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4期
第6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美国城市规划院校2000-2014年研究动态
田园城市学说之形成及其思想来源研究
x城市生态修复的理论探讨:基于理念体系、机理认知、科学问题的视角
动·静·显·隐:大数据在城市设计中的四种应用模式
数据自适应城市设计的方法与实践——以上海衡复历史街区慢行系统设计为例
“过渡态”下的“自上而下”城市修补——以广州恩宁路永庆坊为例
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城市设计管控要素体系研究
我国乡村规划研究评述与展望
从“关系”到“社会资本”:论我国乡村规划的理论困境与出路
二战后西方乡村景观风貌的研究脉络与启示
基于居住偏好的 上海市新城人口吸引策略研究
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城市空间增长设定路径及其杭州应用
“均质化-再集聚”:互联网影响下餐饮业空间布局新特征——基于上海内环开放数据的研究
应对挑战:城市规划的自我演化
珠三角区域规划回顾、评价及反思
知识与生态关联视角下的城市空间竞争发展
社会空间视角下苏南乡村城镇化历程与特征分析——以苏州市为例
山地城镇高密度空间的形成过程与机制研究
建筑日照资源均衡利用的管理方法改进——先南后北建设时序
传承与创新: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总图编制的思考
基于要素管控思路的生态控制方法在控规中的应用研究——以上海市崇明县陈家镇国际实验生态社区为例
关于城市居住用地分类与弱势群体保护的思考
航空城的空间结构、要素与规划策略研究
大城市“原居安老”的空间措施研究
伪满“新京”规划思想来源研究——兼及城市规划思想史探述
基于遗产角度的上海里弄建筑现状空间研究
“新常态下的城乡遗产保护与城乡规划” 学术座谈会发言摘要
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转型:理论解析与实践应对
大都市区空间演进的机理研究——“空间-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的建构与应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知识的演进
世界城市研究转向与中国的世界城市
中西方城市内部居住迁移研究述评
极化&扁平:美国湾区与长三角创新活动空间格局比较研究
国家战略实施背景下 跨界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创新——以南京都市圈城乡规划协同工作为例
协同发展视角下的首都特大城市地区分圈层空间布局策略
城市空间结构与 就业岗位分布差异的定量描述——以上海市青浦新城为例
手机信令数据在城市建成环境评价中的应用——以上海市宝山区为例
源自地理设计的城市规划设计量化分析框架初探——以多巴新城控规为例
产业遗存再利用过程中的环境风险与规划引导
澳门半岛高密度城市微绿空间增量研究
基于多主体需求评估的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类型研究
第12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5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隆重举行
城乡历史文化聚落——文化遗产区域整体保护的新类型
上海大都市地区空间结构优化的政策路径探析——基于人口分布情景的分析方法
论现代制造业的生产组织与“城市-区域”空间演变的关联性——“网络”和“嵌入性”双重理论视角研究
中国主要城市公交站点服务范围及其空间特征评价
物流项目用地规划建设标准的评价与优化——以广州市为例
我国城市空间增长现状剖析及制度反思
2000-2010年特大城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市为例
交易成本、产权配置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基于能耗视角的我国城市最优规模研究
基于相关性和关联耦合分析的上海市生态环境优化思考
城市绿地建设实施评估方法创新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总体城市设计中的高度形态控制方法与途径
基于现象学视角的城市规划设计概念生成框架研究——以上海市金山区城市生活岸线规划设计方案为例
城乡关系视角下城镇密集地区乡村规划演进及反思——以苏州地区为例
控规“心结”之解
“从空间扩张到内涵发展的规划思考”笔谈会
基于五个新发展理念对“十三五”空间规划重点取向的探讨
亚洲城市中心区空间结构的四阶原型与演替机制研究
制度转型中土地租金在建构城市空间中的作用:对城市更新的影响
网络关系与空间组织:长三角与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创新合作关系的比较分析
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京津冀空间协同发展规划的创新思维
京津冀一体化格局下北京交通发展模式转变的思考
城镇化的升级和新型城镇化
中国城市化的几个现实问题:空间扩张、人口收缩、低密度人类活动与城市范围界定
空间规划协调与多规合一研究:评述与展望
“多规合一”视角下的中国规划体系重构
深圳市城市设计历程回顾与思考
为健康而规划:环境健康的复杂性挑战与规划应对
城乡规划与公共健康的关系及跨学科研究框架构想
也谈规划与设计的介接
以人为本·绿色·留住乡愁 “深度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城乡规划思考”笔谈会
全球资本体系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层级体系
单中心还是多中心:北京城市就业次中心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型
中国十大城市群差异性及空间结构特征研究
社会变迁视角下 历史文化村落再生的若干思考
海南省空间规划的探索与实践 ——以《海南省总体规划(2015-2030)》为例
面向全球城市的 上海文化空间规划编制的思考
区域建设用海规划指导下填海造地空间规划设计方法研究——以招远市填海造地空间规划为例
城市公共自行车使用活动的时空间特征研究——以杭州为例
基于可视化SP法的城市道路自行车出行环境评价及优化——模型构建及上海中心城区的应用
中国第一部现代城市规划著作:郑肇经先生《城市计画学》
区域视角下历史文化资源整体保护与利用研究——以皖南地区为例
泉州的牌坊布局与城市景观的意义
明清上海地区市镇信仰与市镇空间发展关系初探
第五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新时期推进城乡规划改革创新的若干思考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国家空间治理的战略性思考
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组织特征与规划取向探讨 ——基于企业联系的实证研究
宜居环境建设的省域规划探索——以福建省为例
城市总体布局规划实施过程中的政策分析框架——以上海外环绿带为例
基于空间聚类分析的杭州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分布特征研究
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创意社区规划:基于创意阶层和居民空间需求研究
以培育知识创新区为导向的城市更新策略——对杨浦建设“知识创新区”的规划思考
活动视角下建成环境对广州居民通勤效率的影响
“职住平衡”视角下新就业人员的职住空间平衡关系及其内在影响因素——以南京市主城区为例
“群体智慧”引入历史地段规划的进展
新时期历史城区整体性保护的探索——以宁波为例
基于历史城区视角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新常态”
西藏城镇传统空间的形态特征及类型研究
另一种“中西合璧”——格罗皮乌斯主持下的华东联合基督教大学校园规划
走进社区,规划师准备好了吗? ——社区发展与规划变革学术笔谈会
城市规划中的社会公正议题——社会与空间视角下的若干规划思考
我国城市地理学与城市规划近半个世纪的协同发展与未来展望
建设强度分区决策支持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控规调整的评价研究——基于调整结果和决策过程的评价
城市规划视角下的战术城市主义研究
基于城市治理的中国城市战略规划解析与转型
资本、权力与空间的生产——珠三角战略地区发展路径及展望
网络空间与创新驱动视角下杭州转型发展的空间趋势特征及规划战略应对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传统开发区社会化转型的理念、内涵与路径
产城融合研究:回顾与新探
基于气象和GIS技术的北京中心城区通风廊道构建初探
超越城市行政边界的都市经济区划分:先发国家实践及启示
人居型世界遗产保护规划探索——以平遥古城为例
武汉“多规合一” 20年的探索与实践
新时期大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与开发研究——以常州市为例
第13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6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 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授予董鉴泓教授“终身成就奖”颁奖 隆重举行
“人居三”对城市规划学科的未来发展指向
中国城乡统筹规划的宏观分析——城乡均衡发展的挑战和村镇开发转移的机会
论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及我国先发地区的政策选择——对苏州城乡一体化实践的研究
制度变迁视角下我国城市设计实施的理论路径、现行问题与应然框架
城市规划评价的类型与基本范畴:文献评述及相关思考
老年视角下 社区服务设施布局适宜性研究——基于步行指数的方法
武汉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机理及引导策略研究
上海城市生活中心体系的识别与评估
国外城市空间公共性评价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国外城市空间公共性评价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厦门城市景观风貌塑造的规划管控方法研究
城市特色街区的内涵及规划策略——以芜湖市为例
特色活力区建设——城市更新的一个重要策略
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历程、方法与实践——基于中法经验的比较
“如何实现规划编制与实施的衔接统筹”学术笔谈会(二)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型城镇化
战略引领与刚性管控:新时期城市总体规划成果体系创新——上海2040总体规划成果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关于上海构建“两规融合、多规合一”空间规划体系的思考
上海2040:以规划组织编制方式转型探索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广州城市总体规划的演变与思考
关于规划与复杂性的反思
上海中心城区的职住空间匹配及其演化特征研究
基于绿色发展的城市发展质量评价研究——以江苏为例
杭州特色小镇群体特征研究
特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演化机制与对策的实例剖析——以上海为例
近代上海城市公共娱乐空间结构演化过程及其规律研究(1843-1949)
宗族化乡村社会结构的空间表征:潮汕地区传统聚落空间的解读
历史街区保护研究评述、技术方法与关键问题
第一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成功举办
全球化2.0时期的城市发展 ——2008年后西方城市的转型及对中国城市的影响
论城乡规划学学科生命力
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发展机制 ——政府推动城市发展的新加坡经验
启动科技支撑,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区域规划和城市土地节约利用”科技支撑项目研究综述
哈尔滨2030预规划低碳导向方案调整研究
史学流变下的中国园林史研究
大棋局: 厦门空间战略的区域视角
1843年以来黄浦江滨水空间 变迁与产业发展机制的关系——基于城市滨水空间的双重组织机制研究
我国大规模新城区开发及其影响研究
由“产城互促”到“产城融合” ——深圳市产业布局规划的思路与方法
面向低碳交通的城市空间结构:理论、模式与案例
知识与生态关联视角下的城市空间演化发展
城市空间结构的环境绩效:进展与思考
基于规划决策的多尺度城市绿地空间分析
城市交通方式竞争态势及来自生态学的理论启示
公共自行车系统影响下居民出行的变化与机制研究——以上海闵行区为例
从城市公共空间与建筑的耦合关系论城市公共空间的动态发展
基于室外风环境与 热舒适度的城市设计改进策略——以北京西单商业街为例
城市更新的“进行性”规划方法研究
提篮桥街区中以联合城市设计教学体验
历史文化名城制度30年背景下城市文化遗产管理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研究
论城乡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利关系及制度建设
城市危机:特征、影响变量及表现剖析——基于生态环境危机的视角
基于村庄集体土地开发的农村城市化模式研究——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中部欠发达地区城镇化特征、机制及若干探讨——基于安徽省三个地级市的案例研究
开发区导向的中国特色“边缘城市”的发展
溯本逐源:控制性详细规划基本问题探讨——转型期控规改革的前提性思考
低生活成本住区商业服务设施配置实证分析与探讨——基于对深圳市上下沙村的调研
决策效能指向的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改革
城市空间对洪涝灾害的影响、风险评估及减灾应对策略——以日本东京为例
城市总体规划层面中小运量新交通系统的规划思路及策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轨道交通站地区宜步行环境及影响因素分析——上海市12个生活住区的实证研究
美国规划教育发展历程回顾及对中国规划教育的思考
宫殿主导还是宗庙主导——三代、秦、汉都城庙、宫布局研究
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系统架构与实施路径
城乡统筹发展:城市整体规划与乡村自治发展
城乡统筹规划实施的二元土地困境:基于产权创新的破解之道
城乡统筹规划: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
论基于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
论中国独特的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的国际现象观察——兼论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及思考
“新区域主义”下城镇空间发展的规划协调机制——基于皖江城市带和济南都市圈的探讨
行动规划·制度设计·政策支持——深圳近10年城市规划实施历程剖析
全球创新型城市的基本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基于控规层面下的CBD地下空间开发控制探讨——以上海虹桥商务核心区一期为例
论地下空间的城市空间属性及本质意义
基于地理信息建模的规划设计方法探索——以城市总体规划设计为例
范型转变临界点下的“三线城市”建设规划实践
西方城市规划评估的研究述评
国外城市史与城市规划史比较研究:异同与交叉
“人口流动” 视角的城镇化及政策议题
我国城市人口城镇化与 土地城镇化失调特征及差异研究
“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
可持续性导向的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标准体系研究* ——基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实施有效性的分析
从GDP到HDI:低碳发展研究剖析与展望
可持续城市理论的概念模型 辨析:基于“目标定位-运行 机制”的分析框架
从日、韩低碳型生态城市探讨相关生态城规划实践
城镇建成区概念与界定方法体系研究 ——以浙江德清市武康镇为例
特大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交通绩效检验——上海案例研究
上海市属创意产业园区的 发展历程与总体空间分布特征
大型商业中心开发的空间影响分析 ——以上海五角场地区为例
公共空间视角下的 社区规划实施评价——基于上海曹杨新村的实证研究
重启内生发展道路:乡镇企业在苏南小城镇发展演化中的作用与机制再思考
特大城市地区外围城镇规划研究 ——以京东地区为例
“苏联规划”在中国: 历史回溯与启示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规划
“中等收入陷阱”之“惑”与城镇化战略新思维
智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基本理论探讨
产权制度视角下的划拨工业用地更新:以上海市虹口区为例
半城市化地区的工业化与土地利用:基于我国三大区域三个百强县/区的分析
城市规划中的公共利益探讨——以玉树灾后重建中的“公摊”问题为例
公共健康与城乡规划——健康影响评估及城乡规划健康影响评估工具探讨
大城市老年人的空间分布模式与发展趋势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为例
从技术创新到制度创新: 河源、云浮、广州“三规合一”实践与思考
情景规划方法的理论探源、行动框架及其应用意义——探索超越“工具理性”的战略规划决策平台
基于多元利益主体诉求的情景规划——以酒(泉)-嘉(峪关)区域一体化空间布局为例
城市化中后期城市中心的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 ——以常州旧城中心区为例
武汉市历史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规划实践探索
对内城住区更新中参与主体生产关系转变的透视——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
基于眺望评价模型的城市整体景观形象研究——以香港为例
基于日常服务设施步行者使用特征的社区可步行性评价研究——以上海市江浦路街道为例
新型城镇化座谈会发言摘要
思考与转型
对当前“重建古城”风潮的解读与建言
避免城市规划过度标准化
论城市转型的三大主题:科学、文明与生态
城乡统筹发展规划中的 土地经济租金、“乡乡差别”与社会公平
城镇化质量的 指数型评价体系研究——基于浙江省的实证
京津冀城市群的功能联系及其复杂网络演化
扩展领域中的城市设计与理论
上海市空间扩展与公路网规划的协调性研究
城市通勤时耗的空间结构影响因素——基于文献的研究与启示
城市规划在产业空间移位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以伦敦、汉堡、鲁尔区和维也纳为例
国外应用城市模型发展回顾与新型空间政策模型综述
武汉重点功能区规划编制与实施一体化模式研究——以武汉二七商务功能区为例
结合棕地治理与改造的规划编制研究——以株洲清水塘老工业区控规为例
绿地资源及评价体系研究与探讨
中国古代都城宗庙设置及其与朝寝关系的变迁简说
《中国城镇化道路、模式与政策》研究报告综述
2000年以来美国城市的经济转型及重新工业化
长三角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市体系比较研究:基于企业关联网络的分析方法
2000-2010年广东区域非均衡发展趋势及思考
基于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法则的武汉2049发展战略
老城中心区的发展演替及动力机制研究——以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地区为例
总体规划实施评价方法的主要问题及其思考
从理想蓝图到动态规划——厦门市30年城市规划实践评析
城市基本生态控制区规划控制方法——以广州市为例
对我国同城化规划实施的思考——以《广佛同城化发展规划》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研究——以中原某市农村地区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研究——以中原某市农村地区为例
空间句法在大尺度城市设计中的运用
大都市多元开放空间对宜居生活的保障 ——德国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国际设计工作营选题与启示
理查德·鲍立克与现代城市规划在中国的传播
“和谐城市”规划理论模型
“城市开发边界”政策与国家的空间治理
探索“新城”的中国化之路——上海市郊新城规划建设的回溯与展望
基于GIS的中国城市群发育格局识别研究
五年计划/规划、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的关系演变
城市通风廊道研究及其规划应用
生态容积率(EAR):高密度环境下城市再开发的能耗评估与减碳方法
城市空间扩展与城市热环境的量化研究——以武汉市东南片区为例
接驳城市轨道交通的社区公交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肌理如何激发城市活力
太原市南华门历史街区肌理的原型、演化与类型识别
商业街的空间与界面特征对步行者停留活动的影响——以上海市南京西路为例
中国古代都城产业空间格局特点及影响机制探微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笔谈
第三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新时期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态势辨析与战略选择
新增建设用地和户籍人口挂钩的政策建议及作用、效果预计
特大城市中心体系空间肌理分异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中心性与控制力:长三角城市网络结构的组织特征及演化 ——企业联系的视角
高铁站点周边地区的发展与规划——基于京沪高铁的实证分析
制度变迁视角下村庄要素整合机制研究——以宜兴市都山村为例
后乡土中国:审视城市时代农村发展的困境与转型
生态文明视阈下水城共生理论框架与评价体系构建及实证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城市增长边界划定——以平顶山新区为例
《欧洲城市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报告解读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的交通安宁化
滨水区城市景观的评价与控制——以杭州西湖东岸城市景观规划为例
具有社会凝聚力导向的住区公共空间特性研究——以上海创智坊和曹杨一村为例
民国市政厅时期汕头的两次都市计划
近现代历史园林遗产价值评价研究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模数制”探析 ——以明代海防卫所聚落为例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笔谈
中国规划改革面临倒逼: 城市发展制度创新的五个机制
欧洲智慧城市的最新实践
弹性城市研究框架综述
空间句法在城市规划中应用的局限性及改善和扩展途径
城市空间规划评估:市场失灵还是规划失灵
新型城镇化实施路径成本探析——以江阴市为例
1990年后发达国家都市区空间演化特征及动力机制研究
我国大都市区就业次中心的形成机制——上海研究及与北京比较
基于居民活动数据的城市空间功能组织再探究——以南京市为例
中心与腹地的辩证:基于企业联系的苏州、宁波区域空间关系比较研究
大连高铁站建设对周边地区发展的跨尺度、多要素影响探析
关于重构城市道路分类体系的探讨
中美土地利用分区管制的比较分析及其启示
控制性详细规划灵活性策略研究——新加坡“白地”经验及启示
公共设施选址的邻避效应及其公众参与模式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为例
第11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4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 和“第2届金经昌中国城乡规划研究生论文竞赛”颁奖仪式 隆重举行
中国城市一体化地区形成机制、空间组织模式与格局
特大城市郊区“半城镇化”的悖论解释及应对策略——对上海市郊的初步研究
产业链作用下的小微产业村镇“产、城关联”用地模式探讨——以福建省茶叶加工产业村镇为例
苏南乡村人地空间组织与模式探究——以产权关系为视角
老龄化背景下特大城市养老设施规划策略探索——以上海市为例
大城市居民通勤行为的健康效应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大模型:城市和区域研究的新范式
基于手机数据识别上海中心城的城市空间结构
特大城市近域空间发展特征与模式研究——基于上海、武汉的探讨
基于弹性思维的生态敏感地区新城发展研究——以武汉市花山生态新城为例
我国“三规合一”的理论实践与推进“多规融合”的政策建议
容积率制度在城市创新建设中的应用——解读东京城市成长战略
《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综述分析和规范建议
从管理走向治理——论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政府职能
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城市体系的关联分析
空间规划的博弈分析
智力城镇化还是体力城镇化 ——对中国城镇化的战略思考
社会冲突理论视角下的规划变革
乡镇在城乡统筹发展规划中的地位和功能:基于案例的分析
上海田子坊地区更新机制研究
低收入社区的规划协作机制研究——以广州市同德街规划为例
发展视角下的乡村遗产保护路径探讨——侗族村寨田野工作案例
北京绿隔乡村土地利用演变及其保留村庄的评估与管控研究 ——以崔各庄乡为例
基于价值提升的严寒地区村镇庭院优化策略
城市水系统弹性研究进展
区域弹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
城市增长边界实施评估: 分析框架及其在北京的应用
“大邑”的营造——先秦、秦及西汉都城规模与组织初论
近现代西安城市工业格局演变的历史研究(1869-1978)
技术与理论的移植——外国专家在香港的殖民主义城市规划实践(1841-1997)
“城市设计与实践”座谈会发言摘要
“大数据热背后的冷思考”学术笔谈会
基于城市建设状况的总体规划实施评价及其方法
从“多规合一”到空间规划体系重构
从“三旧改造”到城市更新——广州市成立城市更新局之思考
基于生态网络规划的生态红线划定研究——以安徽省宣城市南漪湖地区为例
基于行为特征的住区模式与低碳效应关系研究——以上海曹杨新村为例
收缩城市研究综述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上海市不同等级商业中心商圈的比较——以南京东路、五角场、鞍山路为例
基于时空间行为的城市生活圈规划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公共交通智能卡数据的城市研究综述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空间重塑研究
重塑上海交通的路径选择与发展策略——公共交通优先导向下的城市客运交通发展策略研究
上海市以功能布局优化带动空间布局优化的研究——从产业空间分布的视角
乡村治理视角下半城镇化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基于珠三角、苏南、温州的比较研究
城乡统筹视角下都市边缘区的农民、农地与村庄
协调多产权主体利益的改造更新规划实践——以上海市虹桥商务区东片区开发规划为例
中国古代“聚合型”都城的演变与退隐
第四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包容性语境下的规划价值重塑及学科转型
再议上海市中心城区公共绿地分布的社会绩效评价:从社会公平到社会正义
基于绩效的总体规划实施评价及其方法
杭州城市开发边界划定与实施研究
论人口流动影响下的城镇体系发展与治理策略
基于韧性城市理论的灾害防治研究回顾与展望
广州地区街道微气候模拟及改善策略研究
综合因素影响下的建筑退让道路红线间距控制——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高铁站点地区空间开发特征研究——基于京沪高铁沿线案例的实证分析
基于城市复兴的古城更新——连云港海州古城城市设计
城市设计与城市更新:英国经验及其对中国的镜鉴
意大利历史城镇保护思想的演变与启示
生态文明背景下城市古树名木保护规划方法及实施机制的思考——以上海的实践为例
历史城市的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南海神庙、老住宅和扬州的私家小园
“如何实现规划编制与实施的衔接统筹”学术笔谈会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型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特征与国家城镇体系构建
城市边缘区绿色空间精明规划研究——核心议题、概念框架和策略探讨
基于公交可达性绩效的武汉市空间战略实施评估
跨行政区协调发展规划编制的实践与思考——以新疆“奎-独-乌”地区规划为例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规划评估思路与方法探讨
上海中心城区商业中心空间特征研究
我国城市规划计量方法应用综述和总体框架构建
路网规划关键指标对开发强度的影响作用分析——以国内外24个CBD为例
意识与能力:城市建设的限度
项目导向还是系统导向:关于城市设计内涵的解析
城市设计教育体系的分析和建议——以美国高校的城市设计教育体系和核心课程为借鉴
基于居民行为需求特征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对策研究
小城镇之路在何方?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小城镇发展学术笔谈会
超大城市总体规划的转型与变革——上海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实践探索
上海市城市空间格局优化的战略思考
城市居民空间活动研究中大数据与复杂性理论的融合
城市开发边界的“划”与“用”——我国14个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试点进展分析与思考
作为人居形式的传统村落及其整体性保护
跨越类型,为城市的复杂性而设计
上海总体城市设计中的城市高度秩序研究
基于总体城市设计的密度分区:方法体系与控制框架
大数据支持下的城市设计实践——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公共活动空间网络规划
村民自治下的传统村庄规划管理——以曹家村灾后重建为例
大型保障房社区公共设施供给机制优化研究
英租界殖民路径与九国租界竞争性拼贴——以天津英租界(1860-1943)规划为重点
国家模式建构与地方差异——京沪两地1950年代规划编制的苏联影响之比较
第八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暨“2011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隆重举行
为市场经济下的城乡用地规划和管理提供有效工具——新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导引
城市增长模式与经济学理论
特大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基于城市经济模型的理论探讨
2010年上海世博会参观人流模拟的后评估
中国特大城市的多中心空间战略——以上海市为例
半城市化: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两类异化现象研究
内生型城市营销推动下的城市尺度跃迁——基于盱眙的实证研究
基于元数据的城市规划信息管理新方法探索——走向规划信息的全面管理
劳动力回流:小城镇发展的新动力
科学转型视角下的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建设元思考
英国城市规划专业本科课程设置及对中国的启示——以六所大学为例
由多样走向规范——北美城市规划理论教学趋势分析
由多样走向规范——北美城市规划理论教学趋势分析
瑞典哈默比湖城与无锡中瑞低碳生态城规划设计和管理实施比较
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中几个问题的透视与解析
改革开放后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回顾与展望
重庆城市新区规划编制与管理的实践探索
浙江省新型城市化背景下城乡规划编制的探索与实践
平遥古城形态研究:西方视野中的探索、分析与发现
中国城市空间组织与规划转型的单位视角
“钻石结构”——试论国家空间战略演进
城市群与城镇链先后辩
转型环境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转型
北宋东京的街市空间界面探析 ——以《清明上河图》为例
紧凑城市的系统检讨
高速公路建设对长三角城市势力圈的影响分析——城镇势力圈(网络)分析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轨道交通对大都市区外围地区规划开发策略的影响——外围地区TOD模式的实证研究
生态导向下城市边缘区规划研究
长三角开发区再开发模式探讨
近20年长三角跨国公司投资的演化特征及其城镇化进程
大城市进城农民的就业空间结构探析——以南京主城区为实证
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基础数据指标体系研究
西南地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评价体系研究
基于现代治理理念的城市更新规划策略探析——以襄阳古城周边地区更新规划为例
城乡统筹视野下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的重构——南京的探索与实践
武汉市城市建设用地强度管控实证研究与动态优化
对陆家嘴中心区城市空间演变趋势的若干思考
武汉都市发展区簇群式空间成长过程、机理及规律研究
轨道交通沿线地区规划技术思路——以福州市1号线(北标段)沿线规划调整为例
欠发达山区县域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探讨 ——以湖北省为例
皖江城市(带)发展和演进的机制研究 ——基于历史视角
大城市外来农民工通勤与职住关系研究——基于北京的问卷调查
社会转型背景中珠三角村庄规划再思考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规划研究 ——以山东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为例
基于参与主体成熟度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式选择
城市建设用地集约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的视角
引入控规导则控制手段的城市风貌规划新探索——基于富拉尔基区风貌规划的实践
游客真实性感知与文化遗产资源 持续利用策略研究
历史街区商业化动力机制分析及规划引导
“城市设计与实践”座谈会发言摘要
“一带一路”战略的空间响应
城市群规划多规协同状态分析与路径研究
引力和网络:长三角创新城市群落的空间组织特征分析
上海市人口发展的趋势、困境及调控策略
上海市中心城区公共绿地分布的社会绩效评价:从地域公平到社会公平
产业融合视角下城市工业集聚区的空间转型机制——基于上海市的三个案例分析
政策导向下的当代村庄空间形态演变——无锡市乡村田野调查报告
论乡村规划中的村民意愿
珠江三角洲村镇混杂区空间治理的政策思考
综合型养老社区功能空间模式及指标体系研究
特大城市老年人出行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以上海市中心城为例
上海黄浦江两岸再开发地区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再生
城市更新中地方文化资本的激活——以山东省滕州市接官巷历史街区更新改造规划为例
全球城市2030产业规划导向、发展举措及对上海的战略启示
历史城区微循环路网分层规划方法研究
国际大都市区最新综合交通规划远景、目标、对策比较研究
基于通用设计思考的深圳市无障碍交通体系规划探索
中国城市化发展态势分析与制度创新
2006-2011年间《城市规划学刊》 的统计及分析
湖北省城镇化发展政策实施评估研究
消费视角下的居住区商业服务设施配建体系研究——以上海市曲阳新村为例
城市背景下的知识溢出研究述评
基于多元利益的当代苏州市边缘区空间结构演化
我国城市蔓延研究进展与思考
非集中建设区规划及实施模式探索
土地使用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广佛市民地铁跨城活动的空间分析
提高城市轨道交通效能的规划对策与建议
我国“城市病”的体制性成因与对策研究
上海市郊区居民商业设施使用特征及规划应对——以莘庄地区为例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布局思考
近30年来新疆城镇发展的格局与过程研究
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编制与评估的美国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城市总体规划实践中的悖论及对策探讨
再论江南水乡古镇的保护与合理发展
华东地区历史文化村镇的特征及保护规划研究
国际城市规划史学会历届年会评析及启示
大寨的建设历程及新农村规划
对《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2002)中居住小区理论概念的再审视与调整
香港城市化初期的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841-1904年)
制度情境下的总体规划演变
关于城市群研究的几个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否导致了更大的城市——世界与中国的实证分析
城市中心体系发展的理论框架探索
新时期的“小城镇、大战略”——试论人口高输出地区的小城镇发展机制
走向多维弹性:深圳市弹性规划演进脉络研究
“两型社会”城乡规划 指标体系整体框架研究
“多规整合”研究进展与评述
土地与中国快速发展
《湖北省城镇体系规划》实施评估研究
当前城市建设中的关键问题——土地财政
上海城市交通政策的顶层设计思考
艾伯克隆比与香港战后城市规划
周“礼制”与《考工记·匠人营国》对早期都城形态的影响
上海市郊区空间规划与轨道交通规划的协调性研究
“天人长安,创意自然”——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场址规划思想探源
西方规划理论与中国规划实践之间的隔阂——以公众参与和社区规划为例
20世纪规划理论指导下的21世纪城市建设——关于“第三代规划理论”的讨论
世界城市研究的转型、反思与上海建设世界城市的探讨
高速交通网络构建下的城镇空间结构发展趋势——从“中心节点”到“门户节点”
城市空间增长的低碳化路径
低碳生态城规划指标及实施途径
国家经开区与高新区的政策渊源探究及反思
城市可持续性的定量评估:方法比较与实践检讨
转型经济中的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特征和形成机制研究
关于多中心大城市住房发展的空间绩效——对重庆市的研究与延伸讨论
分权化过程对都市区空间结构和规划的影响——基于两种分权模式的考察
消费时代城市公共空间的特点及其理论批判
中国城镇化的科学理性支撑关键*——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城镇化与村镇建设动态监测关键技术》综述
城市低碳竞争力理论与发展模式研究
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从规划理念到实践的低碳城市与复合社区 ——以上海市南桥新城为例
对“非城市建设用地”及其规划管控问题的若干探讨
转型期珠三角中小城镇产业发展态势及规划对策研究
厦门市旧城改造(1980-2010年)实证研究
交通方式竞争:试论我国大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以南京市为例
高速铁路对沿线地区城市腹地的影响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
轨道交通发展对城市景观影响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中国城市自行车交通政策的演变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机动性与社会排斥
城市边缘区研究综述
上海和芝加哥中心城区的邻里再开发模式及规划——基于两个案例的比较
深圳CBD中轴线公共空间规划的特征与实施
21世纪初中国城市设计发展再探
多空间尺度背景下的城市规划——“51届美国规划院校年会”综述
南京明城墙周边开放空间形态研究(1930-2008年)
明清江南民间信仰与市镇空间结构
2000年以来日本行政管理与规划体系修正的评述
城镇化新形势下的城乡(人口)划分标准讨论
我国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中的若干特征与趋势——基于皖北案例的初步探讨
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规划问题反思及案例研究——以绍兴袍江新区两湖区域空间发展规划为例
特大城市城乡生态空间规划方法及实施机制思考
生态版图——城市生态承载力研究的新视角
城市规划编制体系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机制:芝加哥和上海的比较
中国城市体系中航空网络与生产性服务业网络的比较
基于客运交通流的长江三角洲功能多中心结构研究
海南发展的战略转型与空间应对——写在“国际旅游岛”建设之初
低碳、 生态、 绿色——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
第十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3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 隆重举行
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城市规划
再论我国大城市化的现实意义、发展目标和应对策略
城镇化与规划体系转型——基于乡村视角的认识
分层城镇化和分区城镇化:模式、动力与发展策略
西藏特色区域城镇化路径模式探讨
草原牧区城镇化空间组织模式:理论与实践——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为例
国际城镇化研究回顾2000-2012——基于SCI/SSCI文献的分析
中国城市老龄化空间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基于“五普”和“六普”人口数据的分析
对规划区划定原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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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视角下城市轨道站区空间特征实证剖析 ——以广州市为例
从城市设计到规划控制的演绎——以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为例
保障性住房的双重边缘化陷阱
比较与重构 ——中外典型社区中心空间发展模式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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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城市与农业关系的演变及发展历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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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驳和城市规划实践的科学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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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结构”——试论国家空间战略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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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社区,规划师准备好了吗? ——社区发展与规划变革学术笔谈会
走进社区,规划师准备好了吗? ——社区发展与规划变革学术笔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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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社区,规划师准备好了吗? ——社区发展与规划变革学术笔谈会
作者  本刊编辑部
摘要  [编者按] 城乡社区和谐发展越来越受到高度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社区发展和规划等相关议题成为研究热点。经济和社会转型也将引发规划模式的转型和变革。城乡规划从以扩张型为主正在向更多元、细致的方向延展,越来越多的规划师需要面对城乡社区更新、改造、重塑等规划实践类型,从以物质空间为主向“见物又见人”转变,如进行更深入的社会调查、融入社区参与,开展参与式规划、行动规划等。 走进城乡社区,促进和谐健康的社区发展,规划的模式和方法如何创新?规划的作用如何定位?规划师的作用如何体现?对规划师的职业素养和规划学科教育体系会产生怎样的新要求和新变化?这些思考和探索将有助于新时期城乡规划学科的研究领域和方法的拓展和创新。为此本刊编辑部以“走进社区规划,规划师准备好了吗”为主题,特邀请相关领域的前沿学者组织了本次社区发展与规划变革学术笔谈(以收稿时间为序)。 马向明(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两种社区,两种规划 威廉·洛尔(W.M. Rohe)把社区规划定义为包括新社区设计和老社区再开发两个类别,在这个定义下,佩里于1923 年提出的“创建邻里单元”的新社区建设模式——邻里单元规划便成为了美国最早的社区规划。在中国,1949年以来的城市居住区的规划基本上都是按照居住区的方式而开展的,在Rohe眼里,其实我们原来一直在做“社区规划”。 Rohe认为,美国是在把“邻里单元”模式运用到解决城市中心区的衰败问题碰壁后,才意识到用物质空间方法来解决城市问题的局限性,决策者认识到,社区更新中地方关系和社会网络极其重要。 回看中国有关社区规划的文献,有意思的一点是,在本世纪初,社区规划研究的先行者们观察到,已有的典型的社区规划工作主要在大城市的成熟社区进行。孙施文指出现象背后的两个原因:第一是国家对社会事务管理的改革。社会管理职能的下放使得社区(街道)在社会管理职能方面的权力增强;其次,国家推动的精神文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社区建设和管理。在以上背景下,社区规划似乎应该在我国大都市地区迅速地开展起来。然而,现实却是另外一种风景:过去数年中,社区规划推进幅度最大的是在城市边缘或者城市中间的乡村社区。以制度建设为例,国内学者一直呼吁的建立“社区规划师”制度,到目前为止大陆只有成都和深圳两个城市:成都于2009年为196个乡镇配置乡村规划师;深圳于2010年开始在龙岗成立社区规划师工作室,第二年在全市试点实行社区规划师制度。 探究一下为什么社区规划会是“村”走在前是十分有趣的。深圳的社区规划师并不是社区运动的结果,而是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一种制度。吴丹认为这是深圳对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路径的完善。如果我们看到深圳976km2的建设用地中,原农村社区组织掌控了其中 40%(393km2)这样的情景,那就不难理解深圳政府在社区规划师制度建设上的主动性。如果同时审视台湾社区规划的发展脉络,会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地权在推动社区规划的进程和方向上起着关键性作用。 对于台湾的“社区发展”如何从社会学逐渐转变到有空间维度的社区规划,王雨认为土地产权问题是其中的因素。台湾的土地私有,城市中存在闲置土地及畸零地的现象,政府通过区段征收、市地重划等手段释放更多的公共空间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整地时间冗长、耗费巨大,于是有了作为台湾启动社区参与契机的1996 年的“地区环境改造计划”。如果说社区规划是政府对社会治权向社区的某种度让,那么,台湾和深圳的事例说明了一点:社员对社区资源的掌控程度对这个进程有关键性影响。 如果从社员对社区资源的掌控度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城市就两种社区:有地权社区和无地权区社区。因为从土地产权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分配型的“单位社区”,还是市场购买的“商品房社区”,社员的土地产权都是“共享式”的,没有明确所指的土地产权。而“传统型社区”,如旧城和“村”,社员通常是具有明确的土地产权。 土地是城市最重要的空间资源,有没有地权,在城市治理中的话语权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土地产权国有化的过程。因此,城市里的“成熟社区”,也是无地权社区。这类社区社员并没有与政府对话的筹码,自身也没有社区更新改造的资源,社区更新的资源来自于政府的各种政策性资金。而旧城和“原农村社区”社员往往掌控着自己的地权,地权本身,就能够释放出社区更新的资源,土地混合的利用也成为可能。因此,有地权社区和无地权社区是有根本差异的两类社区,其对应的社区规划,也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别。钱征寒把社区规划分为温哥华模式和台湾模式两大典型流派。温哥华模式强调社区规划的理念和方法;而台湾模式不但要强调方法,还是一种以明确空间边界的社区为对象的物质型规划。在大陆城市,有地权社区类的社区规划,方向应该是台湾模式。社区规划师制度有其意义,因为社区愿景、行动共识、社区动员在规划中具有关键性意义。而无地权类社区的社区规划,社区问题识别和政府政策性资源的获取是其重要内容。认识到两类社区的根本性差异,可使我们在社区规划的理论、方法和知识储备上更有针对性。 王宏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分院主任工程师,高级城市规划师) 最近一段时间,“社区规划”、“社区参与”、“社区营造”不再仅仅是规划专家们讨论的学术话题,已经成为在全国各地红红火火展开的实践活动,这种变化与我国的社会经济转型有很大关系:社会发展对规划需求的转变引起了规划类型和规划方式的变化,或许也将引发规划的转型和变革。 我们国家经过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城市化率有了显著提升,城市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当时规划认识和建设水平的局限,很多社区不能满足现在生活的需求,比较显著的问题包括停车、环境、生活配套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宏观的视角、前沿的知识和专业的方法,很多都超出了居委会和物业的工作范围,需要专业人士帮助。 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建设发展也到了一个转型期,城乡规划从扩张型正在转为存量规划、更新规划,规划师也把视线投入到了包括社区在内的城市建成区。 更新规划和存量规划都是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的产物,规划工作转型是一种必然。但是习惯了指点江山、叙事恢宏的规划师们,是不是准备好了?需要做好什么准备呢?结合我们一年多的百万庄社区营造志愿者活动,我谈几点体会供大家参考也与同行讨论。 (1) 规划内容的转变:以前的规划很多都是大尺度的项目,而且很多都是还没有城市建设的区域,因此需要对这个地区的发展进行判断论证,需要制定规划定位、空间结构、设计方案等很战略性、前瞻性的宏观规划。而社区规划,大都是成熟社区、老旧小区,需要的工作是怎么解决停车难、买菜难、步行难、上下水等小尺度的实际问题,甚至是一个小院的围墙移动一两米的事情。所以规划内容上有很大转变,从目标性的宏观蓝图到现实中的一砖一瓦。既有传统的专业规划内容,也有通俗易懂的大众表达,要接地气,要落实。因此,社区规划一定要有可操作性,是真实的行动规划。 (2) 规划方式的转变:以往的城市规划项目比较宏观,规划师接触到的人基本上是当地的规划人员和政府官员,很少接触当地的居民,也没有把个体或者小范围群体的意愿作为规划的诉求落实下去。社区规划的工作方法几乎与以往完全不同,需要入户调查、动员居民参与,面对各种各样的意见要耐心聆听,了解每个人的意图,协商沟通的工作占据了很大的分量,最终达成的是一个大家都接受的结果而不见得是最完美的结果。社区规划,是一种促膝式规划,真正的参与规划。 (3) 规划对象的转变:以物质空间为主的城市规划,被形容为“见物不见人”的规划。工作对象主要是场地、城区等物质空间。而“人”主要是甲方、领导。规划决策过程中领导的意愿占了很大比重。而社区规划面对的主要对象就是家家户户的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甚至有时候是一百个人有两百个想法,并且每个人的意愿都是平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都需要重视,不存在少数几个人能代表其他居民确定方案的情况。社区规划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的、尊重个体意愿的规划。 (4) 规划地位的转变:传统项目里的规划师,很多时候充当政府的参谋,指点江山,气势恢宏,社会责任感很强,有时候飘在空中不食人间烟火。而社区规划,工作细碎,没有一定之规,针头线脑,犄角旮旯,要处处考虑细节,考虑落实。社区规划师有时候像园艺师,有时候像城管员、有时候像是到居委会大妈,没有了以往规划的高高在上,做社区规划,会让规划师产生一定的失落感和不适应,而这种调整,也是必须的。社区规划是让规划师接地气的规划。 (5) 规划知识的扩展:传统的规划注重物质空间的设计,对管理、实施不是很擅长。而社区规划需要有很多学科的知识,如园林、交通、预算等知识储备,也需要人文学科的知识,特别是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知识。社区规划中,大量的工作涉及产权、法律、政策、制度等内容,这些工作是规划师没有深入研究过的。因此,社区规划“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一个多元的规划。 总体上来说,我感觉社区规划是未来规划工作的一块重要内容,规划师的思路要转变,观念要更新,告别宏大叙事,关注细节,关注人本。社区规划,一方面是让城市更美、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让人们的生活更好。对于规划师来说,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这种转变,需要一定的积累来应对这种转变。 林德福(《乡愁经济》自媒体社社长,Urbaneer地方发展与社区营造总监,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博士) 浅谈社区可持续发展中的社区营造 首先从个人经历谈起,2008年笔者从台北到天津常住工作,虽曾因介绍个人过去工作经验而提及在台湾做过社区营造的工作,但在当年仍处于高速发展的天津,照顾新兴发展地区都照顾不过来的情境下,实难对既有存量发展地区投以较多关注,更别谈关注既有社区里居民意愿、较费时费力的参与式社区营造工作,所以也就回归到新区规划设计的“空间专业”行列里。直到2011年,才听说了在北京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成立了清华-信义社区营造中心,开始举办“社区营造培训班”,进行学院内探索。 (1)厦门的尝试 2013年11月1日,笔者受邀在厦门规划展览馆进行多年来已不再被谈及的“台湾社区营造的经验与案例”讲座,当时厦门正在积极地推动“美丽厦门、共同缔造” 计划。实验性地铺开全市街道办及社区级的共同缔造试点计划,甚至与台湾社造团队合作,尝试两岸跨界的共同缔造试点计划。笔者深深认同这些做法并认为与台湾社区营造的精神基本一致。 (2)不再是一校一地之事 2014年开始,上海、江苏及河南等地也开始邀请笔者介绍台湾的社区营造,同年3月2日由《人民政协报》联合相关单位共同发起了“我为家乡做规划”公益圆梦工程的计划:建立政府主导、村民参与、社会支持的投入机制,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自下而上的民主决策机制,推行村内事“村民议村民定、村民建村民管”的实施机制。这与台湾社区营造的参与精神也是一致的。同年10月28日“清华大学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实验基地”颁证授牌仪式在上海市嘉定隆重举行,这标志着信义社区营造工作已跨出学院而进行异地尝试。至此之际,笔者所接触的内地社区营造工作不仅是一地一校的事,2015-16年间有更多的地区(深圳、南京、杭州及浙江多个城市等)及学校(厦大、同济、复旦等)邀请笔者进行“社区营造”相关议题的讲座或座谈。 (3)上升为副省级城市政府的政策行动 2016年6月成都市民政局下发了“关于开展城乡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的通知”,其主要内涵:统筹发挥基层政府、社会力量、居民群众主体作用,将城乡社区发展成为具有共同情感联结、共同社区意识、共同文化凝聚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016年起,全面开展城乡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至此,开始有副省级城市政府正式以社区总体营造为名的文件出现。 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为配合所策划的设计竞赛,推出了:校园如何考虑与所在社区互动?或者说如果设计师换到社区居民角度来考虑问题,对校园规划会有什么帮助?并提供了一个让社区百姓能够轻松简单地表达他们规划观点的参与方式,做为竞赛要求的主要内容之一;还提供一个案例的小结:一位老村长的无围墙校园,绝对能让不少职业规划师感到汗颜。专业规划师和建筑师是否也应该多向这些“社区规划师”学习如何贴近社会,贴近使用者?讨论至此,如今探讨社区可持续发展时好像已不得不谈谈“社区营造”的理念与方法。 在台湾,“社区”一词,本含有“社群”与“地域”两层面的意思。所以社区与社区感是两回事,社区含有地理空间的概念,而社区感,更偏重于集体的心理认同。依据笔者在台湾参与了多年社区营造的经验,所谓的“社区营造”,应该就是以人为本的营造过程。就像是新型城镇化中强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一般,台湾所讨论的“社区营造”也是强调地区内所有人彼此间社群关系、以及其与空间发展关系的营造,由所有愿意生活在地区内的参与者一起凝聚共识、共同打拼、营造“我们的新故乡”过程的专业用词。 当然也不是不做社区营造就不能发展了,只是又会回到以空间营造为主的发展路径,缺了“人-参与者”的发展方式,通常又会沦为只剩标准化、类工业化的同质性产品,虽便于复制、推广,却难有专属于本地区的个性与特色,更遑论要保存或重构记忆中的乡愁,创建属于在地人的新故乡。社区营造就是人的营造,它是所有发展路径中不应缺少的部分,但不是发展路径的唯一或全部方式。 匡晓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教师,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二所所长) 当前我国城市建设的主线已由增量拓张进入到存量提升的转型阶段,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也在积极探索城市有机更新的模式和途径。对规划行业而言,势必将出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更新和社区规划类的项目。基于此,传统的规划师也将会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此类规划。结合我们团队最近参与的上海社区规划实践,就规划师如何做好社区规划,从社区规划的基本价值导向、社区规划工作方法、社区规划师技术培训三个方面谈以下六点思考及建议: (1) 社区规划师应有基本的规划价值导向 社区规划应以自下而上的原则开展工作,同时也要有自上而下的聚合统筹思想。作为一名优秀的社区规划师需要结合规划专业知识,树立公平、公正、科学的规划价值观,运用创造性的思维和设计手段,合理引导、协调、平衡各类利益诉求和矛盾,让规划方案尽可能体现大多数利益相关方的共同需求。在强调社区规划的前瞻性、操作性的同时,更要体现社区规划的公共利益属性。 (2) 社区规划要求规划师做到深耕社区 社区规划包括城市地区的社区规划和乡村类的社区规划,无论是哪种类型,规划师必须要深耕社区,做到真正走进社区、走进社区居民,才能对社区现状问题和社区居民的真实需求充分了解,进而为切实可行的社区规划方案编制奠定扎实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规划师要积极主动转变角色,主动融入到特定的社区环境中去,要用社区居民的视角去思考问题、感知社区,进而提出解决方案并与社区居民当面沟通交流,在此基础上不断优化完善规划方案。 (3) 社区规划要与社区治理机制充分结合 在社区规划的开展过程中,规划必须要与社区治理相结合,我们提出了“社区规划P+P模式(planning+participating)”,即动态规划和自治共治相结合的社区规划理念。比如我们在去年静安区美丽家园社区更新规划中,充分依托由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等搭建的社区“三会一代理平台”和“1+5+X”治理机制,强调社区规划的有效公众参与,通过规划引导居民参与住区自治共治,从项目调研、方案编制、方案表决到实施建设全过程,社区自治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推进了社区规划这项工作。 (4) 社区规划师表达要学会适应社区语境 在社区规划中,规划师的汇报对象,从以往的政府部门或专业人士转而变成普通居民,在这一转变中要求规划师在交流或汇报规划方案时,必须要有意识地将专业术语表达尽可能地转换成普通居民可以理解的方式去展现,包括语言和图纸都要易于被理解;当然,这更需要我们的规划师向基层政府部门或从事社区工作经验丰富的同志学习,只有采取适应社区语境的表达方式,才能更有效地表达社区规划方案,做到事半功倍。 (5) 社区规划要建立全周期的可持续机制 社区规划是以问题导向为主的实施性规划,其规划结果往往也具有多变性,不同于以往目标型蓝图式的规划成果,而是以渐进式、微更新的方式体现,因此社区规划应建立“调研-方案-实施-评估”全周期、动态更新、可持续的机制,社区规划师要全流程参与这些环节,持续性地服务社区,为社区的动态更新提供解决方案。 (6) 应加强社区规划师综合职业技能培训 面对今后大量的社区规划,规划行业及高校的专业教育必须及时应对。首先,在城乡规划教学体系中应增设或完善社区规划相应教学课程和实践环节,让这些今后踏上社会的规划师具备一定的社区规划基础知识和技能;其次,针对传统规划院的规划师,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应的社区规划师职业技能培训,培养一批具备综合能力的社区规划师;第三,结合基层政府部门和社区,选择一部分具有一定专业基础或工作经验的同志,开展社区规划基础知识培训,结合其长期在基层工作的优势,让其承担社区规划师的部分作用。 苏立琼(上海市长宁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规划科科长,高级工程师) 浅议规划师如何参与新一轮社区规划 在2003年,长宁区曾经做过社区规划方面的尝试。当时,上海中心城全覆盖的控详规划还没有编制完成,社区规划虽然重点考虑了社区级服务设施配制的需求,也梳理了一些民生设施规划,但是更侧重于以街道行政边界为范围进行控详规划层面的研究。随后,在2007年起逐步批复的控详规划中,社区级的基本设施“三个中心”——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卫生中心等,通过控详规划得以保障落地。 近年来,随着城市规划和社区管理的不断发展,社区规划再度成为热点。一方面,上海中心城已经基本进入了以城市更新为主导的存量规划时期,在城市更新提升功能的同时,重点就是增加公共空间和公益性设施,规划师们需要了解哪些地块或区域有城市更新的需求,以及需要增加什么样的公共空间和公益性设施;另一方面,街道办事处作为服务型政府的基层力量,逐步对社区发展、民生保障型设施的布局有了更具体的要求,为了解决设施配置的缺口,社区需要腾挪和寻找空间资源来满足社区建设的要求。因此,编制社区规划再次成为了规划师和社区联手的契机。 今年起,长宁区开始考虑逐步编制新一轮的社区规划,当规划部门正在考虑选择一两个街道进行试点的时候,几个街道不谋而合已经主动开始联系规划部门。规划师通过和社区工作者(管理者)的交流,发现参与社区规划,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与社区充分合作,以使编制的社区规划更加实用有效: (1)了解社区人群的需求:社区规划需要关注居住人群、就业人群的需求,对于有公共活动中心的社区,还需要关注消费人群的需求。规划师获得这类信息的途径,可以是传统的访谈、座谈、问卷,也可以借助大数据,这些都需要借助社区管理者的平台桥梁作用;而直接与街道和居委会等社区基层管理者的沟通也十分关键,可以更加准确地抓住社区特质和代表性问题,对收集的信息进行准确的判断。 (2)熟悉服务设施配置标准并进行统筹:社区级服务设施的种类越来越多,配置标准也不断提高,社区以下级的服务设施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规划师需要了解社区各级各类设施的配置要求,结合现状情况和需求,对设施配置的紧迫度进行排序,以指导社区内经营性地块和城市更新地块中增配公益性设施或空间的顺序和力度。特别是在已建成时间较久的社区,短期内难以全面满足各类需求,就特别需要帮助社区提出各种设施项目的实施排序。 (3)研究现有社区设施的更新:社区对已有社区设施时常会提出改善改造的需求,以及腾挪的设想,规划师可以协助社区从空间上研究这些设想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同时,还可以引导社区以集约利用土地、提高设施使用效率为目标,从实际需求出发综合设置设施。 (4)发现社区内城市更新的“大更新”潜力项目:对于整幅地块或几幅地块甚至一片街区的更新,自上而下往往以制定目标、宣传政策并进行激励为主,然而规划师难以全面了解哪些地块或建筑使用效能较低。在社区规划编制工作中,可以收集一些自下而上的低效使用土地的信息,从而进行城市更新引导。 (5)协助进行社区“微更新”:社区“微更新”一般涉及地块或小区内局部的空间提升,多由社区基层自下而上发起。在相关试点中,发现也需要一些自上而下的引导,能使“微更新”更加有效有序。规划师可以发挥专长,对社区内有微更新需求的老旧小区进行整体评价,较全面地发现问题,系统性地列出有微更新需求的项目,并排出推荐时间表,指导社区针对性地安排景观设计、建筑设计、公共艺术人员进行方案设计,再由街道和居委会负责实施推进。 社区规划要求规划师“接地气”,规划师在了解社区活动、熟悉社区需求后,努力帮助社区达成目标;社区规划也要求规划师“讲技术”,在与社区基层工作者密切合作、理解社区居民的要求后融入自己的思考,发挥专长为社区成长服务。通过社区规划,规划师与社区工作者一起,各施所长,将更好地弥补社区服务的短板,提升社区综合环境品质,营造出一个更具活力和吸引力的社区。 UMA骏攸设计(上海骏攸建筑方案咨询有限公司) 走进社区规划:石泉路街道社区公共空间更新 2015年5月,《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发布,标志着上海社区更新元年的开启。JWDA骏地设计、UMA骏攸设计有幸成为第一批职业规划设计团队参与了上海城市社区更新的工作。 事实上,JWDA-UMA与普陀区石泉路街道的合作确认可以追溯到2014年,经过长期的磨合,目前已经建立了长效的、稳定的社区规划建设合作机制。双方共同的目标是以满足当地居民的实际生活需求为核心,逐渐提升社区公共空间的品质和特色,为社区的发展注入新的能量。截至目前,已有多个改造项目竣工并投入使用,包括老旧水泵房改造的社区数据中心,管弄一村小区中心广场等,都颇受社区居民的好评和欢迎。同时,社区还有一批改造项目正在顺利推进中。两年多来,参与社区更新的历程充满了曲折与挑战,也让整个设计团队对规划师参与社区更新本身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体会。 (1) 重塑时空尺度,坚持宏观系统性思维 社区更新涉及的内容繁杂、多样,互相牵扯联系。这要求规划师坚持城市规划中强调的宏观视野的系统性思维,结合社区更新特有的时空尺度。社区更新的有持续发展有利于社区元素的系统性梳理和前瞻整体发展框架及实施计划的构建。石泉路社区更新中,规划团队拟定的社区更新导则和分期计划,就有效指导了后期单个项目的推进实施。 (2) 转换自我角色,从蓝图制定者到利益协调 过于自我追求是设计师参与实施性项目的陷阱。过往许多老社区更新中涌现的不成功案例是这种情怀的集中体现,设计师对于自我想法的坚持往往忽视了社区居民的真实需求,从而导致项目未达到预期效果,甚至直接搁浅。设计师需要摆脱对设计形式感的追求,从蓝图制定者转为居民需求的挖掘者,深入居民生活,去观察、分析和总结。石泉路街道管弄一村小区中心广场更新项目实践中,设计团队就立足于使用者的角度对原有广场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的梳理。过去景观化的设计缺少遮阴、休憩和活动设施使得该中心广场的体验效果不佳,也直接导致了较低的使用率。通过与社区居民充分交流与沟通,设计团队总结归纳了居民对该广场的诉求,并以此为基础,提供了实施性技术方案。如今,改造过后面貌焕然一新的管弄一村中心广场,为社区近两万人提供了安全舒适的休闲活动空间和设施,成为了居民们日常聚集的不可缺少的公共交流场所。更值得关注的是,广场中定制化的孩童空间和设施,不仅满足孩子们日常活动的需求,更强化了生态环保的教育理念。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社区景观开放空间,通过设计师和社区居民的共同努力,成为沟通社区居民的充满社会意义的活动空间,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居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这也应是社区更新本质目的所在,也是社区和规划师最值得欣慰和骄傲的成绩。 (3) 创新工作模式,从理性规划到参与式规划 社区更新不仅仅是物质空间设施的提升,更是生活态度和方式的转变。传统基于办公室的理性规划方式,根本无法应对社区规划中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很容易成为单方利益的代言人,从而损害公众利益。一个成功可持续的社区更新项目,需要居民、居委会、物业公司、绿化、交通、城管、供电等各相关利益主体通力合作,汇集多方资源和建议,才能顺利落地运营。规划师在全过程中扮演着利益协调和和专业技术专家的角色。整个规划流程实施上也转变为多方参与规划。这也是中国基层民主实践的重要体现。 从城市规划师到社区规划师,这种角色的转变对规划师个人的职业素养和科学教育体系产生了巨大影响。专业技术能力已不再是判断一个职业规划师好坏的唯一标准,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以及对社会事业的热情投入程度将成为左右规划师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最为值得肯定的是:社区更新与规划师的结合,创造的不单只是一份技术可能性,更多是一份让社区生活更美好的愿景和趋势。这对社区是惊喜,对规划是而言则是使命! 刘悦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教师,四叶草堂自然教育机构发起人) 社区规划是连接人心的工作 规划师如何在社区层面发挥作用?首先需要的是对社区和社群的深度理解。除了深入社区调研之外,还需要不断积累社区经验。以笔者为例,在教学和实践之余,两年前我们发起了一个民间自然教育团体,在成立之初的定位就是一家旨在社区营造的自然教育机构。这两年我们组织各种类型的面向社区的自组织活动特别是亲子活动,真实体验了社区的各种需要。这些活动和经验,陆续被用在我们所参与的社区规划与实施中。 社区规划的前提是社区,理想的社区是社群有机渗透的空间共同体。社区藏龙卧虎,我们都住在自己的社区里,只是没人知道你是做什么的,你有什么愿意与大家分享的。社区规划,要能调动社群的内生力量,这应该是社区规划师、社区管理者、社区居民共同的目标。 笔者团队年初参加了上海市规土局公共空间促进中心行走上海城市空间微更新11个试点项目的竞赛,获得两个优胜奖(静安区彭浦艺康苑+徐汇区康健街道茶花园),还有一个是推荐合作(浦东新区塘桥街道金浦家园疗愈花园)。我们采用的策略,是协力营造社区花园(community garden),以社区花园为纽带,连接空间,连接人,促进社区营造。社区营造的根本在于造人,空间只是表象,背后的机制才是关键所在。社区营造的过程就是重拾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有了信任关系才可以深入开展空间规划实践。 社区规划如何切入社区,要找到社区最关心的点,我们团队的经验注重居民对于儿童生长环境的想法与心声,家长会特别注重孩子的成长,这个最终会转换到社区教育层面。平衡各方利益的保底做法就是共同塑造友好的儿童行为环境。社区中这样的环境空间是大家都期冀看到的,也愿意为此而努力。规划师除了做规划之外,我们还输出课程,面向社区居民,面向社区内的学校,这些课程包括日常生活园艺、环境教育、素质教育、公民意识等等。一个从社区教育角度引发的社区微空间设计改造,让人们惊叹于一个空闲场地所发生的故事,也惊叹于小小场所所产生的“鲶鱼效应”。小微空间的更新,看起来简单,但影响深远,因为她连接了人心。 规划师走进社区,正逢其时,现在正是人们逐渐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转变的重要时期。在社区营造的过程中,居民自发的社团组织是社区自治的支柱力量,社区中的KOL(意见领袖)也是推动实践关键因素。走进社区,规划师要做的,就是以规划议题引导带动社群逐渐形成自己的意见并达成共识采取行动。所以社区规划,不是规划进社区,不是送温暖,也绝不是一个调研。通过这样的小规模的社区合作,带动未来不断发生的社区发展,从促进人与人交流的活动,到改善生活质量的共同建造,而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这些活动必须是居民自发的、自然而然的行为。 因此,规划师参与社区规划的要义,在于协助和促进民众参与社区规划事务(这里是一个广义的规划概念,包括理念概念、设计、合作模式、时间安排、资源分配等)、协助赋权、扮演中介、促进社群互动、资源整合、提升参与层级等等,这是一个良好的社区其居民参政议政并达到自治的过程。其意义可谓深远,其路途也还很长,需要更多有识之士的加入。 陈小卉(江苏省城镇化和城乡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一环的社区治理,是十八大以来的改革关注点,社区规划作为完善社区建设和基层权力组织的路径也越来越受到规划师的关注。社区规划这一新类型规划,给传统城市规划赋予了更深刻的社会学内涵,从这一角度出发,除去我们传统的空间、设施和环境,空间又被赋予了社区居民共同文化、意识和利益等社会关系内涵。 社区规划的出现,意味着我国城市规划随着城市发展的转型,规划方法也在逐步转型,规划视角从自上而下的宏伟蓝图走向了精细、小尺度等,规划工作程序从政府制定走向了民间、社会多元参与的共同规划,规划内容从规划设计为核心走向了专业沟通谈判为要点。从我国城市规划编制体系来看,尚没有社区规划这个编制层次。近年深圳、成都等城市已经开始探索社区规划,也开始实施社区规划师制度,如何制度化、模式化将成为我国的普遍问题。从国外英国、日本等地成熟的社区规划来看,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目标明确,大多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具有行动性;二是直接参与,社区居民多元相互协作;三是范围小,以社区为基础;四是有限目标,不强调全面性,有关键主题;五是快速,有清晰的工作计划。对于我国社区规划,一方面,还亟待理顺和现有城乡规划体系的关系,社区规划可以融入既有城乡规划编制体系中去,纳入详细规划,也可以对现有城乡规划体系进行补充,作为新的规划类型;另一方面,要理顺和政府管理体系的关系,明晰社区规划是社区层面需求与利益的表达和协调结果,也是与政府协商的手段,规划充分发挥市场和民间力量,尊重社区公共利益,工作方法上要推进民间组织、社区成员的深度参与。 针对社区规划的以人为本、多元协调、项目可行、相关利益人深度参与等规划新特点,规划师的能力该如何提升呢?目前我国开始探索的社区规划师制度,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区规划师制度,以深圳市为例,既有政府主导,规划行政人员或者专业技术人员担当社区规划师;也有社区主导,作为社区利益代言人的规划师。二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社区规划师制度,成都市等市实施乡村规划师制度和社区规划师制度,选派规划行政和技术人员担任社区规划师,将规划工作延伸到街道和社区。三是自下而上的社区规划师,厦门等城市的社区规划师则主要由社区工作者和社区的热心居民等组成。 传统的城市规划行业主要源于建筑和地理学科,重视物质空间规划,也逐步重视公共政策设计,当前出现的社区规划对规划师提出了社会学知识的要求,如何了解社区需求,如何达成利益共识?这是我们规划知识要弥补的。走进社区规划,规划师首先要明晰是为社区服务,规划工作要从案头设计走向社区沟通,认识社区的特征,了解社区的利益诉求,评估出最大的社区公共利益。其次社区规划师应提升协调能力,一方面要规划宣传,以专业能力帮助居民了解规划、完善空间环境设计,另一方面代表社区与政府、开发商等群体进行利益博弈,兼顾各方利益平衡。同时,规划师要更新社区规划工作方法,项目启动即要建立总体的社区规划合作组织,包括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民间等多方利益代表,项目过程中要多频次加强社区公众参与,包括社区调查、公开研讨、方案评估等,推动政府与市民的沟通,也促进社区居民达成共识。总体来说,社区规划应该定位在社区工作层面,是社区共同参与的规划,而非仅仅是为了社区的规划。 李京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 走进乡村社区 通常人们总是把乡村社会的衰落归结为受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导致乡村人口和人才的流失,造成乡村社会老龄化、空心化和异质化,社区缺乏活力和发展缺乏动力,以致不可持续。因此,如何重建乡村社区,并加强其持久的凝聚力成为普遍关注的课题。 虽然都是共同体,与城市社区相比,乡村社区人际关系紧密,具有组织生产和生产双重功能,空间边界清晰并相对稳定等明显特征,也正是如此,乡村规划具有更多的社区规划属性。建国以来,以家族为中心的自然村经过多次合并和重组,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乡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使乡村人际关系发生了变化,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逐渐淡化,乡村社区内部利益重组,还出现了社会分层。但是乡村社区作为一个完整的空间记忆,无论是情感还是实体,始终在每个村民的心里挥之不去,进而成为一种精神共同体和凝聚力,而这恰恰就是乡村发展潜力。因此,如何认识和挖掘这些潜力,使之成为社区发展的动力,乡村规划无法回避。 社区的核心是共同体,社区功能的发挥在于整合的程度。从表面上看,今天的乡村普遍呈现出颓势,但从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在村村民与外出村民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以沿海较发达地区的乡村为例,即使常住的在村村民的构成已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一方面是由于兼业化程度高,一方面来源于外出中老年人(第一代农民工)返乡,这些人或多或少地具有现代意识,并积极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其中也不乏告老还乡的成功人士,成为领头人和新乡贤。而出生和成长在乡村,由于求学、务工、经商等外出村民,无论户籍是否在村,都与在村村民构成了复杂的情感和利益关系,这些人也不乏公务员、学者、企业主和技术人员,也被称为外出精英,而这些“能人”可谓乡村重要的社会资本。随着交通设施的完善,这批人频繁往来于城乡之间,对家乡社区公共事务更为关注,在社区事务中可以也愿意扮演重要的角色,有能力的向家乡建设献计献策或投资注资,还自发成立了理事会、同乡会和研讨会等社区组织,并且得到当地政府的各种支持和资助。从乡村演进的历史来看,乡村的活力不外乎是这些从乡村走出去又回来的人所注入的。虽然以上案例并不代表目前所有的乡村社区,但的确是一种趋势,这些现象在我们编制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乡村规划过程中也得到了验证。因此,乡村规划需要顺应这些基本规律,积极和有效地将这些“能人”组织到规划设计和实施管理中去,这就需要规划师重新审视乡村规划应有的目的和意义、规划的内容、编制过程、组织方式和表现形式。 当前,乡村的资源搭上了信息化社会的快车,今天乡村社区的发展不仅仅只是依靠乡村社会的一批熟人,今后会有更多的群体和个人投入到乡村发展和建设中去,这就要求乡村社区建设和规划编制的过程更加开放,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就参与规划的专业人员而言,只有深刻认识城乡社会真实的问题和课题,才能准确把握规划和自己应做的事情。因此,编制乡村规划必须走进乡村社区,要认识到乡村规划的编制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探讨的过程,是不断增强乡村社区凝聚力的过程。 罗德胤(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村落保护:关键在于激活人心 随着城镇化的进程,村落空心化的问题日益严重,村落的保护目前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笔者认为,其根源是遗产观念尤其是乡村遗产观念的不普及,文化认同感缺失。 (1) 作为观念的文化遗产:在欧洲,人们更愿意把钱用在老房子的维修利用上。而在我国,人们把钱主要投入到新房的建设上。文化遗产在不同社会有不同命运,这首先是观念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观念的问题,要从观念来解决。跟村民做宣传、讲道理通常没有很好的效果。最重要最可行的方式,是政府拿出一定的资源,和专业机构、社会组织通力合作,建立起一批示范村或示范点,引导村民转变认识,从而在根本上改变村民的观念,最终实现村落保护的成本由全社会共担。 (2)各村要有示范建筑:建议在每个传统村落里,由政府筹集或募集资金,对3处左右的传统民居或历史建筑进行保护修缮和内部改造,使其符合现代化的用途。示范点的选择可以是公共建筑、公益建筑和时尚建筑这三类。①公共建筑,如大会堂、民俗博物馆、村民中心等。此类建筑能聚拢人心,激发地方文化自豪感,让村落重新找回集体凝聚力。导致村庄空心化的首要原因并不是人的离开,而是公共生活的缺失。公共生活中心是可以重新营造的。河南省新县的西河村,将废弃的粮仓改造成粮油博物馆与村民活动中心,受到了村民的喜爱和社会各界的认可,也使得西河村呈现出一种新面貌。②公益建筑,如图书馆、小型学校或幼儿园等。需要创造出一些专门的空间,让不同群体有公共活动的地方,一方面帮助村庄恢复活力,另一方面也为城市志愿者的到来提供场所。③时尚建筑,比如咖啡馆、茶馆、小型餐厅、小型客栈等。时尚建筑最好是带有一些反差意味的建筑,成为乡村旅游的亮点。亮点形成后,可以在短时期内积聚人气,这对于改变村民观念大有好处。 (3)各地要有示范村:建议每个省选择若干个传统村落,由政府筹集启动资金,推进村落保护与发展工程。①河南省信阳市的郝堂村,是近几年来村落保护和乡村建设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主持该规划的孙君先生敏锐地认识到中国农村衰败与空心化的根本原因是村庄集体的涣散。他到郝堂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村庄规划,也不是建筑设计,而是垃圾分类。通过垃圾分类,实现了环保目的,也考验了村干部的行动力。第二件事,是规划村庄产业。在产业问题解决后,基本上实现了让村民安居乐业。第三件事才是规划和设计。②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是浙江省兰溪市诸葛村。由村支书牵头,村民自发组成了保护组织,从各方募集资金,维修、管理古建筑;村集体利用旅游收入补贴村民,赢得了村民的普遍支持。 相比于“硬件”建设,村庄的“软件”更难把握。软件建设的最终目的,是重建缺失已久的村庄集体凝聚力。在过去,村庄凝聚力靠的是宗族和乡绅。而在当下,村庄凝聚力靠的是村两委。村落的保护关键在于激活人心,村民只有在村落保护和发展中获益,才会认识到传统村落和传统民居的宝贵价值,才会真正建立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实现自觉保护和自主管理。 周俭(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社区规划师的定位思考 社区规划师能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赋予社区规划师什么权力!现在的规划师从自我安慰的角度只有“设想”和“建议”权,而大部分时候只有“画图”权。所以,如果社区规划师依然只有这些权力,可以预见的是:在我们的规划编制、规划实施和规划管理体系中只是多出了一个在社区之间上传下达的技术通讯员。 社区规划师可以赋予其三种权力(或者说是“身份”)。第一,作为规划部门的技术代表,在派驻的社区了解民意、向居民讲解政策并提供建议,同时向规划部门提出在派驻社区建议实施的项目;第二,作为规划管理部门的官方代表,在派驻的社区行使一定范围内的咨询和决策职责,比如认定违章、认定处理措施、认定规划方案等等,同时也包含了第一种情况中的技术服务工作;第三,作为社区居民的代言人,在所工作的社区为居民在技术和法律方面提供建议并将居民的诉求与规划部门沟通、建议甚至申述。从我国现实的制度环境看,第二和第三种情况都尚不具备条件,第一种情况应该是当前我国社区规划师可能的定位。 社区规划师应该起什么作用?从大的方面讲是促进社区参与规划、创新社会治理。从具体的作用来看,就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至少应该包含六个方面:建立上下信息沟通渠道,切实落实并更合理地处理和应对居民的诉求,更公正地保障居民的合法、合理权益,普及城市规划与城市管理的知识,提高居民对城市规划的认识水平和社区自更新的能力,帮助社区和居民自己或与外界一起共同改善他们的居住生活环境。 那么,基于第一种情况下的社区规划师能够起到哪些作用?他们现在的知识和能力储备上有没有问题?首先,作为第一种类型的社区规划师显然不能完全起到上述六方面的作用。因为他的身份不是官方代表,社区和居民对他的意见和建议会持怀疑态度。这和我们现在的规划师进入社区做规划调研的情形相似,对于居民的问题我们只能回答:XX问题(或XX事)要听政府的!正是由于身份问题,社区规划师在社区居民心目中的“可靠度”便会受到挑战,结果造成自下了解的信息可能不完整、不真实;回应和落实居民诉求的力度和效率也会打折扣;对居民合法、特别是合理权益的保障很难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其次,绝大部分的规划师仍然不完全具备进入社区的能力。规划师缺乏社区工作的知识和技能,包括居民调查和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既是一个专业也是一个职业);社区规划师不仅仅需要对规划建设法律法规、更需要对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熟知和理解,这也是规划师现在的知识体系中所欠缺的。与社区工作者、专门的律师共同组成社区规划工作组也是一种弥补规划师现有的这些不足的可能方式,但这并不代表规划师本身的专业技能已经够用。我们的规划师常年在基层做技术工作(技术解决方案),工作的甲方除了政府就是开发商,很少面对社区众多居民(业主),既缺少工作经验也缺乏相关知识与方法的储备,针对具体复杂问题的综合判断能力是不足的,处理利益平衡的经验和能力更是缺失的。 朱荣远(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城市规划不只是用规范和标准的填色“游戏” 在城市道路围合或不围合的地方,填上代表不同城市土地用途的色彩,再与各种国家标准进行比较和平衡,其社会属性并不能直接显现出来。城市规划作为对社会未来发展配置资源的工作,如果只局限在各种标准和规范里,在各种数字平衡表中打转,即便是符合上报审批的要求,但也会弱化甚至忽略规划需要的民意基础。 2005年左右,深圳城市进入“土地和能源紧缺、环境容量透支、人口压力”等四个难以为继的发展阶段,放弃空间扩张型发展模式,选择走内涵式发展的模式,关注空间表象背后的城市社会特征和演变规律就成为一种城市的态势和趋势,城中村、社区、产业演变趋势和保护生态环境成为深圳城市规划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大潮中快速生长的深圳,必须面对一个移民的、庞大的陌生人社会和日益复杂社会人群之间的关系。在“发展是硬道理”的主流价值导向下,也许真来不及对激变的城市社会给予足够的关注,发展的权重让位于经济,生态环境和民生都暂时不是重点,因而积淀了许多城市和社会问题。当下中国政府以生态文明为社会发展的价值方向,人民城市为人民,民生话题不再虚无。当关注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时,就可以看到活生生的人和人群,发现因为不同社区呈现出的多样性,自然也就发现了自下而上的城市规划内容的不足。 城市规划聚焦社区、聚焦人的需求,今天大家达成了共识,这是一个基本工作内容。关注城市社区单元的需求和配置,意味着必须关注不同类型的社区在城市空间上的关系,需要从追求空间的规模和形式,转向关注空间与改善社会民生需求的对应关系,通过身心皆入社区的行为,构建政府和社会有效的信息沟通交流,才可能与城市的未来发展需求更贴近。从2009年中规院派出的社区规划师实践中可以看出,深入社区的规划师以自己的职业特征与专业立场,聚焦关注属地社会具体的需求、观察已编规划落地实施的有效性,成为沟通政府和社区(个体)的信息通道,社区规划师只是城市规划关注社区的形式和内容之一,而不是全部。 城市要有特色,要呈现风貌,但不只是空间外在的特色和风貌。走进社区,让规划的研究和编制触地,吸纳和包容社会多元的特色,那时的空间特色和风貌才是表里如一的真特色,才是真风貌。 三年前我们尝试了编制了以社区为单元去解构深圳龙岗区的城市综合发展规划,以8种类型对108个社区进行为空间单元划分。关注不同社区的不同社会活性的规律,研究不同社区自身的社会活动在空间上呈现的特征,以统筹、协调和差异化配置资源的方法,建构社区单元发展的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关系,并重构这些不同社区之间的空间组织关系,从而演绎城市空间的内在特色和价值,从社区发展需求的实际出发,编制的城市规划不止于遵循各种既定的城市规划的规范和标准。在相对公平的大原则下,强调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在不同社区空间上的差异性和针对性。不同社区因为其社群特征而需要有针对性的资源配置,不同社区在空间上的组合,也会让我们重新认识和发现城市公共服务方式会有所不同。 走进社区,观察和研究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改变规划师习惯的自上而下的思维逻辑和工作方法,让自下而上的观察和研究成为城市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城市空间可以用与规划相关的各种规范和标准去衡量,而承认社会的多元性就需要多元的社会治理的价值观去包容和判断,因此,城市空间分异不再是规划图纸的色彩上的差别,而应该是空间承载的多元社会的特征所表现的空间外化的分异。 城市规划工作需要聚焦社区,关注人和人群间的不同需求与他们的共同愿望,带着对空间的社会学的观察与思考在规划图纸上填色时,城市社会学才会从数据化、文字化走向空间化,这才是城市规划空间的“王道”之一。 修回:20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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