工各异的公共中心,不仅带来高昂的建设和运营成本,不利于产业和人口的集聚,而且不断拓展的建设用地对于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也产生了较大的压力。 城市绿地建设往往也只重视景观和休闲功能,忽视生态功能。无论平原、山地还是水网地区城市都大量开挖修筑人工湖,尤其是有些江南水网地区城市,忽视自身的自然环境格局,填河挖湖,既破坏了生态环境,又失去了特有的自然环境肌理和传统风貌。绿道建设广受市民欢迎,但绿道建设与城市生态廊道缺乏联系,如果能在绿道建设的基础上构建生态廊道,尊重自然,以人为本,既满足了市民健身休闲的需求,又能为动植物的自由迁徙和维持生物多样性提供可能,有利于更好地保持城市与自然的沟通联系,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境界。 史怀昱(陕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关注生态脆弱地区的新型城镇化 对于生态脆弱地区,理论研究的关注点多集中在生态环境的保护方面,而在具体实践中这些地区常常更加关注经济的发展,经常忽略了绿色发展,忽略了为人们留住乡愁。理论与实践的出入恰恰反映了这类区域的发展困境。在单纯以发展经济为首要目标的导向下,以人为本,基于外在的、维系生态平衡的绿色发展和基于内在的、满足人们精神层面需求的留住乡愁,往往无法共存。城乡规划学科所关注的核心价值——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在这类地区遭遇困难。针对这一问题,我结合陕西的实践,谈几点认识。 陕西黄河沿岸地区,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整体生态脆弱,环境承载能力低。黄河中游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作为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融地区,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而长期以来,为实现地方经济的发展,大规模的矿产资源开发成为区域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工业化推动城镇化。与此同时,带来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如水土流失严重,绿水青山不再,地域传统文化难以传承,矿产资源富集地区和贫瘠地区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发展模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在退耕还林、扶贫、生态移民等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区域生态环境有了好转。但是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还是区域本身,所以必须寻找到依托区域资源禀赋,充分激发区域发展活力的发展动力,才能促进区域持续稳定发展。 借助于国家公园的契机,我们从建设“黄河国家公园”的思路出发,以期通过整合区域的文化遗迹、生态资源,链接城市与乡村地域,实现城镇化发展与绿色、文化、自然资源的融合,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首先,突出区域生态安全。该地区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黄河流域的重要生态屏障,对控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维持区域生态系统稳定具有重要作用。针对地区生态承载能力,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制定负面清单,严格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同时,通过水土治理、水生态环境修复等手段改善地区生态环境。其次,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民族文化的摇篮,也是民族精神的摇篮,是中华民族的乡愁所在,保护好区域文化和景观特征,在保护前提下,适当进行开发与科研活动,以特色旅游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探索区域新的发展模式。最后,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将黄河沿线的13个县(市)分为北、中、南三段,探索不同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陕西的黄河沿岸地区在生态环境保育背景下,通过多元产业发展,制定地区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路径,将黄河国家公园作为整合生态、文化要素的载体,集成生态-旅游-农业-城镇复合型发展模式。从其发展历程来看,我认为有三方面可以为类似地区借鉴:①突出保护与传承。保护生态环境,传承地域文化。生态是这类地区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手段进行控制。同时,采用生态修复手段,恢复生态环境。也就是说必须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我们国家具有广泛地域文化,这些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乡愁,留住乡愁就需要传承这些地域文化。要传承地域文化,必须要保护好这些地域文化产生的环境及文化的遗存。为此,保护与传承是这类地区发展的首要问题。②从地域资源禀赋和特征出发,培育内生增长动力。古语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外力刺激的模式可以带来短暂的发展,或是满足基础的要求,但是难以提供充分、持续的动力。只有培育符合地域特征的内生动力,才能带来持续的繁荣。③从区域发展整体考虑,加强区域合作。城镇密集地区往往以城市群的形式参与国际竞争,强调城市群内的分工协作,形成统一的发展竞争力。同样,对于类似黄河陕西段的地区,也需要从区域整体发展出发,整合区域资源,形成区域竞争力。 赵志庆(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直是城乡规划工作的核心价值观。 面对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的出现,城乡规划专业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与机遇。传统的城市规划作为政府管理职能的一部分,其成果编制与行政管理制度相契合。以总体规划为例,成果编制分域与城区两部分,城区作为政府所在地,承担经济、政治、文化等核心职能,被赋予优先发展权利,规划着重进行产业研究、职能定位、用地布局以及服务配套;域的部分仅作宏观研究与方向指引。在传统城镇化过程中,这类规划编制方式与空间管理程序相互协调统一,共同促进乡镇资源向城市发展集聚。 一定时期内集中区域资源发展城市效果显著,迅速提升了城市建设水平,拉开了城乡建设差距,同时也带来一定问题,如“城本位”思维方式、“自上而下”被动组织模式的贯彻。伴随前些年疯狂的土地财政与地产开发,城市建设无序蔓延,将硬质化铺装与高楼大厦推向乡镇。城镇化过程中管理者意图土地效益最大化,规划师意图与管理者妥协,便于规划落地实施。快速扩张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损害了城市自身的生态基础,经济利益至上导向下的城市更多愿意提供住宅、商业或工业用地,乡镇建设中盲目模仿大城市大广场、大马路、大高楼的建设行动则成为乡镇现代化的标志,势必导致乡镇自然环境恶化,文化没落,风貌特色缺失。 2014年国家发布新型城镇化规划,相较于传统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强调经济、社会、环境同等重要,“经济”需要为“环境”和“社会”发展支付成本,“环境”和“社会”则反作用影响“经济”的发展,三者互相影响,相互统一。乡镇的阡陌农田,炊烟袅袅,城市的马路纵横,高楼林立。不同经济形式、社会关系,决定了不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留住乡愁,首先应摒弃“城本位”思维方式,尊重城乡形态差异。城市与乡镇各有不同的生态基础,也各自积淀形成不同的形态特征。新型城镇化应尊重这些形态差异,着力改造经济、社会要素缺失,促使乡镇“内涵式”发展。如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完善乡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吸引资本下乡,发展乡镇旅游,扩大就业机会等。留住乡愁,既不能站在城市人的角度看乡镇,也不应该仅从百姓的角度看乡镇,而应以战略眼光站在完善乡镇要素,延续乡镇文化的角度看乡镇。 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留住乡愁,其次应关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组织方式相结合。中国乡镇是熟人社会,每个乡镇都有一套自运营机制,运行高效且成本低廉。城乡管理则属于自上而下层层传达,有一定局限性,但可为乡镇发展带来其所欠缺的方向性与资金支持。以往乡镇发展对自运营机制的忽视提高了建设管理成本,遏制了民众自我发展完善的动力。在发展“自上而下”的基础上,着重改善培育“自下而上”,激活乡镇自我“织补”能力,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留住乡愁,最重要的还应完善制度的建设。规划作为政府管理城乡建设的重要抓手,是协调城市与乡村、管理者与民众、人与自然的重要工具。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规划编制,不仅要改变规划设计思想与理念,更重要的是改变规划管理的实施制度,制度的变革才能引发传统规划标准化编制方式的变革。中国的乡镇不仅有环境差异,经济差异、还有社会文化差异,标准化的规划无法满足其多样性地发展要求。同时,缺乏配套运营制度保障的城市规划,很难有实施用武之地。 摒弃“城本位”思维方式,尊重城乡形态差异;关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组织方式相结合;强调城乡规划管理运营制度变革,保障新型城镇化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不仅要考虑规划编制工作方式的改变,更要考虑规划的思维模式、工作组织方式以及制度建设方面的转变。 张兵(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保护”与“发展”已经成为阐释我国城乡规划工作内容和特征的一对重要概念。 这里的“保护”不是仅指文化遗产的保护。事实上,在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同其他的发达国家一样,是通过一系列不同领域的行动逐步奠定形成了一个广义的现代保护运动。从早期的古物保存到后来的文物保护、各类文化遗产保护,从水土保持、农林地保护到各类景观资源保护,从森林保护到湿地保护、动植物多样性的保护,甚至从对自然和文化的保护走向对城乡社会生态的“保护”。随着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深度与广度的加深,“保护”所指的内容和范围都与三十多年前大为不同,这种变化连同对“发展”含义的加深,重新塑造了当今中国城乡规划的理论视野与实践疆域。 我们感受到的这种变化并非在今天才发生。即便在有人批评规划只为经济增长服务的那个时期,真正有职业精神的规划师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保护”与“发展”的使命,没有忘记人居环境营造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道德法则。 从知识和技术的角度,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7年来,规划实践中没有少研究历史文化的传承,没有少考虑生态环境的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于1982年设立,1986年便提出了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镇村、以及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问题,尽管困难重重,在历史文化保护事业中崇尚的是“屡败屡战”、“永不言晚”的精神,保护工作者的努力对社会大众而言最初发挥的是启蒙作用,久而久之,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始具有了较好的社会基础。有了这些社会基础,习总书记讲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一下子便产生了非常广泛和强烈的社会共鸣。 1980年代伊始,从编制国土规划未竟的事业中脱胎出一个“城镇体系规划”的实践类型,在全国、省、市县层面上默默发挥着协调城乡发展、促进区域协同的作用。到了1990年代后,城镇体系规划的编制技术中创新推出生态网络的保护内容,这可以视作是对1992年里约峰会和《中国21世纪议程》的呼应。后来基于生态敏感度的区划方法逐步成熟,为城乡建设发展提出了约束条件,再后来这些技术方法上升应用到区域和国土层面,成了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关键技术,下沉到城市层面应用,成了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三区”划定的方法。在许多部门忽视空间资源配置和调控对国家治理的价值和作用时,国家正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建设大发展时期,“城镇体系规划”连同它所包含的保护与发展的理念,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文化传承和发扬,做了很多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可想象的是,如果没有城乡规划系统三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城乡建成环境会成什么样子。 今天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为未来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确定了战略方向,把“实现城市有序建设、适度开发、高效运行,努力打造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让人民生活更美好”作为总体目标,以此为新的起点,我们需要着眼未来,更深入地理解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并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探讨这个命题的新意。 我认为,改变保护和发展二元论的思维方式是根本的。直到现在,有不少城市决策者在讨论自然和人文资源的保护利用时,仍旧念念不忘让规划师为自己勾画“开发资源”的发展蓝图,常能听到“不能保护太多了,毕竟发展是硬道理”的论调,这种将保护与发展对立起来的思想方法应当摒弃。 保护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发展路径,我们规划师需要做的不是在保护和发展中做出非此即彼的裁决,不是机械地划定出“保护”和“发展”之间泾渭分明的“功能分区”,而是需要在“保护”的单元中思考“发展”的动力,在“发展”的单元中融入“保护”的机理。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范围只是不得不为管理权力界定的空间边界,而不应成为我们隔绝自然脉络和历史文化传承的藩篱。毫无疑问,思想理念的转变是根本的,我们希望最终全社会对自然和历史人文的关怀能够畅然地流淌在城乡的每一个角落! 回顾改革开放37年以来的规划历程,我们在专业上对待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一贯秉持了理性的态度,但是在实践中,资源过度开发背后深层次的逻辑是结构性的。此时此地,城乡规划师需要适应新的制度环境,以更开阔的视界,不断发现新问题,探索新的解决之道;同时我们要用更多精力“跨界”发展,在“保护”与“发展”的意义上,多投身社会,宣传规划的科学、理性和法制,“以提升市民文明素质推动城市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6号文件的第28条)。 余柏椿(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景观与城市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强化和提高城乡规划师的城市设计意识和能力 城乡规划要满足人的需要,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此城乡规划做出了很多努力,遗憾的是城乡环境、健康等问题依然摆在我们面前,尽管问题不全出在城乡规划本身,可是城乡规划在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上有待进一步研究,规划师在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能力方面需要优化和提升,其中强化规划师的城市设计意识和能力是当前城乡规划行业的重要任务,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开创“以人为本·绿色·留住乡愁”城乡规划新局面之必须。 面临城乡规划建设新问题,国家强调城市设计工作对优化城乡规划的重要性。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城市设计,提高城市设计水平。中共中央、国务院2016年2月6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2016年3月29日住建部官方媒体《中国建设报》发文“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工作”。住建部要求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工作,意义重大,然而目前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工作面临困难不少,其中最大困难是城市设计人才缺乏。基于我国城乡规划编制体系、工作方法和人员结构的现状,我认为,强化城乡规划师的城市设计意识,提高城乡规划师的城市设计能力不仅是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工作需要,更是优化城乡规划,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规划目标的当务之急。 城乡规划师或许还没意识到自己在做城乡规划的同时也在做城市设计,由于无意识和能力问题而会导致城市空间环境品质不高。我认为, 我们不能孤立地认识城乡规划和城市设计,显然城市设计是以优化城市空间形态和环境品质为己任的,但是做城乡规划本身就离不开空间形态问题,且不说控规和详规,即便城市总体规划阶段就已经在构建城市空间形态结构,如, 二维用地规划布局同时在解决三维形态问题,不同性质建设用地组合关系所规定的不仅仅是功能关系,同时规定了建筑和空间的形态关系,建设用地类型与其空间和建筑类型存在基本形态的内在规定性。如绿地和商业用地的组合所形成的是开阔空间加高层建筑的组合形态,再如,不同尺度道路和不同建设用地的组合就会形成不同的建筑和空间形态。简单两个例子说明,城乡规划解决的不仅仅是二维空间问题,同时也构建了城市三维空间形态基本结构,这个形态结构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城市空间环境品质。因此,不管是否直接做专项城市设计,即便做城市规划也要求规划师要有城市设计意识和基本能力。 城乡规划师或许还没意识到做城市设计要有专门的、较强的形态设计能力和素质。城市设计是门跨学科的学科。“城市设计工作涉及城市规划、建筑、风景园林等多个学科、多领域”(“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工作”,中国建设报),同时还涉及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化历史、艺术设计等学科,其表现形式对能力和素质要求都很高,除了空间形态以外,景观、风貌和特色等都不是轻易把握的。若要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工作,在缺乏专门的城市设计专业人才的情况下,城乡规划师要担起城市设计重任,因此,城乡规划师在现有基础上有必要加强城市设计能力和素质培训。 王鲁民(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城市与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建设活动本身的目的就是要建构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但在很多时候,物质环境的建设偏离了它的原意。这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人口的增长的欲求的扩张给自然施加了太大的压力,在许多情况下,建设本身形成了对自然的过分压榨,有限的资源不能够支撑人类的需求,这一点实际上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是非常凸显,已经成为人类心理上挥斥不去的阴影;第二,由于建筑物价值和意义的多重性,由于我们的建设目标有很多机会偏离建构的原旨,建设在很多时候被其它的诉求绑架了,成了个别利益诉求达成的一种手段,事实上,目标偏离的建设活动,所造成的对人的忽视、对资源的滥用、对文化的破坏尤其让人触目惊心;第三,我们在建构活动中所使用的手段、技术不能够满足要求,在建构过程中造成了超额的资源消耗和非正当的环境变迁,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新的方法和技术不断涌现,在技术层面要求规划人员的观念、技术不断地更新。 以上分析是说,谈论以人为本、绿色、留住乡愁的规划的时候,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谈论。第一个层面是关系到人口政策、产业发展、文化观念的塑造等领域,第二个层面可能牵扯到合理的建设目标,和目标实现的方式与空间时间范围的约定,第三个方面则是牵扯到合理的设计方法和营造技术的组织和利用。这三个方面和城市规划的关系是不同的,作为规划师,在规划实践中感受到的这三个方面的压力也是不一样的。不过,人们只有注意到这多个层面的压力存在,认识到一定的规划都是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经济的背景下,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里实施的,那么就会看到人真的面临许多无奈,在宏观上了解这种无奈,应该是一付清凉剂,它会让我们少一些张狂多一些谨慎,少一些粗疏多一些认真,这样,规划者才不至于被个别的和短期的利益所淹没,技术才有机会被更有效地、更合理地使用。 绿色的建构在方法和技术层面首先关注的也许是如何用更低的排放建构一个高效的物理舒适且有益于健康的生活环境。如果进一步,也许人们还可以要求的是建设一个能够促成人与自然在感情上和谐相处的意义架构,这种建设的成功,当然要依赖对由历史文化造成的人的环境期望的理解,也就是说,对于为中国人的规划来说,理解中国文化的特征和其造成的常规的对形体环境的期望是一个基础工作,这就要规划者要知道中国的历史,把握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国的建构资源。当然设计是为了未来的,仅仅是面向过去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同时还要对人的合理的未来有一个充分的想象,处理好过去与未来的规划是有可能成为当下和过去沟通的一个渠道,这种规划自然地会为留住乡愁提供机会。 建设遗产是一项重要的既存的资源,用好既有的建设资源就意味着较少的排放,同时,建设遗产本身又是形成人的环境期望的既有条件。所以,对建设遗产的合理的、有效的使用在以人为本、绿色、留住乡愁的环境建构上有着特殊的价值,应该予以保护的建设遗产并不仅仅指某种特定形式的建成物,凡是既存的建成物都可以经过一定的指认程序成为保护对象,成为人们据以进行文化认同和意义生发的资源。建设遗产的利用,第一是对既有物的保护、维护和利用,也许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有关,我们似乎总是在忙着破旧立新,而对用好旧的东西缺乏兴趣,不求实物长存据说是我们的传统,但也许不是什么好的传统。第二是对这份遗产所表现出来的风格、精神倾向的把握与发展,对此过去有许多讨论,现在似乎已经过时,相信随着中国的文化崛起,这一点会重新进入讨论的主场。以往的讨论似乎表明,人们不希望停留在简单地形式模仿上,因为简单的形式模仿因为建设条件的改变很难有持续的生命力,总的看,人们希望的是在对既有遗产精神实质把握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境界。这有相当的难度,因为对遗产精神实质的把握,不能建立在望文生义、恣意解释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空洞的老生常谈的基础上,它是需要以对这份遗产的细致的研究为基础的创造性的体悟。只有如此,才能够更有效地使既有建设遗产成为未来建构活动中的积极资源。从现实看,扎实的追求事实的研究与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理解同样稀缺,而它们才是真正通向留住乡愁的可靠通道或桥梁。 俞孔坚(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教授) 浅山战略: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的反思与构想 30年的快速城市化,形成了不合理的国土城镇化空间格局,威胁到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民族生存。我国城市化尚处快速发展阶段,及时扭转趋势为时不晚。基于中国的自然地理及国土生态和农业安全、社会和新经济发展趋势等分析,笔者提出浅山战略,即将新城布局在中国几大主要平原和盆地边缘的浅山区域,而不应继续目前沿海及冲积平原发展的城市化轨迹。 一、不可持续的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形成 1978年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进行了巨大的调整。从毛泽东的“三线”战略(即支持内陆发展,提高国土安全)调整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沿海发展战略,大量人口从偏远地区迁移到了沿海城市。战略引导城市区位选择的推动力是相当强大的。城市可以在一片空地上拔地而起,深圳就是一个鲜明的实例。 遗憾的是,在中国快速城市化之初,在中国新城建设能量最大的时候,由于没有能够为此后持续多年的城市增长的爆发力做准备,也没有对中国人地关系紧张的前景做预景,而会失去了最好的主动规划和合理进行城市化空间组织的机会。 中国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包括耕地紧张、水灾和水资源短缺等问题,本来都可以有效地规避。相反,过去30年的6个“五年计划”中相关城市化发展的“导向和倾向性”政策推动了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东密西疏、南密北疏”的城市化空间格局和沿黄河、长江、滨海的“π”字型城市群连绵带。最近,国家发改委确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三个主要城市发展群和八个重要城市集聚区,大都在既有的城市基础上扩展。 二、严峻的人地关系矛盾,发展不可持续性 粮食安全面临威胁,中国的耕地资源十分紧缺,以占世界总面积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其中最丰产的土地都分布在沿河的冲积平原和盆地。不幸的是,这些区域正好被规划为人口最稠密的城市和人口迁移的集聚地。过去30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主要发生在东部沿海的12个省、市和自治区,占总扩张面积的75.3%,其中70%占用耕地。此外,城市周边的土壤污染以带来灾难性后果。 永无休止的防洪抗洪,“东部平原发展战略”的另一个更直接的代价是洪涝风险。官方数据显示每年洪涝灾害的年直接损失为1000亿元。预计未来30 年,中国沿海海平面将比2008 年升高80-130mm,每年有数以千亿的资金投入到100年或500年一遇的防洪抗洪上,这将是一个永无休止的战斗。而根据北京大学的研究,中国每年可能被洪水淹没的国土面积仅2.2%,极端情况下,被淹没的国土面积有6.2%。给洪水让路并非是昂贵的策略! 三、中国城市化的另类空间格局——浅山战略 未来30年新增的数以亿计的城市人口将何去何从?不去西部,也不在平原,将城市布局在浅山区(山区和平原交接区域)。 中国的整体地形呈三大阶梯,基于这种地形特征,新城将沿着第一阶梯山前及主要盆地的边缘建设,距离现有平原城市不远,经济效率不会降低,不侵占高产农业用地、避免洪涝,且靠近山林及优质水源。 浅山区的城镇和既有的平原中心城市通过高速列车相连。众多浅山区城镇将通过高速轨道相联系,形成“城市链”和 “城市链圈”。全国尺度上将会形成一条“S”形城市链,沿中国的第二阶梯边缘分布。新城规划在盆地的边缘,在山前形成“链圈”。中国国土城镇化格局将由一条主要“城市链”加上几条城市“链圈”组成,这些链上的城市将应用先进的城市理念和技术来建设。每一个链上的城镇将是一个个独立的、高密度的、可步行的卫星城,人口大约在10万-30万左右,面积大约500-1000hm2。城市“链”和“链圈”并不是要搬迁现有的大城市,而是优化目前的城市化格局,疏解目前平原大城市的功能,实现大城市的人口和空间及功能的优化。 四、浅山城镇链案例:北京城市化格局的另类方案 目前北京的空间发展策略是向东南部发展,侵占了最肥沃的冲积平原。如果到2050年北京人口达到3000万或更高并不令人惊讶。北京市浅山区(高程在65m-100m,坡度在2o-20o)总面积有4420km2,有30%是可以建设的。这就意味着这个区域可承载3000万人口,可形成300多个具有新经济和新产业的小城镇,每个城镇拥有10万左右人口。这些小城镇将通过快速公共交通连接形成“城镇链”,同时,通过放射状的快速公共交通系统,与既有的北京城区相联系,节省大量的平原优质土地、规避洪涝风险。 五、浅山战略的可行性及面临的挑战 浅山战略是可行的:①中国新经济时代的来临,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将逐渐成为主导产业,不再过分依赖现有东部沿海城市发展的重工业和口岸基地。②环境质量等自然因素也重新成为影响产业发展和布局的因素;③老龄化趋势凸显,浅山地带将成为老龄人口的最佳居住地;④高速铁路技术为浅山战略落实提供了绿色交通保障;⑤浅山战略也可以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带动广大的农村地区发展,平衡山区和平原之间的发展落差。 当然,浅山战略也面临着挑战:①饮用水供应和交通基础设施问题。但是,相比于防洪和平原区的饮用水工程投资来说,浅山城市建设将更为经济。②浅山生态敏感交错带和含水层的保护,在城市规划的时候需要谨慎对待。 过去,由于历史的局限,我们没能充分预计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和规模使中国人地关系面临巨大的危机。今天,我们仍然还有一半机遇——那五千年唯一的机会,通过城镇化格局的合理规划和设计,治愈和重塑美丽的国土。浅山战略是我们的基本生存策略。(由于篇幅原因,略去参考文献) 吴志强(同济大学副校长,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留住乡愁 用心规划 乡愁一 乡愁,是对过去纯粹的回忆,是离乡后的魂牵梦绕,是把现实生活的烦恼隔离后留下的美好积聚。而今天的乡愁是对乡村问题的惆怅,所以我更愿意思考今天乡村的问题,带着对大工业文明时代的追忆,以及150年前英国大都市集聚后恩格斯对现代城市规划创造理想社会的预言。 乡愁二 过去的几年间,因为参与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课题的调研,我走了九个省的不同乡村,浙江、安徽、四川、湖北、河南、重庆、广东、福建,还有东北的乡村。对我来说,过去的美好已经走得太多: (一)过去的乡村生活走了。所到之处,传统的生活方式在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0年后出生的孩子中几乎没有人愿意学习传统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似乎有一种集体的默契, 孩子生来就是要离开村庄的,早则十五、六岁,迟则二十五、六岁。他们期待的是城市的生活。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没有继承和传递者,这是两代人生活方式的骤然断隔。一旦离开了乡村,年轻一代感兴趣的只有都市的生活方式。一年中,难得从打工的城市回到乡村,让他们骄傲的是在都市的经历,许多家长也因为孩子能够在都市生活而骄傲,并不为孩子失去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而感到失落。回乡的日子中会有些置于舞台般场景中的展示性的生活实践,等戏完了,继续回到都市中寻找新的生活方式。 (二)乡村的景走了。在四川的地震灾区,我发现所有生活改善的家庭,不管是通过做生意,还是在都市里打工、还是卖农产品挣得的,都把木柱夯土架构的民居改成了红砖空斗、预制板、无圈梁、外贴白瓷砖的小洋房。乡村的房屋发生着剧变,村民为改造了自家的房院感到自豪和骄傲,住在传统房屋中的人也会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新房屋的建起。传统乡村的景观像马赛克一样快速移动、翻版。然而,大地震进行了遴选。传统乡村景观中的木架构的房屋只受到了地震的损害,并没有大规模塌方;与这场景相对照的是,红砖空斗、预制板、无圈梁的房屋,在地震中成了最大的杀伤力。在地震的伤痛中,我们反思传统乡村房屋、庭院的好与智慧,悟到了坚守的宝贵。 (三)乡村的山水走了。人人都在关心都市的环境问题,上到习大大下到小白领,都市人的智能手机里都按上实时监测PM2.5的App,可只有真正到乡村去的人才发现儿时小溪中的鱼虾早已不在了,儿时戏水的池塘被堆满了包装抛弃物、白色污染和不能分解的工业废弃品,祠堂边的小河里漂浮着垃圾,桃树的枝桠上缠绕着塑料袋……能够发现几个有基本垃圾回收处理机制的村庄,真会让你感到无比的幸福和眼前一亮。 (四)最可怕的是,乡村的人走了。我曾经带着一批研究生到安吉做农村生活调查。乡书记说,最大问题是具有组织社会生活能力年龄段的村民在农村是很缺少的。每一家都把家中劳动力按最优秀到最弱排序地送出村庄。如果儿子是最好劳动力的,儿子先走,父亲是最好的劳动力,就父亲先走。剩下的都是劳动力最弱的老人和孩子。这种年龄组成的乡村生活是无法组织起来的。在大都市里,那些不起眼的建筑民工、不为大家尊敬的服务人员本应该是农村中最优秀的社会组织者。而现实的乡村中,一家的劳动力走后,留下的是整栋的空房,如果整个村庄的劳动力离开了,便只剩下整个村庄的空房。村庄里社会生活组织的缺乏,更造成了整个价值观的塌方。不仅留守儿童缺乏父母关爱与日常教育,连老人的传统价值观也受到了侵蚀。乡长所说的几个案例让我在惊诧之余陷入沉思。 乡愁三 三代人的兰溪故事。在整理我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他一辈子的捐款单,除了四川地震等大灾难的捐款外,款项几乎全部走向一个村庄——兰溪,他儿时生活过的家乡。从解放初期的繁体字汇款单、文化大革命时期印着毛主席语录的汇款单、上海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最贫困时期的汇款单,直到他生命最后几年中,用颤颤巍巍的手写下的崭新汇款单上,可以看到有捐小学的、捐祠堂的、捐修路的、捐农村自来水的……这促使我回到兰溪,他的故乡。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总是会说起他14岁离开农村时祖母站在村头送他的场景。几年后,父亲第一次回故乡,我的祖母已经病逝。人们说,是因为祖母在村头送他,吹了许久寒风,在送走她心爱的儿子后就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我不知道,今天仍有多少孩子在离开村庄时有多少母亲站在村头送别。我记得更清晰的是,父亲在退休的第二天就带着他所有的积蓄回到故乡。他说,要回到故乡去,小溪里面还有鱼虾,村庄上有他的儿时伙伴。但是,不出一年,他就离开了兰溪,又回到了上海。因为他发现小溪中的虾米和小鱼早已被农药杀尽,儿时伙伴也几乎都离开了。在父亲的感召下,我开始好好学习这个村庄从南宋到现在的历史。我复印了整个家谱,了解到家族的祖先在南宋时从江西到了临安成为帝师。皇帝赐予祖先这片土地作为落于浙江的封地。祖先有四个儿子,他把一个送回了江西故乡。这块封地,也就是这个村庄,被划成了一个田字形,三个儿子各分得一块,第四块就是整个家族的公共财产。这第四块地由三个儿子分种,田产收入用于补贴全村孩子的教育,供养外乡来的老师。族中规定,不得用本村人做老师。公共财产还用于补贴全村70岁以上老人的粮食,做全村的社会福利,以及用于家谱修订、寺庙维护。除了公共土地上的产出以外,村庄道路两边植树的收入也属于村庄的公共财产。族中还规定,本村的年轻人不可婚娶本村的同姓。至今500年来,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上千人,而祖先的三支还是分得非常清楚。一个家族变成了一个村庄的社会组织,家族的福利变成了村庄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但是近年,和全国的农村一样,宅前宅后的田地突然间荒废了起来,爬满了野藤。因为这里的青年人也开始离开了村庄,农村的人口密度大幅降低,过去精耕细作的田地连接宅前屋后,如今已没有人管理。只有几片最大的土地和池塘,还有人在种地和养殖。 乡愁四 故乡的水。兰溪要做一片度假区。调研基地中心的湖区时发现周边鸡舍、鸭舍的废水都排入了水面,于是我没有先做规划,而是让环境专家取了大量的水样。我跟当地领导说,不管什么规划,水是灵魂,治水是第一要务。同济在做规划,兰溪在做截污的管道。等规划编制完成后再去兰溪,水质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善。那是距离第一次看基地的9个月后,同行还有浙江省的领导,看到水面上聚集了大量的白鹭,水杉的根底3米之下清澈见底,水面波光粼粼。我突然悟到了乡村的治理首先是山水的清理,有了青山和绿水,少做一点,少建一些,也会有更多的美丽。当天浙江省领导把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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