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4期
第6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美国城市规划院校2000-2014年研究动态
田园城市学说之形成及其思想来源研究
x城市生态修复的理论探讨:基于理念体系、机理认知、科学问题的视角
动·静·显·隐:大数据在城市设计中的四种应用模式
数据自适应城市设计的方法与实践——以上海衡复历史街区慢行系统设计为例
“过渡态”下的“自上而下”城市修补——以广州恩宁路永庆坊为例
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城市设计管控要素体系研究
我国乡村规划研究评述与展望
从“关系”到“社会资本”:论我国乡村规划的理论困境与出路
二战后西方乡村景观风貌的研究脉络与启示
基于居住偏好的 上海市新城人口吸引策略研究
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城市空间增长设定路径及其杭州应用
“均质化-再集聚”:互联网影响下餐饮业空间布局新特征——基于上海内环开放数据的研究
应对挑战:城市规划的自我演化
珠三角区域规划回顾、评价及反思
知识与生态关联视角下的城市空间竞争发展
社会空间视角下苏南乡村城镇化历程与特征分析——以苏州市为例
山地城镇高密度空间的形成过程与机制研究
建筑日照资源均衡利用的管理方法改进——先南后北建设时序
传承与创新: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总图编制的思考
基于要素管控思路的生态控制方法在控规中的应用研究——以上海市崇明县陈家镇国际实验生态社区为例
关于城市居住用地分类与弱势群体保护的思考
航空城的空间结构、要素与规划策略研究
大城市“原居安老”的空间措施研究
伪满“新京”规划思想来源研究——兼及城市规划思想史探述
基于遗产角度的上海里弄建筑现状空间研究
“新常态下的城乡遗产保护与城乡规划” 学术座谈会发言摘要
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转型:理论解析与实践应对
大都市区空间演进的机理研究——“空间-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的建构与应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知识的演进
世界城市研究转向与中国的世界城市
中西方城市内部居住迁移研究述评
极化&扁平:美国湾区与长三角创新活动空间格局比较研究
国家战略实施背景下 跨界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创新——以南京都市圈城乡规划协同工作为例
协同发展视角下的首都特大城市地区分圈层空间布局策略
城市空间结构与 就业岗位分布差异的定量描述——以上海市青浦新城为例
手机信令数据在城市建成环境评价中的应用——以上海市宝山区为例
源自地理设计的城市规划设计量化分析框架初探——以多巴新城控规为例
产业遗存再利用过程中的环境风险与规划引导
澳门半岛高密度城市微绿空间增量研究
基于多主体需求评估的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类型研究
第12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5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隆重举行
城乡历史文化聚落——文化遗产区域整体保护的新类型
上海大都市地区空间结构优化的政策路径探析——基于人口分布情景的分析方法
论现代制造业的生产组织与“城市-区域”空间演变的关联性——“网络”和“嵌入性”双重理论视角研究
中国主要城市公交站点服务范围及其空间特征评价
物流项目用地规划建设标准的评价与优化——以广州市为例
我国城市空间增长现状剖析及制度反思
2000-2010年特大城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市为例
交易成本、产权配置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基于能耗视角的我国城市最优规模研究
基于相关性和关联耦合分析的上海市生态环境优化思考
城市绿地建设实施评估方法创新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总体城市设计中的高度形态控制方法与途径
基于现象学视角的城市规划设计概念生成框架研究——以上海市金山区城市生活岸线规划设计方案为例
城乡关系视角下城镇密集地区乡村规划演进及反思——以苏州地区为例
控规“心结”之解
“从空间扩张到内涵发展的规划思考”笔谈会
基于五个新发展理念对“十三五”空间规划重点取向的探讨
亚洲城市中心区空间结构的四阶原型与演替机制研究
制度转型中土地租金在建构城市空间中的作用:对城市更新的影响
网络关系与空间组织:长三角与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创新合作关系的比较分析
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京津冀空间协同发展规划的创新思维
京津冀一体化格局下北京交通发展模式转变的思考
城镇化的升级和新型城镇化
中国城市化的几个现实问题:空间扩张、人口收缩、低密度人类活动与城市范围界定
空间规划协调与多规合一研究:评述与展望
“多规合一”视角下的中国规划体系重构
深圳市城市设计历程回顾与思考
为健康而规划:环境健康的复杂性挑战与规划应对
城乡规划与公共健康的关系及跨学科研究框架构想
也谈规划与设计的介接
以人为本·绿色·留住乡愁 “深度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城乡规划思考”笔谈会
全球资本体系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层级体系
单中心还是多中心:北京城市就业次中心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型
中国十大城市群差异性及空间结构特征研究
社会变迁视角下 历史文化村落再生的若干思考
海南省空间规划的探索与实践 ——以《海南省总体规划(2015-2030)》为例
面向全球城市的 上海文化空间规划编制的思考
区域建设用海规划指导下填海造地空间规划设计方法研究——以招远市填海造地空间规划为例
城市公共自行车使用活动的时空间特征研究——以杭州为例
基于可视化SP法的城市道路自行车出行环境评价及优化——模型构建及上海中心城区的应用
中国第一部现代城市规划著作:郑肇经先生《城市计画学》
区域视角下历史文化资源整体保护与利用研究——以皖南地区为例
泉州的牌坊布局与城市景观的意义
明清上海地区市镇信仰与市镇空间发展关系初探
第五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新时期推进城乡规划改革创新的若干思考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国家空间治理的战略性思考
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组织特征与规划取向探讨 ——基于企业联系的实证研究
宜居环境建设的省域规划探索——以福建省为例
城市总体布局规划实施过程中的政策分析框架——以上海外环绿带为例
基于空间聚类分析的杭州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分布特征研究
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创意社区规划:基于创意阶层和居民空间需求研究
以培育知识创新区为导向的城市更新策略——对杨浦建设“知识创新区”的规划思考
活动视角下建成环境对广州居民通勤效率的影响
“职住平衡”视角下新就业人员的职住空间平衡关系及其内在影响因素——以南京市主城区为例
“群体智慧”引入历史地段规划的进展
新时期历史城区整体性保护的探索——以宁波为例
基于历史城区视角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新常态”
西藏城镇传统空间的形态特征及类型研究
另一种“中西合璧”——格罗皮乌斯主持下的华东联合基督教大学校园规划
走进社区,规划师准备好了吗? ——社区发展与规划变革学术笔谈会
城市规划中的社会公正议题——社会与空间视角下的若干规划思考
我国城市地理学与城市规划近半个世纪的协同发展与未来展望
建设强度分区决策支持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控规调整的评价研究——基于调整结果和决策过程的评价
城市规划视角下的战术城市主义研究
基于城市治理的中国城市战略规划解析与转型
资本、权力与空间的生产——珠三角战略地区发展路径及展望
网络空间与创新驱动视角下杭州转型发展的空间趋势特征及规划战略应对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传统开发区社会化转型的理念、内涵与路径
产城融合研究:回顾与新探
基于气象和GIS技术的北京中心城区通风廊道构建初探
超越城市行政边界的都市经济区划分:先发国家实践及启示
人居型世界遗产保护规划探索——以平遥古城为例
武汉“多规合一” 20年的探索与实践
新时期大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与开发研究——以常州市为例
第13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6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 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授予董鉴泓教授“终身成就奖”颁奖 隆重举行
“人居三”对城市规划学科的未来发展指向
中国城乡统筹规划的宏观分析——城乡均衡发展的挑战和村镇开发转移的机会
论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及我国先发地区的政策选择——对苏州城乡一体化实践的研究
制度变迁视角下我国城市设计实施的理论路径、现行问题与应然框架
城市规划评价的类型与基本范畴:文献评述及相关思考
老年视角下 社区服务设施布局适宜性研究——基于步行指数的方法
武汉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机理及引导策略研究
上海城市生活中心体系的识别与评估
国外城市空间公共性评价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国外城市空间公共性评价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厦门城市景观风貌塑造的规划管控方法研究
城市特色街区的内涵及规划策略——以芜湖市为例
特色活力区建设——城市更新的一个重要策略
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历程、方法与实践——基于中法经验的比较
“如何实现规划编制与实施的衔接统筹”学术笔谈会(二)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型城镇化
战略引领与刚性管控:新时期城市总体规划成果体系创新——上海2040总体规划成果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关于上海构建“两规融合、多规合一”空间规划体系的思考
上海2040:以规划组织编制方式转型探索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广州城市总体规划的演变与思考
关于规划与复杂性的反思
上海中心城区的职住空间匹配及其演化特征研究
基于绿色发展的城市发展质量评价研究——以江苏为例
杭州特色小镇群体特征研究
特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演化机制与对策的实例剖析——以上海为例
近代上海城市公共娱乐空间结构演化过程及其规律研究(1843-1949)
宗族化乡村社会结构的空间表征:潮汕地区传统聚落空间的解读
历史街区保护研究评述、技术方法与关键问题
第一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成功举办
全球化2.0时期的城市发展 ——2008年后西方城市的转型及对中国城市的影响
论城乡规划学学科生命力
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发展机制 ——政府推动城市发展的新加坡经验
启动科技支撑,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区域规划和城市土地节约利用”科技支撑项目研究综述
哈尔滨2030预规划低碳导向方案调整研究
史学流变下的中国园林史研究
大棋局: 厦门空间战略的区域视角
1843年以来黄浦江滨水空间 变迁与产业发展机制的关系——基于城市滨水空间的双重组织机制研究
我国大规模新城区开发及其影响研究
由“产城互促”到“产城融合” ——深圳市产业布局规划的思路与方法
面向低碳交通的城市空间结构:理论、模式与案例
知识与生态关联视角下的城市空间演化发展
城市空间结构的环境绩效:进展与思考
基于规划决策的多尺度城市绿地空间分析
城市交通方式竞争态势及来自生态学的理论启示
公共自行车系统影响下居民出行的变化与机制研究——以上海闵行区为例
从城市公共空间与建筑的耦合关系论城市公共空间的动态发展
基于室外风环境与 热舒适度的城市设计改进策略——以北京西单商业街为例
城市更新的“进行性”规划方法研究
提篮桥街区中以联合城市设计教学体验
历史文化名城制度30年背景下城市文化遗产管理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研究
论城乡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利关系及制度建设
城市危机:特征、影响变量及表现剖析——基于生态环境危机的视角
基于村庄集体土地开发的农村城市化模式研究——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中部欠发达地区城镇化特征、机制及若干探讨——基于安徽省三个地级市的案例研究
开发区导向的中国特色“边缘城市”的发展
溯本逐源:控制性详细规划基本问题探讨——转型期控规改革的前提性思考
低生活成本住区商业服务设施配置实证分析与探讨——基于对深圳市上下沙村的调研
决策效能指向的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改革
城市空间对洪涝灾害的影响、风险评估及减灾应对策略——以日本东京为例
城市总体规划层面中小运量新交通系统的规划思路及策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轨道交通站地区宜步行环境及影响因素分析——上海市12个生活住区的实证研究
美国规划教育发展历程回顾及对中国规划教育的思考
宫殿主导还是宗庙主导——三代、秦、汉都城庙、宫布局研究
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系统架构与实施路径
城乡统筹发展:城市整体规划与乡村自治发展
城乡统筹规划实施的二元土地困境:基于产权创新的破解之道
城乡统筹规划: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
论基于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
论中国独特的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的国际现象观察——兼论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及思考
“新区域主义”下城镇空间发展的规划协调机制——基于皖江城市带和济南都市圈的探讨
行动规划·制度设计·政策支持——深圳近10年城市规划实施历程剖析
全球创新型城市的基本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基于控规层面下的CBD地下空间开发控制探讨——以上海虹桥商务核心区一期为例
论地下空间的城市空间属性及本质意义
基于地理信息建模的规划设计方法探索——以城市总体规划设计为例
范型转变临界点下的“三线城市”建设规划实践
西方城市规划评估的研究述评
国外城市史与城市规划史比较研究:异同与交叉
“人口流动” 视角的城镇化及政策议题
我国城市人口城镇化与 土地城镇化失调特征及差异研究
“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
可持续性导向的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标准体系研究* ——基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实施有效性的分析
从GDP到HDI:低碳发展研究剖析与展望
可持续城市理论的概念模型 辨析:基于“目标定位-运行 机制”的分析框架
从日、韩低碳型生态城市探讨相关生态城规划实践
城镇建成区概念与界定方法体系研究 ——以浙江德清市武康镇为例
特大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交通绩效检验——上海案例研究
上海市属创意产业园区的 发展历程与总体空间分布特征
大型商业中心开发的空间影响分析 ——以上海五角场地区为例
公共空间视角下的 社区规划实施评价——基于上海曹杨新村的实证研究
重启内生发展道路:乡镇企业在苏南小城镇发展演化中的作用与机制再思考
特大城市地区外围城镇规划研究 ——以京东地区为例
“苏联规划”在中国: 历史回溯与启示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规划
“中等收入陷阱”之“惑”与城镇化战略新思维
智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基本理论探讨
产权制度视角下的划拨工业用地更新:以上海市虹口区为例
半城市化地区的工业化与土地利用:基于我国三大区域三个百强县/区的分析
城市规划中的公共利益探讨——以玉树灾后重建中的“公摊”问题为例
公共健康与城乡规划——健康影响评估及城乡规划健康影响评估工具探讨
大城市老年人的空间分布模式与发展趋势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为例
从技术创新到制度创新: 河源、云浮、广州“三规合一”实践与思考
情景规划方法的理论探源、行动框架及其应用意义——探索超越“工具理性”的战略规划决策平台
基于多元利益主体诉求的情景规划——以酒(泉)-嘉(峪关)区域一体化空间布局为例
城市化中后期城市中心的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 ——以常州旧城中心区为例
武汉市历史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规划实践探索
对内城住区更新中参与主体生产关系转变的透视——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
基于眺望评价模型的城市整体景观形象研究——以香港为例
基于日常服务设施步行者使用特征的社区可步行性评价研究——以上海市江浦路街道为例
新型城镇化座谈会发言摘要
思考与转型
对当前“重建古城”风潮的解读与建言
避免城市规划过度标准化
论城市转型的三大主题:科学、文明与生态
城乡统筹发展规划中的 土地经济租金、“乡乡差别”与社会公平
城镇化质量的 指数型评价体系研究——基于浙江省的实证
京津冀城市群的功能联系及其复杂网络演化
扩展领域中的城市设计与理论
上海市空间扩展与公路网规划的协调性研究
城市通勤时耗的空间结构影响因素——基于文献的研究与启示
城市规划在产业空间移位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以伦敦、汉堡、鲁尔区和维也纳为例
国外应用城市模型发展回顾与新型空间政策模型综述
武汉重点功能区规划编制与实施一体化模式研究——以武汉二七商务功能区为例
结合棕地治理与改造的规划编制研究——以株洲清水塘老工业区控规为例
绿地资源及评价体系研究与探讨
中国古代都城宗庙设置及其与朝寝关系的变迁简说
《中国城镇化道路、模式与政策》研究报告综述
2000年以来美国城市的经济转型及重新工业化
长三角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市体系比较研究:基于企业关联网络的分析方法
2000-2010年广东区域非均衡发展趋势及思考
基于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法则的武汉2049发展战略
老城中心区的发展演替及动力机制研究——以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地区为例
总体规划实施评价方法的主要问题及其思考
从理想蓝图到动态规划——厦门市30年城市规划实践评析
城市基本生态控制区规划控制方法——以广州市为例
对我国同城化规划实施的思考——以《广佛同城化发展规划》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研究——以中原某市农村地区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研究——以中原某市农村地区为例
空间句法在大尺度城市设计中的运用
大都市多元开放空间对宜居生活的保障 ——德国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国际设计工作营选题与启示
理查德·鲍立克与现代城市规划在中国的传播
“和谐城市”规划理论模型
“城市开发边界”政策与国家的空间治理
探索“新城”的中国化之路——上海市郊新城规划建设的回溯与展望
基于GIS的中国城市群发育格局识别研究
五年计划/规划、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的关系演变
城市通风廊道研究及其规划应用
生态容积率(EAR):高密度环境下城市再开发的能耗评估与减碳方法
城市空间扩展与城市热环境的量化研究——以武汉市东南片区为例
接驳城市轨道交通的社区公交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肌理如何激发城市活力
太原市南华门历史街区肌理的原型、演化与类型识别
商业街的空间与界面特征对步行者停留活动的影响——以上海市南京西路为例
中国古代都城产业空间格局特点及影响机制探微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笔谈
第三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新时期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态势辨析与战略选择
新增建设用地和户籍人口挂钩的政策建议及作用、效果预计
特大城市中心体系空间肌理分异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中心性与控制力:长三角城市网络结构的组织特征及演化 ——企业联系的视角
高铁站点周边地区的发展与规划——基于京沪高铁的实证分析
制度变迁视角下村庄要素整合机制研究——以宜兴市都山村为例
后乡土中国:审视城市时代农村发展的困境与转型
生态文明视阈下水城共生理论框架与评价体系构建及实证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城市增长边界划定——以平顶山新区为例
《欧洲城市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报告解读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的交通安宁化
滨水区城市景观的评价与控制——以杭州西湖东岸城市景观规划为例
具有社会凝聚力导向的住区公共空间特性研究——以上海创智坊和曹杨一村为例
民国市政厅时期汕头的两次都市计划
近现代历史园林遗产价值评价研究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模数制”探析 ——以明代海防卫所聚落为例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笔谈
中国规划改革面临倒逼: 城市发展制度创新的五个机制
欧洲智慧城市的最新实践
弹性城市研究框架综述
空间句法在城市规划中应用的局限性及改善和扩展途径
城市空间规划评估:市场失灵还是规划失灵
新型城镇化实施路径成本探析——以江阴市为例
1990年后发达国家都市区空间演化特征及动力机制研究
我国大都市区就业次中心的形成机制——上海研究及与北京比较
基于居民活动数据的城市空间功能组织再探究——以南京市为例
中心与腹地的辩证:基于企业联系的苏州、宁波区域空间关系比较研究
大连高铁站建设对周边地区发展的跨尺度、多要素影响探析
关于重构城市道路分类体系的探讨
中美土地利用分区管制的比较分析及其启示
控制性详细规划灵活性策略研究——新加坡“白地”经验及启示
公共设施选址的邻避效应及其公众参与模式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为例
第11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4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 和“第2届金经昌中国城乡规划研究生论文竞赛”颁奖仪式 隆重举行
中国城市一体化地区形成机制、空间组织模式与格局
特大城市郊区“半城镇化”的悖论解释及应对策略——对上海市郊的初步研究
产业链作用下的小微产业村镇“产、城关联”用地模式探讨——以福建省茶叶加工产业村镇为例
苏南乡村人地空间组织与模式探究——以产权关系为视角
老龄化背景下特大城市养老设施规划策略探索——以上海市为例
大城市居民通勤行为的健康效应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大模型:城市和区域研究的新范式
基于手机数据识别上海中心城的城市空间结构
特大城市近域空间发展特征与模式研究——基于上海、武汉的探讨
基于弹性思维的生态敏感地区新城发展研究——以武汉市花山生态新城为例
我国“三规合一”的理论实践与推进“多规融合”的政策建议
容积率制度在城市创新建设中的应用——解读东京城市成长战略
《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综述分析和规范建议
从管理走向治理——论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政府职能
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城市体系的关联分析
空间规划的博弈分析
智力城镇化还是体力城镇化 ——对中国城镇化的战略思考
社会冲突理论视角下的规划变革
乡镇在城乡统筹发展规划中的地位和功能:基于案例的分析
上海田子坊地区更新机制研究
低收入社区的规划协作机制研究——以广州市同德街规划为例
发展视角下的乡村遗产保护路径探讨——侗族村寨田野工作案例
北京绿隔乡村土地利用演变及其保留村庄的评估与管控研究 ——以崔各庄乡为例
基于价值提升的严寒地区村镇庭院优化策略
城市水系统弹性研究进展
区域弹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
城市增长边界实施评估: 分析框架及其在北京的应用
“大邑”的营造——先秦、秦及西汉都城规模与组织初论
近现代西安城市工业格局演变的历史研究(1869-1978)
技术与理论的移植——外国专家在香港的殖民主义城市规划实践(1841-1997)
“城市设计与实践”座谈会发言摘要
“大数据热背后的冷思考”学术笔谈会
基于城市建设状况的总体规划实施评价及其方法
从“多规合一”到空间规划体系重构
从“三旧改造”到城市更新——广州市成立城市更新局之思考
基于生态网络规划的生态红线划定研究——以安徽省宣城市南漪湖地区为例
基于行为特征的住区模式与低碳效应关系研究——以上海曹杨新村为例
收缩城市研究综述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上海市不同等级商业中心商圈的比较——以南京东路、五角场、鞍山路为例
基于时空间行为的城市生活圈规划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公共交通智能卡数据的城市研究综述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空间重塑研究
重塑上海交通的路径选择与发展策略——公共交通优先导向下的城市客运交通发展策略研究
上海市以功能布局优化带动空间布局优化的研究——从产业空间分布的视角
乡村治理视角下半城镇化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基于珠三角、苏南、温州的比较研究
城乡统筹视角下都市边缘区的农民、农地与村庄
协调多产权主体利益的改造更新规划实践——以上海市虹桥商务区东片区开发规划为例
中国古代“聚合型”都城的演变与退隐
第四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包容性语境下的规划价值重塑及学科转型
再议上海市中心城区公共绿地分布的社会绩效评价:从社会公平到社会正义
基于绩效的总体规划实施评价及其方法
杭州城市开发边界划定与实施研究
论人口流动影响下的城镇体系发展与治理策略
基于韧性城市理论的灾害防治研究回顾与展望
广州地区街道微气候模拟及改善策略研究
综合因素影响下的建筑退让道路红线间距控制——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高铁站点地区空间开发特征研究——基于京沪高铁沿线案例的实证分析
基于城市复兴的古城更新——连云港海州古城城市设计
城市设计与城市更新:英国经验及其对中国的镜鉴
意大利历史城镇保护思想的演变与启示
生态文明背景下城市古树名木保护规划方法及实施机制的思考——以上海的实践为例
历史城市的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南海神庙、老住宅和扬州的私家小园
“如何实现规划编制与实施的衔接统筹”学术笔谈会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型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特征与国家城镇体系构建
城市边缘区绿色空间精明规划研究——核心议题、概念框架和策略探讨
基于公交可达性绩效的武汉市空间战略实施评估
跨行政区协调发展规划编制的实践与思考——以新疆“奎-独-乌”地区规划为例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规划评估思路与方法探讨
上海中心城区商业中心空间特征研究
我国城市规划计量方法应用综述和总体框架构建
路网规划关键指标对开发强度的影响作用分析——以国内外24个CBD为例
意识与能力:城市建设的限度
项目导向还是系统导向:关于城市设计内涵的解析
城市设计教育体系的分析和建议——以美国高校的城市设计教育体系和核心课程为借鉴
基于居民行为需求特征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对策研究
小城镇之路在何方?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小城镇发展学术笔谈会
超大城市总体规划的转型与变革——上海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实践探索
上海市城市空间格局优化的战略思考
城市居民空间活动研究中大数据与复杂性理论的融合
城市开发边界的“划”与“用”——我国14个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试点进展分析与思考
作为人居形式的传统村落及其整体性保护
跨越类型,为城市的复杂性而设计
上海总体城市设计中的城市高度秩序研究
基于总体城市设计的密度分区:方法体系与控制框架
大数据支持下的城市设计实践——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公共活动空间网络规划
村民自治下的传统村庄规划管理——以曹家村灾后重建为例
大型保障房社区公共设施供给机制优化研究
英租界殖民路径与九国租界竞争性拼贴——以天津英租界(1860-1943)规划为重点
国家模式建构与地方差异——京沪两地1950年代规划编制的苏联影响之比较
第八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暨“2011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隆重举行
为市场经济下的城乡用地规划和管理提供有效工具——新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导引
城市增长模式与经济学理论
特大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基于城市经济模型的理论探讨
2010年上海世博会参观人流模拟的后评估
中国特大城市的多中心空间战略——以上海市为例
半城市化: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两类异化现象研究
内生型城市营销推动下的城市尺度跃迁——基于盱眙的实证研究
基于元数据的城市规划信息管理新方法探索——走向规划信息的全面管理
劳动力回流:小城镇发展的新动力
科学转型视角下的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建设元思考
英国城市规划专业本科课程设置及对中国的启示——以六所大学为例
由多样走向规范——北美城市规划理论教学趋势分析
由多样走向规范——北美城市规划理论教学趋势分析
瑞典哈默比湖城与无锡中瑞低碳生态城规划设计和管理实施比较
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中几个问题的透视与解析
改革开放后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回顾与展望
重庆城市新区规划编制与管理的实践探索
浙江省新型城市化背景下城乡规划编制的探索与实践
平遥古城形态研究:西方视野中的探索、分析与发现
中国城市空间组织与规划转型的单位视角
“钻石结构”——试论国家空间战略演进
城市群与城镇链先后辩
转型环境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转型
北宋东京的街市空间界面探析 ——以《清明上河图》为例
紧凑城市的系统检讨
高速公路建设对长三角城市势力圈的影响分析——城镇势力圈(网络)分析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轨道交通对大都市区外围地区规划开发策略的影响——外围地区TOD模式的实证研究
生态导向下城市边缘区规划研究
长三角开发区再开发模式探讨
近20年长三角跨国公司投资的演化特征及其城镇化进程
大城市进城农民的就业空间结构探析——以南京主城区为实证
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基础数据指标体系研究
西南地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评价体系研究
基于现代治理理念的城市更新规划策略探析——以襄阳古城周边地区更新规划为例
城乡统筹视野下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的重构——南京的探索与实践
武汉市城市建设用地强度管控实证研究与动态优化
对陆家嘴中心区城市空间演变趋势的若干思考
武汉都市发展区簇群式空间成长过程、机理及规律研究
轨道交通沿线地区规划技术思路——以福州市1号线(北标段)沿线规划调整为例
欠发达山区县域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探讨 ——以湖北省为例
皖江城市(带)发展和演进的机制研究 ——基于历史视角
大城市外来农民工通勤与职住关系研究——基于北京的问卷调查
社会转型背景中珠三角村庄规划再思考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规划研究 ——以山东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为例
基于参与主体成熟度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式选择
城市建设用地集约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的视角
引入控规导则控制手段的城市风貌规划新探索——基于富拉尔基区风貌规划的实践
游客真实性感知与文化遗产资源 持续利用策略研究
历史街区商业化动力机制分析及规划引导
“城市设计与实践”座谈会发言摘要
“一带一路”战略的空间响应
城市群规划多规协同状态分析与路径研究
引力和网络:长三角创新城市群落的空间组织特征分析
上海市人口发展的趋势、困境及调控策略
上海市中心城区公共绿地分布的社会绩效评价:从地域公平到社会公平
产业融合视角下城市工业集聚区的空间转型机制——基于上海市的三个案例分析
政策导向下的当代村庄空间形态演变——无锡市乡村田野调查报告
论乡村规划中的村民意愿
珠江三角洲村镇混杂区空间治理的政策思考
综合型养老社区功能空间模式及指标体系研究
特大城市老年人出行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以上海市中心城为例
上海黄浦江两岸再开发地区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再生
城市更新中地方文化资本的激活——以山东省滕州市接官巷历史街区更新改造规划为例
全球城市2030产业规划导向、发展举措及对上海的战略启示
历史城区微循环路网分层规划方法研究
国际大都市区最新综合交通规划远景、目标、对策比较研究
基于通用设计思考的深圳市无障碍交通体系规划探索
中国城市化发展态势分析与制度创新
2006-2011年间《城市规划学刊》 的统计及分析
湖北省城镇化发展政策实施评估研究
消费视角下的居住区商业服务设施配建体系研究——以上海市曲阳新村为例
城市背景下的知识溢出研究述评
基于多元利益的当代苏州市边缘区空间结构演化
我国城市蔓延研究进展与思考
非集中建设区规划及实施模式探索
土地使用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广佛市民地铁跨城活动的空间分析
提高城市轨道交通效能的规划对策与建议
我国“城市病”的体制性成因与对策研究
上海市郊区居民商业设施使用特征及规划应对——以莘庄地区为例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布局思考
近30年来新疆城镇发展的格局与过程研究
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编制与评估的美国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城市总体规划实践中的悖论及对策探讨
再论江南水乡古镇的保护与合理发展
华东地区历史文化村镇的特征及保护规划研究
国际城市规划史学会历届年会评析及启示
大寨的建设历程及新农村规划
对《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2002)中居住小区理论概念的再审视与调整
香港城市化初期的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841-1904年)
制度情境下的总体规划演变
关于城市群研究的几个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否导致了更大的城市——世界与中国的实证分析
城市中心体系发展的理论框架探索
新时期的“小城镇、大战略”——试论人口高输出地区的小城镇发展机制
走向多维弹性:深圳市弹性规划演进脉络研究
“两型社会”城乡规划 指标体系整体框架研究
“多规整合”研究进展与评述
土地与中国快速发展
《湖北省城镇体系规划》实施评估研究
当前城市建设中的关键问题——土地财政
上海城市交通政策的顶层设计思考
艾伯克隆比与香港战后城市规划
周“礼制”与《考工记·匠人营国》对早期都城形态的影响
上海市郊区空间规划与轨道交通规划的协调性研究
“天人长安,创意自然”——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场址规划思想探源
西方规划理论与中国规划实践之间的隔阂——以公众参与和社区规划为例
20世纪规划理论指导下的21世纪城市建设——关于“第三代规划理论”的讨论
世界城市研究的转型、反思与上海建设世界城市的探讨
高速交通网络构建下的城镇空间结构发展趋势——从“中心节点”到“门户节点”
城市空间增长的低碳化路径
低碳生态城规划指标及实施途径
国家经开区与高新区的政策渊源探究及反思
城市可持续性的定量评估:方法比较与实践检讨
转型经济中的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特征和形成机制研究
关于多中心大城市住房发展的空间绩效——对重庆市的研究与延伸讨论
分权化过程对都市区空间结构和规划的影响——基于两种分权模式的考察
消费时代城市公共空间的特点及其理论批判
中国城镇化的科学理性支撑关键*——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城镇化与村镇建设动态监测关键技术》综述
城市低碳竞争力理论与发展模式研究
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从规划理念到实践的低碳城市与复合社区 ——以上海市南桥新城为例
对“非城市建设用地”及其规划管控问题的若干探讨
转型期珠三角中小城镇产业发展态势及规划对策研究
厦门市旧城改造(1980-2010年)实证研究
交通方式竞争:试论我国大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以南京市为例
高速铁路对沿线地区城市腹地的影响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
轨道交通发展对城市景观影响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中国城市自行车交通政策的演变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机动性与社会排斥
城市边缘区研究综述
上海和芝加哥中心城区的邻里再开发模式及规划——基于两个案例的比较
深圳CBD中轴线公共空间规划的特征与实施
21世纪初中国城市设计发展再探
多空间尺度背景下的城市规划——“51届美国规划院校年会”综述
南京明城墙周边开放空间形态研究(1930-2008年)
明清江南民间信仰与市镇空间结构
2000年以来日本行政管理与规划体系修正的评述
城镇化新形势下的城乡(人口)划分标准讨论
我国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中的若干特征与趋势——基于皖北案例的初步探讨
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规划问题反思及案例研究——以绍兴袍江新区两湖区域空间发展规划为例
特大城市城乡生态空间规划方法及实施机制思考
生态版图——城市生态承载力研究的新视角
城市规划编制体系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机制:芝加哥和上海的比较
中国城市体系中航空网络与生产性服务业网络的比较
基于客运交通流的长江三角洲功能多中心结构研究
海南发展的战略转型与空间应对——写在“国际旅游岛”建设之初
低碳、 生态、 绿色——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
第十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暨“2013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 隆重举行
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城市规划
再论我国大城市化的现实意义、发展目标和应对策略
城镇化与规划体系转型——基于乡村视角的认识
分层城镇化和分区城镇化:模式、动力与发展策略
西藏特色区域城镇化路径模式探讨
草原牧区城镇化空间组织模式:理论与实践——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为例
国际城镇化研究回顾2000-2012——基于SCI/SSCI文献的分析
中国城市老龄化空间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基于“五普”和“六普”人口数据的分析
对规划区划定原则的研究
城乡统筹视角下总体规划中 “规划区”划定方法探讨——以驻马店市为例
多模式城市交通体系与方式间的转换
多维度视角下城市轨道站区空间特征实证剖析 ——以广州市为例
从城市设计到规划控制的演绎——以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为例
保障性住房的双重边缘化陷阱
比较与重构 ——中外典型社区中心空间发展模式的调查研究
生态敏感地区的村庄发展策略与规划研究
国外城市与农业关系的演变及发展历程研究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苏州村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
要素流动环境的重塑与乡村积极复兴——“国际慢城”高淳县大山村的实证
辩驳和城市规划实践的科学理论基础
城市化率50%的拐点迷局 ——典型国家快速城市化阶段发展特征的比较研究
从“发展阴影区”到“发展前沿地带”——论行政区划分隔对阴影区内小城市发展的影响
地方政府企业化主导下的新城空间开发研究——基于常州市武进新城区的实证
“公共性”的没落到复兴 ——与欧洲城市公共空间对照下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
论比例原则在城乡规划实施中的制度意义
我国城市重点发展地区规划建设评估研究——以杭州滨江CBD规划建设评估为例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要素组织架构研究
基于景观都市主义的矿业棕地规划设计理论探讨
基于视觉影响的城市天际线定量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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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基础数据指标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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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城镇之路在何方?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小城镇发展学术笔谈会
作者  本刊编辑部
摘要  何兴华(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高度重视作为居民点的小城镇变迁规律 小城镇可以作为居民点、作为管理单元、作为政策对象来分别理解,关于小城镇发展的争议往往是因为将此三者混为一谈。作为居民点的小城镇,它们是客观存在,也无所谓起个什么名称。它们既不可能消失,也不可能承担太多功能。因为居民点体系是由众多的自然、社会和人文因素逐渐促成的。管理单元则不同,它们是根据治理需要划定的,具有更多政治的、人为的因素。如果作为政策对象,其界定就成了某种政策的适用范围,这虽然也是治理手段,但是时效往往更短,具有更多的公共权力动态干预的特征。因此,关于小城镇到底是小城市加镇,还是规模较小的城市性质的镇,还是应该包括建制镇和乡集镇,实际上是关于发展重点的争议。从人居研究角度,可以参照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定义,把小城镇作为区别于乡村和城市的一种过渡状态的居民点。作为居民点的小城镇不管是否作为发展战略,仍在动态变迁并发挥作用。所谓争议只不过是后两种情况,例如“撤乡并镇”、“移民建镇”属于管理单元的调整,“特色小镇”、“历史名镇”属于政策对象的界定,由于大多涉及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必定会有不同的看法。学术不应当满足于解释政策对象,而应当把更多的精力用于研究小城镇作为居民点变迁的客观规律,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咨询。 历史地看,居民点变迁的制度性推动力量由政府作用、市场机制和民众互助共同构成,不应过分强调某一方面的作用,或者经常在三者之间摇摆,而是要努力在三者之间建立平衡。由于行政干预过多,我国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城乡二元的经济社会结构导致乡村工业化、乡村城市化,小城镇成了大战略。但发展小城镇仍旧用行政手段不行。1984年调整设镇的标准,镇的数量大大增加,城镇化随之提高。法规和政策总是要限制大城市,鼓励小城镇,但结果总是大城市不断超规划规模大发展。这些说明,作为居民点体系重要构成的小城镇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小城镇规划需要探索这个规律。但是现代城市规划传到中国时,对乡村治理并无概念。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几乎没有物质规划的内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城市规划实践受苏联二战后重建过程中城市规划经验的影响,比较重视城市布局形式和市政设施。人民公社规划强调“山水田林路村”整齐划一,普遍缺乏依据,规模过大。改革开放后由政府推动的村镇规划,虽然遏制了乱占耕地的势头,但依据仍旧不足。城乡统筹规划的要求下,普遍存在用城市规划的方法对待乡村和小城镇的问题。科学规划需要兼顾市场机制和民众互助力量对小城镇变迁的影响。 当前的特色小镇建设也需要注意同样的问题。一般说来,能够长期繁荣的镇,都有一定特色。但是,特色与平庸是相对的,许多小城镇就是为了满足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而存在的,并不需要在规模上大发展、标准上大提高。往往是由于互相学习模仿,反倒是容易趋同了。因此,所谓特色小镇并不完全是“打造”,而是向常规和理性回归,是将小城镇本来就有的特色创造性地发掘出来。东中西不可能一样,省内各县也不可能一样。如果有一定的模式,就没有特色。通过命名推动的特色小镇建设,与小城镇发展战略通过命名重点镇的方式防止遍地开花是类似的思维模式,其实大多是对现状的认可,并不能等于是对今后的长远预测。所谓特色是产生比较优势的前提条件,也是竞争力的具体体现。这如同选拔运动员,只能是自身已经表现出某方面的条件,再搞强化训练。放到新型城镇化进程和城乡统筹背景条件下来认识特色小镇,作为农村之首、城市之尾服务于农村居民还不够,还要服务于城市居民,为治疗严重的城市病作出贡献。但是,任何政策都不可能使已有的小城镇都得到发展,因为这些小城镇的形成是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相适应的,需要根据网络社会和生态文明的要求进行不断优化。 彭震伟(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小城镇发展的关键在于内在要素资源的合理集聚与配置 1980年代以来,小城镇一直是我国城镇化战略中的重要内容,被认为是由于处于城市和乡村之间而能够起到承上启下的“蓄水池”作用,避免在城镇化过程中大量乡村人口直接涌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并产生城市病。同时,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确实出现过小城镇发展的相对繁荣时期,并被总结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但是,总体来看,我国的小城镇发展政策并不成功,绝大多数小城镇未得到应有的发展,也并未起到城镇化过程中人口迁移的“蓄水池”作用。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未能很好地处理好小城镇发展中最为关键的要素资源的合理集聚与配置。曾经被总结为成功的各种小城镇发展模式,均是利用了当时经济体制转型中的过程性特征,使得小城镇的产业及其产品占据了外部的市场。当经济体制转型趋于成熟和市场更加规范时,原本向小城镇倾斜这些要素资源的情况就不再出现,小城镇发展也就同时进入了冬眠期。因此,在目前小城镇普遍规模小、基础设施薄弱、承载能力低的情况下,在城镇化过程中需重新思考小城镇发展的模式,改变以往过于依赖外部要素资源投入的小城镇发展思路,而应将重点转向如何挖掘小城镇内在的要素资源集聚并加以合理配置。 小城镇既包含了小城镇镇区或集镇(居民点),也包含了其服务的广大乡村地区(行政区域),在当前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前提下,应更加着重在小城镇的行政区域范围内集聚与合理配置要素资源,并促进小城镇的发展。以下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小城镇区域的最大地域特征是城乡二元的土地所有制并存以及相对城市而言的低密度与松散布局。在当前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健全其体制机制的宏观政策背景下,统筹城乡建设用地和建立统一的市场将是小城镇要素资源集聚和配置的首要选择,近期上海郊区以“土地整理+”为主要特征的小城镇发展模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探索案例。我国实施“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在小城镇发展中的重要体现就是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城乡建设用地的减量化是重要的途径,包括散乱、废弃、损毁、闲置以及低效利用的城乡工矿仓储用地和农村居民点等现状建设用地,通过对其进行拆除复垦,开展对该类存量低效用地进行减量的土地整理活动,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实现存量土地挖潜。在此基础上,整合挖潜的土地资源及其它要素资源向具有发展潜力的小城镇集聚,并积极获取外部其它要素资源补给,实现小城镇的持续发展。同时,小城镇区域的土地减量化导致乡村居住形态的适度改变,也要求小城镇建设应同步促进乡村集体资产的培育和乡村自组织结构的完善,以保障乡村人口在城镇的有序集聚,活化乡村社区架构与社区治理,最终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其次,资金资源的匮乏是限制小城镇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国家近期出台了推进开发性金融支持小城镇建设的相应政策(建村[2017]27号),这对全面提升小城镇的建设水平和发展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开发性金融对小城镇建设的支持应站在小城镇区域乃至更大的范围考虑城与乡、建设用地与生态用地、保护与发展等要素协调的小城镇区域特征性问题,以开发性金融资本要素构建平台和纽带,整合小城镇区域内的各类要素资源向小城镇集聚,发掘小城镇生产、生态、景观、教育、文化等要素资源的价值,发挥小城镇区域在生态和乡土文明方面的核心竞争优势,建立面向城市地区的输出机制,并积极获取更多小城镇区域以外的资本、人才等要素补给,实现小城镇的积极复兴。近年来在我国部分地区先期开展的特色小镇探索,其成功的经验无一不是企业为主体的外部要素资源引入与当地特色要素(尤其是文化要素)的完美结合。因此,借当前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强大政策推力,通过引入外部的创新要素,挖掘小城镇区域的自然、房屋、设施、环境等本土特色元素进行再加工和再创作,吸引文化、创意、体育、休闲、旅游、养老等产业进驻,打造小城镇区域的特色业态,带动小城镇居民及其周边乡村区域农户、农业生产组织或企业转变经营方式,将为小城镇的再次活力发展提供新的路径。 沈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兼规划院院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缺什么补什么——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发展的思考 政策、制度和市场对小城镇的导向不一致,导致了小城镇发展方向性的迷失。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思想认识和政策层面,从来没有忽视过小城镇的重要作用,甚至在夸大其作用。从1980年代城市建设“22字方针”、费孝通先生三访江村提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到1998年的 “小城镇大战略”。从“城市化”到“城镇化”,甚至“城市群”到“城镇群”,直到最近各地纷纷提出打造特色镇的规划。无论是城镇化还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从来都没有忽视过“城市之末,农村之首”的小城镇的重要性。尽管说“城市化”、“城市群”并不会忽视“镇”的作用,而文字上写了“城镇化”或者“城镇群”也不见得就能够提高“镇”的地位。 小城镇实际的发展状况似乎并没有太多受到上述所谓城镇化的政策所影响。我国小城镇发展的黄金时期应该是在1980年代后半段,当时乡镇企业工业产值几乎占了半壁江山,相应的小城镇发展也呈现出“空前绝后”的活力和盛况。究其原因一是当时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处于工业化初期,也是刚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初期,集体企业、中小企业适应市场能力比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强;二是当时各项改革“从农村包围城市”,乡镇企业比位于城市的国有企业更具有制度上的灵活性;三是当时还没有《土地法》,乡镇企业可以自由地在小城镇成长发育,但是要异地发展则非常困难。1990年代工业化城镇化的焦点就趋向于沿海地区了,无论小城镇还是大中城市,这主要是因为外向型经济所致。1999年《土地法》实施以后,作为城市建设的土地需先征归国有,乡镇在其自有土地上发展企业的门槛大大加高,加上重化工业和房地产向大城市地区的导向,乡镇企业和小城镇风光不再。尽管这一时期我们从来没有忽视过小城镇,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小城镇的发展更多地是受到经济发展特征和制度的影响。 对于当前小城镇如何发展,我认为首先需要认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第一,从过去的短缺经济时代,到现在的饱和经济时代。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工业4.0,产业结构也在调整、提升;第二,城镇化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突出以人为本、和谐、绿色、高效的新型城镇化,对城镇发展有了新要求;第三,信息化时代改变了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影响着我们城镇的发展形态;第四,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国家层面更加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当然也包括给大中城市配置还是给小城镇配置。如果我们的政策符合市场的规律,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如果是逆向而行则可能起不到作用。要促进小城镇健康持续地发展,重要地是了解、认识市场对小城镇的选择,哪些产业选择小城镇?选择哪些小城镇?我们现在的政策和法规还有哪些不适应的地方需要改革? 如果我们尊重市场,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选择,就应该看看与小城镇发展相关的制度需要怎样的改革。例如财税制度,对于那些经济实力很强的镇,能不能少抽取一点?土地制度,能不能不要按照层级一级级分解(到小城镇几乎就没有了)?还有一系列审批和执法权,能不能对那些经济发展非常活跃的镇多放一些权?小城镇发展有其自身需求,小城镇并不是为了分担(特)大城市的压力而发展的,虽然客观上有一定的作用。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小城镇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城市群地区集中了绝大多数发达的小城镇,这些小城镇是市场和资金的目标,对上述改革的需求更迫切。而中西部绝大多数小城镇,其主要的功能是公共服务向农村地区延伸的桥梁,是需要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才能支撑的,其主要任务就是做好对所在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因此去年三部委也只明确准备设1000个(大约占建制镇的5%)镇,成为特色产业鲜明的试点镇。 这些小城镇缺的是政府职能、财政体制以及上级政府有权配置的资源,把这些改革做好、补好,才能真正实现推进小城镇健康有序发展。 耿虹(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系主任,教授) 分化发展对基层小城镇的影响以及需要关注的两个问题 本世纪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小城镇发展差距加大,同时,由于信息化与市场化发展,加上快捷的交通物流网络体系与扁平化的交易结构,导致小城镇作为传统支农中心的经济组织和服务职能逐渐弱化,在城镇化进程、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城-镇-村”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出现摇摆和模糊。为此,需要对小城镇的分化状况,尤其是对于普遍居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弱城市化地区基层小城镇的发展问题予以特别关注与思考。 (1)在分化发展的全局化与镇村关系松动的普遍性态势下,通过构建健康、安全、合理、高效的新型基层镇-镇、镇-村关系,稳定小城镇在城乡体系中重要的功效层级地位。 小城镇量大面广,是自下而上以点带面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主体,是实现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重要地域空间层级。然而快速城镇化下的要素快速外流导致镇村关系逐渐疏离甚至解构,这种解构是多层面、多要素、多内涵的,包括了空间关系、经济关系、社会与人员流动关系、公共服务供给与传递关系等。从小城镇发展的内涵和本质来看,仍然应该强调其在城乡体系,尤其是在广大乡村地区的突出功效地位。因此,从城乡协调和镇村协调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出发,急需在基层关系解构的同时重构健康、安全、合理、高效的新型镇-镇关系、镇-村关系,以帮助广大农村地区基层城镇获得更好的功效层级地位并有效地发挥作用。要在空间、经济、人口与社会发展方面对城乡一体化作出响应,通过制度创新为实现城乡要素平等自由交换而提供宽阔的空间载体和自由的协作通道,也为强化基层经济一体化、协作化发展,避免外部影响下的自身无序竞争提供保障机制;在公共服务供给和传递方面,顺应时代发展背景下的镇村功效格局的扁平化、网络化趋势,镇村一体、镇镇协作,建立新型城镇化时期基于政策与制度创新的跨镇区的镇村公共服务一体化关联协调发展模式(生活圈发展模式),从而使基层城镇与镇村之间的新的关联能够成为系统自组织、自运行的持续动力。 (2)分化发展导致广大基层城镇职责的回归与分流,需要有顶层设计对其特殊保障性职能进行肯定与维护。 未来除了部分产业转移与发展通道(如“一带一路”等)上的城镇会有机会获得新的快速崛起机会之外,大多数小城镇仍然会上升受阻,或转型乏力(很多甚至并无转型发展需要),只有走内部强化发展、精细化发展、精明化发展的道路,在政策保障前提下主动承担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承接、转换、传递职责,沉于基层,基于农村、生态基本环境的载体性特征与任务,做好三农、三生的基本服务、监督、引导工作。为此,需要对分化与解构主题下的基层城镇基本职责的回归与分流进行分类辨别和政策梳理工作,对具有重要的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基层社会的安全稳定意义与作用的区域小城镇进行基本职责分类,并做好相应的政策配套,使广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业地区的小城镇以及乡村能够在国家政策层面得到基本肯定和保障,除了原有的贫困保障政策和扶贫政策之外,充分肯定其基础农业、生态产业的国家与区域贡献作用,不要因其在特色小城镇建设或者转型发展方面的难以作为而失去应有的关注和支持。此外,基层小城镇也要积极探索以镇村社区关联为主导的镇村空间的一体化发展模式,这不仅是基于要素外流以及乡村空心化现象对新型城镇化与精明收缩目标的积极响应,也是吸收传统乡里社会治理经验,促进当下乡村社会紧密化和谐发展的新途径,同时也是在可能的政策支持下,促进以现代化、集约化、和谐化、生态化发展为基本任务表述的城镇职责提升的积极途径。 总之,分化发展是小城镇发展的全局性状况,层级分化、关系解构与职责分流是其中的基本内涵,也是许多小城镇未来发展的新的基础条件。从广域层面来说,应把握整体分化状况,制定全局性分化发展的引导思路,同时对广大基层城镇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做出科学的制度性安排;对于个体城镇来说,也应明确时代发展主题和未来发展方向,在充分梳理自身资源条件和外部发展技术支撑条件下,做出目标明确、步骤协调的积极回应。 张京祥(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特别是近来席卷全国的“特色小镇”建设运动,又使得小城镇的发展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农业社会,小城镇作为乡村地区贸易交换的地理中心,因市而兴,造就了诸如明清江南市镇的繁荣。改革开初,一方面是因为从乡村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无法顺利进入城市,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得益于当时国家短缺经济时代的低成本优势,大量的小城镇依托乡镇企业而兴盛起来,由此创造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地城镇化”模式。这一时期的小城镇因为扮演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减压阀”、“蓄水池”,而被冠之为“小城镇,大战略”(费孝通)。当时我们认为找到了一条既可完成工业化,又可避免西方国家“城市病”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然而,在1990年代中后期启动的大规模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曾经灿若繁星、GDP贡献中占据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因经济与技术优势不再而纷纷倒闭,留下的是大量土地占用、环境污染和特色丧失的衰败乡镇,以至于费孝通先生晚年也对“小城镇战略”进行了反思。 此后,全国各地的小城镇就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为了推进城镇化,大量的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放开户籍限制,鼓励农民进城。与此同时,随着交通等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网络化,乡村与县城等中小城市之间的通勤联系日益便捷。显然,县城等城市在就业机会、基础教育、生活服务等各个方面都比小城镇有显著的优势,于是小城镇在乡村要素向城市流动中成为被逾越的空间;近年来,国家又大力关注和支持乡村的发展,各种资金、制度扶持向乡村倾注,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开展得如火如荼,乡村面貌形象大为改观,一些乡村更是成为工商资本青睐的新场所,小城镇在城市要素向乡村流动的过程中再次被逾越。虽然我们不断强调小城镇作为“乡之首,城之尾”的重要地位,但在整个城镇化过程中小城镇事实上处于一种两头不靠的“中空”状态, 成为了城乡聚落体系中缺乏竞争优势的“夹心层”。 在中国城镇化的“下半场”,在未来的城乡发展格局中,面广量大的小城镇到底路在何方?简要而言,大约有三种主要的方向: (1)有风景的地方就有新经济,一些具有优越区位、独特自然或人文资源禀赋的小城镇,在工商资本和新经济要素的推动下,将成为旅游、文创、互联网经济、体验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集聚的空间,这就是当前风靡各地的“特色小镇”。需要指出的是,特色小镇的魅力是“特”,核心是要有持续发展的活力,全国各地正在掀起不顾实际、运动式的特色小镇建设风潮,最终一定会留下许多令人遗憾的“空镇”、“鬼镇”,这是实践中必须竭力避免的。 (2)随着中心城市都市区化进程的发展,一些小城镇有可能成长为都市网络功能体系中的重要功能节点,承担着某些独特的都市型功能。例如,这些小城镇聚集了中心城区外迁的大学园、制造业园区,兴建郊区大型娱乐场、购物中心,承担空港新城、高铁新城功能等等。这些小城镇事实上已经成为都市功能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地方也常常将之成为“新市镇”。也有一些新市镇在随后的城市空间拓展过程中,渐渐地融入到城区范围之内,成为事实上的城市型地域。 (3)在远离中心城区、缺乏特色优势和发展条件的乡村腹地,大量的乡镇还是要扮演着乡村地域服务中心的角色,为周边的乡村地区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配套。这一类的小城镇发展处境是最艰难的,也是各种市场资本没有兴趣的地方,但在整个城乡聚落体系中恰恰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尤其需要政府的关注和公共财力的扶持。当然,我们也要依据实际情况和城镇化进程的变化,适度合并一些乡镇,将有限的财力更好地投放到需要的地方,提升这些小城镇的服务水平和人居环境品质。 总之,中国的城乡聚落体系正在经历着新一轮的巨大重构,对于小城镇的发展,我们需要制定更加精细化、多样化的政策,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策略,既不能只关注城乡两端而置小城镇于不顾,也不能一窝蜂地搞时髦应景式的“造镇运动”。 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 特色小镇要从文学和美学中汲取理论源泉 在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关于人物的塑造曾有过一场争论:表现个性还是表现共性?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在我看来,这也可以用来指导今天的特色小镇建设。首先,从“细节的真实”看,小说中的经典人物和成功的特色小镇相似。在前者,一个人与众不同的生平经历、思想性格、内心情感等,是他是否能成为经典小说人物的基本元素。在后者,一个小城镇在自然景观、空间布局、产业形态、生活方式、文化风俗等方面独特的资源禀赋,同样是它能否建设特色小镇的“物质条件”。其次,从“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看,在文学创作上,这集中体现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本质区别,后者只是对现实生活的“照相机”式的机械反映,而前者则在人物身上倾注了作家全部的思想和爱恨情仇。对特色小镇目前也可以划分为两种方式:一是从产业或商业的“功利”目的出发,把小镇的特色资源、自然禀赋等“拼凑”起来,主要考虑的是怎么赚钱或以最低的成本赢取最大的利润;二是满怀对诸如“城市病”、“农村病”、“城乡二元矛盾”等当代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痛苦的爱”,希望通过特色小镇规划建设为山重水复、百病缠身的城市化进程探索出一条新路。 很多资源、禀赋和投入差不多的小镇,有的经过规划、设计和建设实现了自身的“凤凰涅槃”,而有的在经历了几乎相同的工序后却变成了“四不像”。如果说在小说创作中,最重要的是作家的才华和审美创造力,那么对特色小镇,最关键的就是如何保护、传承和再现小镇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气质。因为诸如自然景观、空间布局、产业形态甚至包括生活方式、文化风俗等,在本质上都类似于文学创作的“素材”。每个规划师、设计师都很容易拿到,但用什么样的理论方法去认识和辨别、用什么样的审美观念去提炼和升华出小镇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意境”——这些真正决定特色小镇是否真有特色的关键因素和细节。在本质上则如同康德讲的“天才”或严羽讲的“妙悟”,既不是每个规划师、设计师所能具备,也不是通过学习和模仿就能得到的。理解了这个文学和美学原理,不仅可以为规划设计提供新的理论指导,也才能以平常心去看待特色小镇建设的成败得失。 毋庸讳言,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同质化倾向正变得日益严重。在深层次上看,这是以产业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旅游学等为指导理论的苦果。从经济目标和商业需要出发,大都忽略了小镇的文化和审美价值。这是很多特色小镇不建则已,一建就出现过度开发、过度商业化或千镇一面、特色全无的根源。要想真正传承和护持特色小镇的文化本体,必须大力引入文学理论、美学、文化研究、民俗学等人文科学的理论资源和价值尺度。把文学、美学原理等运用于特色小镇规划建设,不仅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什么是小镇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关于“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一重要论断的生动运用,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在特色小镇中出现“生活在他处”的异化。而现实中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无疑是,尽管目前特色小镇越建越多,为城市人寻找乡愁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选择,但实际上一种更深的忧虑已经山雨欲来,这就是在小镇和在大都市中已没有什么区别,被很多作家反复描写和城市人苦苦寻觅的小镇和乡愁,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相反却是越来越远去了。 史怀昱(陕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近年来,陕西涌现出一批独具地域民俗文化特点的小镇,成为旅游新“网红”。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是主打关中民俗和美食文化的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每逢节假日及周末,袁家村里游客摩肩接踵,万人停车场车水马龙,场面十分壮观。仅春节假期就接待游客136.5万人次。而袁家村原有居民仅62户,286人,随着民俗游的火爆,吸纳了周边区域约了3000多人在此安家置业,更是带动了周边十个村和旅游沿线1万多农民致富。一时间,“袁家村”成为关中大地上争相模仿的对象,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陆续复制袁家村做法的在陕西就有70多处。 在“袁家村”被热烈模仿的同时,陕西省政府主导的“重点示范镇”、“文化旅游名镇”建设稳步推进。“重点示范镇”以打造县域副中心为目标,通过产业培育、设施配套,形成县域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旅游名镇”建设则依托各地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带动小城镇建设。“十二五”期间,陕西35个重点示范镇平均落户企业30余家,镇区面积平均扩大约2km2,吸纳进镇人口、提供就业岗位镇均达到1.5万人;31个文化旅游名镇实现旅游人数镇均上百万人次,镇均旅游收入达4亿元,4A级景区占到1/4,3A级景区占到1/3。在“两镇”的示范带动下,全省128个镇跻身全国重点镇,4个镇被确定为建设镇级市试点,对全省城镇化发展带动作用明显。 政府主导推动的“两镇”建设,民间热度虽远不如袁家村,甚至也有一些声音在怀疑是“政府工程”,但对推动陕西城镇化发展是实实在在的起到了巨大作用。“袁家村”具有特色鲜明的产业主导,市场作用明显,服务对象偏重于“游客”,而对服务本地居民的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等关注不高。在其模式被迅速推广的同时,同质化、单一化的问题越来越凸显,甚至有些地方为了造一个特色小镇,而把原本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搬迁出去,引进纯商业开发。 反思陕西小城镇发展建设的现象和问题,笔者认为在当前特色小镇建设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特色基于地域特征挖掘而来,切忌简单模仿复制。袁家村展现的是关中地地道道的农村生活,是关中民俗的一部分,正是基于此,袁家村找到了为自己“量身定做”的“特色”产业。而且在空间塑造上也深入挖掘当地民俗,布局紧紧围绕“关中民俗”展开,形成小而精致的空间特色,唤醒大众对于传统符号的审美觉知,激发内心深处精神世界的认同感。袁家村充分发挥了市场作用,通过村民组织合作,形成了一套自下而上的内生发展模式。其成功既有对发展特色的精准把握,也有开发模式、要素市场、区位条件等的综合影响。缺了任何一项,在发展培育过程中都可能会面临问题,需警惕“特色”不可简单复制。 (2)注重以人为本,回到“小城镇”这个本源。小城镇是承担就地就近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对于促进“人”的城镇化意义重大。“城镇”是人们生产生活的载体,具有系统性的特征,是生产、服务、管理、协调、集散等众多功能的集合体。单独强调任何一个方面,可能都会给小城镇发展带来问题。必须强调特色小镇的综合性,生产与生活的协调,避免功能单一。特色小镇发展既要关注产业就业,但也不能为产城融合留下隐患。 (3)特色小镇建设要量力而行。特色小镇的提出为小城镇发展带来了政策、资金等多项支持,各地都争先建设特色小镇,享受政策红利。而这一过程中也就出现了大规模建设、集中上项目等情况,虽然初期城镇面貌改善较大,但由于后续资金、产业发展、人口集聚等问题,造成了土地、资金的浪费。因此,特色小镇的建设必须要量力而行,立足小城镇自身的发展条件和阶段特征,循序渐进、稳步发展。 陕西省区域发展条件各异、资源多样化程度高,各地城镇化也面临不同阶段、不同问题,脱离了区域背景和发展阶段,仅以经济或某项单一领域得失来判断,则往往会得出片面的结论。同样,特色小镇建设也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挖掘特色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小城镇发展的本源,量力而行才能促进小城镇持续健康发展。 温春阳(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小城镇是我国“城”与“乡”两种发展形态的衔接点和转换站。改革开放以来,承接贸易全球化、人口、资源等红利,由需求导向的制造业和商贸流通业飞速粗放发展为主要动力引擎,东部沿海地区不少小城镇已成长为“富可敌市”的特大镇,客观上加速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但同时也带来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千城一面、环境质量恶化等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产业发展模式更加注重综合绩效的提升,新经济业态对空间的多元特质化需求为区位和资源优势赋予了新的内涵。近几年“特色小镇”从概念到实践引起全国关注,本质上可视为上述新空间需求得到契合时“产镇融合发展”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在小城镇建设进程中,如何以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补足小城镇当前普遍存在的功能配套、特色风貌、管理水平、社区建设等短板,有效承载市场、资本和产业从更广泛的空间与角度持续注入,是回答“小城镇发展路在何方”这一问题的关键。 2016年至今,我国的小城镇规划建设逐步走向了规范化发展的轨道,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也着手启动对特色小城镇建设的专项支持,体现了供给侧结构化改革思路对特色小城镇开发市场热潮的精准调控。结合对政策的理解和参与的小城镇规划建设实践的总结,我认为推进小城镇建设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新业态植入和发展成果共享的关系。目前小城镇尤其是特色小镇项目往往聚焦于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引入和驱动,但是这种从最基本乡村公共服务商贸流通产业向新业态的跃升,并不足以带动原居(村)民就业层次、收入水平和享受公共服务品质的相应提升,相反,部分传统产业从业者还可能面临技能“掉队”的困境。应从更合适的尺度统筹中心镇区和镇域在产业门类、公共服务供给、居民征地拆迁安置等方面的均衡发展。以社区营造等模式更好地保障原居(村)民在小城镇建设中共同规划、共同缔造美好环境、共同分享发展成果等各项权利。在贵州黔南“天文小镇”规划中,我们注重产业功能培育与村民幸福提升的充分融合,围绕天文主题发展“科学天文、公众天文、经济天文”三大特色功能,产业布局兼顾了射电天文论坛等高端职能、观星营地等参与性旅游项目以及天文器材加工等制造产业,充分吸纳本地人口就业,使天文产业惠及百姓,并结合资源和人口分布在镇域范围内进行统筹安排,实现“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 (2)处理好高标准建设与小城镇风貌特色的关系。特色小城镇建设背靠产业、资本和政策扶持,通常肩负着高标准建设、高效率实施等标杆性工程的重任,然而众多外部利好条件并不一定能保证营造出既兼顾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又实现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有机统一的精品。我国规划设计行业对城市风貌特色的研究实践多数聚焦于城市新区和历史文化保护等领域,对于小城镇的积累储备相对不足。小城镇风貌特色的营造要适应不同人群的审美文化心理等方面的需求,一方面要提炼、延续地域文化精华,在满足本地人文风情的同时,逐渐形成吸引远方客人的独特魅力;另一方面更要引导乡村地区形成现代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需要在传统中上融入现代文化、跨地域先进文化元素进行多元化创新发展,以得到更广泛的社会认同。要在新一轮小城镇规划建设中在风貌特色营造上取得新进展,既要通过“众创众规”等新型规划设计组织模式凝聚更多业界和公众的创作智慧,又需要以工匠精神贯穿于规划设计建设实施一体化全过程。 (3)处理好经济规模扩张和绿色生态保育的关系。人、物、信息、资金流的集聚是小城镇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但由此产生的经济活动和规模扩张不可避免地存在生态基础设施承载力超载的风险。因此,在追求品质化、精品化的同时,要戒除盲目“高大上”的攀比和高碳高生态足迹的享乐型服务模式。应当十分注重在绿色化发展前提下进行产业谋划,在低碳生态原则下提升宜居水平,并可探索采用大数据支撑的生态资产评估审计、碳交易、绿色金融等新型政策工具组合,削减建设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 袁锦富(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教授师高级规划师) 小城镇发展应回归“人居”本质 什么是小城镇?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小城镇如何发展?费孝通先生认为“小城镇是一种正在从乡村性社区变成多种产业并存的向着现代化城市转变中的过渡性社区”,也就是说,小城镇是城镇化和现代化的产物。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发展更强调以人为本、区域统筹、城乡统筹、强化特色、提高质量和美丽宜居。小城镇的发展是城乡现代化的关键一环,根据区域发展背景、自身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确定符合实际的发展策略,制定相应的政策导向是实现小城镇健康发展、特色发展的关键。 (1)作用。从江苏小城镇发展的历程和发展趋势看,小城镇的作用首先是区域分工的重要环节,接受城市经济辐射,成为制造业产业链的组成部分,而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丰富的“特色城镇”有了现代交通的支撑,承担起城市的休闲、旅游度假等功能,带动其他城镇共同成为服务链条的一个环节;其次是城乡空间体系不可或缺的节点,是一定区域生产生活服务的中心;第三是提高农村的依托,建设设施配套、环境宜居的小城镇,是缩小城乡差距、打造美丽城乡的空间载体,也是“进不了城、回不了乡”的农民的归属;第四是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的基本单元,一定规模的常住人口和相对合理的服务半径,是设施规模合理、居民使用方便的需要。 (2)路径。小城镇的发展路径与其所处的区域背景、交通区位、资源条件、发展基础、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比如,苏南的小城镇地处沪宁经济走廊,区域交通发达、城镇密集、人多地少,借助改革开放的机遇,经历了乡镇工业为代表的苏南模式起步和外向型经济洗礼,城镇化水平和城乡一体化程度高,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水平高,转型发展、存量优化、环境改善、提高城镇化质量成为今后主要任务;苏中苏北平原地区城镇化水平低、区域性高速公路、铁路网尚在建设过程中,乡镇撤并为区域统筹布局产业空间创造了条件,择优培育重点中心镇和相对集中布局工业园区,有利于推进城镇化进程,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格局,也有利于工业污染治理,可以避免走苏南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用地粗放、环境污染的老路,接受苏南产业转移、围绕供给侧改革创新是苏中苏北的发展路径;苏北水乡湿地地区和苏南丘陵山地地区,是生态较为敏感的地区,在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中确定为城镇点状发展地区,空间格局上依托现有城镇点状发展,避免蔓延连片,发展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和休闲旅游业是重点方向。 (3)特色。特色小镇衡量标准包括产业发展、美丽宜居、文化传承、服务便捷、体制机制5个方面,首批特色小镇大多具有历史悠久、环境优美、交通便捷、经济基础好、邻近大都市等特点,对引领区域发展起到很好的带动和示范作用。无论哪种类型的特色小镇往往既是自然、文化资源丰富的旅游镇,又是二、三产发达的中心镇。抛开产业发展的特色,从本质上讲,不仅是特色小镇,其他小城镇也应当有特色,宜居是共同的基本要求。一般的小城镇作为宜居生活的载体,适应区域分工,与重点中心镇形成配套关系,将是一种长期的存在,有人进不了城、进不了中心镇,可以留在适宜的小城镇生活,到城里或重点中心镇工作,是一种客观需求,这样的小城镇将是不可替代的单元,而且更为面广量大,需要更多关注。这样的小城镇特色的塑造,主要是公共设施配套、公共空间的营造、城镇管理的创新,自然和谐,步行尺度、宁静悠闲、熟人社会是小城镇空间和人文环境的根本,政府应当在这些方面多做扶持和引导。一些苏北小城镇利用土地指标出让的收益解决资金投入问题,统一由政府或开发商按农民意愿和规划建设新区,起到很好的效果。 (4)误区。过度追求产业发展和经济效益,丢掉小城镇生态、宁静、宜人的人文和空间特色,表现为:一是破坏景观,超过环境承载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环境,丧失自然特色,造成景观破碎化;二是主次颠倒,历史街区过度商业化,建设全新的“古街”,驱赶原住民,热衷于将城镇打造为景区,颠倒了“特色小镇”首先是本地居民的家园,而不仅仅是外来者乐园的关系;三是不切实际,不分条件搞特色,盲目追求高大上,急功近利搞形象,不考虑发展的阶段性、市场需求、运行效率和维护成本;四是尺度失调,对资本进入不加引导,完全复制照搬城市建设模式,小城镇甚至农村社区也都建设高层居住小区,对城镇空间和面貌造成建设性破坏。 陈前虎(浙江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执行院长,小城镇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 小城镇确乃“大问题”、“大战略”。以浙江为例,回顾其30多年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每一次重大的区域经济转型,每一次自下而上的地方改革几乎都是从小城镇起步的:①物质短缺时期,是村镇内分散组织的家庭个私经济依靠灵活机制及时补充城市国有企业物质生产供应的不足,从而快速抢占了国内市场;②生产过剩时期,通过撤乡并镇与空间重组,加快了产业集聚与升级步伐,推动出口外贸经济持续发展,从而又一次抢占了我国2001年加入WTO之后带来的国际市场先机;③启动内需时期,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一系列面向人的发展与需求的各类公共服务短缺问题凸现出来,“强镇扩权、扩权强镇”又很好地适应和满足了小城镇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需求,再一次抢占了消费经济;④消费升级时期,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在旅游中消费”、“消费更优质的商品”成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持续追求,美丽乡村建设与特色小镇战略正是基于消费模式升级之际开启的一次成功的供给侧改革实践。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一次推动小城镇成功转型的战略供给都是基于特定时期背景下的区域需求分析。仍以浙江为例,分析一下当前小城镇发展面临的新的区域需求: (1)工业化转型的区域需求。无论是信息经济与全球化的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还是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都在助推或倒逼传统工业发展模式的转型。大量厂房的倒闭和工业园区(尤其是镇级)的荒芜提醒人们:原来那种主要靠要素粗放投入的生产方式确实已经走到了尽头,传统块状经济强镇如何转型升级,亟待破解。 (2)城市化转型的区域需求。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城市化空间主体的变化——由中小城镇为主向大城市、都市圈加快发展演变,小城镇发展面临着“都市圈/非都市圈”的身份分化及由此而来的巨大机会差异;二是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变化,杭州这样的大城市已经由向心集聚向广域外溢扩散发展,周边小城镇如何科学有序融入都市圈,是个重要课题。 (3)农村现代化的区域需求。城乡地域结构的转型与城乡人口结构的转折性变迁(城镇人口超过2/3),使农业的生产供给结构和市场需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乡村地区的许多要素相对价格上升,无论是现代农业生产,还是围绕农村地域的生态、休闲和体验经济价值的逐渐凸显,都将成为广大小城镇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可见,小城镇完全可以在顺应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实现健康城镇化、缓解大城市病,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扩大地方内需、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发挥自己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小城镇发展的“特色”,关键在于对上述区域需求的精心选择与精准把握上: (1)在宏观发展战略上,与全球和区域经济的深度推进、小城镇分化发展态势相协调,通过政策分类供给和差别化指引,引导小城镇由“分化”走向“分工”,以营造“和而不同”的区域关系,实现区域经济的差别化协同发展。具体来说,需要明确都市型小城镇(面向都市区化与郊区化态势)、县域块状经济强镇(面向工业化与城镇化品质提升)和传统经济弱镇(面向农业现代化与城乡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与策略,推进城乡统筹、区域协调、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深度发展。 (2)在微观空间策略上,随着柔性制造、信息产业和服务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和需求偏好的改变,以及资源生态等外部环境约束的不断加强,小城镇发展需要进一步发挥城市规划、城镇建设水平对资本和人才的吸引力:①在空间组织策略上,顺应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高品质化,改变原来以“大规模生产”为导向的人类活动空间组织模式,城市规划思想和方法应该从过度强调“功能分区”的理性主义,转向更加关注“功能混合”的人本主义,关注空间组织的“小尺度化、混合性与公共领域主导特征”;②在城市建设上,通过加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建设,环境综合整治提升,以及城镇综合职能的塑造来实现高水平招商引资。如果说前30年的发展是“工业化带动了城镇化”,那么,后30年的发展则需“以高品质的城镇化来助推高质量的工业化”。 赵志庆(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我国的城镇化道路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土地城镇化”远远超过了“人口城镇化”:小城镇的规模逐渐扩大,“摊大饼”式的发展,甚至不惜牺牲农田,现代化的建设使得城镇化发展“千城一面”。因此,粗犷的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被叫停,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即将开启,“坚持走以人文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一个层次多、覆盖广的城镇网络体系。但是,由于地区间的经济基础与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城镇化发展与区域分布极为不均。特别是小城镇的发展,已经呈现出高度分化的趋势。在东南沿海开放的经济政策条件下,小城镇的建设受到经济发展的驱动已逐步发展成为小型城市,而中部小城镇却因缺乏产业支撑而陷入发展困境,原本以资源型产业支撑发展起来的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小城镇正在萎缩,由此看来,我国小城镇的发展道路需要给予西部和东北部地区更多的关怀,加强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中小城镇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缩短我国城乡区域化发展差距的重要途径。 东南沿海的小城镇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先锋,其城镇化的发展建设不但注重城镇硬件设施的现代化建设,也注重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地区文化的保护,对历史文脉的传承,它们率先意识到“特色化”是城镇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是小城镇发展的命脉。这正是东北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小城镇发展最值得学习的地方。深入挖掘地方特色,可以是城镇风貌特色化,可以是人文风俗特色化,也可以是产业发展特色化,都能够在城镇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体现小镇的特色之美。总之,小城镇的现代化建设绝对不是“城乡同样化”,而应该是为农村居民提供如同城市般便利的生活条件,又不失宜居宜业的乡村生活氛围,能够使得农民在自由自在生活的同时,铭记“乡愁”。另一方面,即便是地区内的城镇化发展,可能也很难同步发展,齐头并进,因此,可以选取有代表性的特色村镇,重点发展、重点建设,让其发挥“少数关键”的带头作用,引领区域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带动区域化的发展,但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区域城镇化建设的灵感刺激与发展思路的开拓。 简言之,新型城镇化就是要让小城镇的居民能够切实享受到城镇现代化发展带来的福利与实惠,城市与乡村,要在居民的生活条件上保持标准的一致,清洁的生活环境,便利的生活设施,充足的工作机会,优质的教育,健全的医疗保障。 张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关于小城镇的定义,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广义讲包含小城市、建制镇和集镇,较窄的定义是指包含县城的建制镇。截止至2015年,我国有361个县级市、1514个县(包括自治县)的城关镇和20515个一般建制镇以及11315个乡驻地(通常是集镇的所在地);这些都是小城镇,它们构成了我国城镇体系的最基础层级,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承担重要责任。 小城镇对我国城镇化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小城镇是我国农村转移人口实现就近就地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县域内的各级小城镇是吸纳新增城镇人口的主要空间,据统计,2000-2014年,全国城镇人口增长2.85亿人,超过一半以上的新增城镇人口是在县和县级市内城镇实现城镇化的。从经济贡献来看,2014年,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县级市和县的GDP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46.4%,二三就业人数已占全国非农就业人口的55.1%。“半壁江山”的经济体量和就业吸纳能力足以说明小城镇在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是具有悠久的历史,承载我国传统地方文化。我国自秦开始推行“郡县制”,县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进程中行政边界变化最小的行政单元,绝大多数县城和小城镇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历史遗存。2015年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县级市(包括县城)有37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为252个,这些小城镇是传承华夏文明和地方文化的主要载体。 三是在人口稠密、资源短缺和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的国情下,发展小城镇是我国实现国土均衡开发、绿色集约、包容共享城镇化的重要模式。过去一段时间县城和县级市城区的商品房有很好的销售量。根据住建部2013年全国县域城镇化调研数据,在县城买房的首要原因是子女教育,其次是结婚需求,第三是县城的医疗等其他公共服务供给。对已进城工作居住家庭的调查显示,在县城等中小城镇实现城镇化的家庭在语言交流、生活习俗、社会交往等方面,更加容易与城市环境和既有城市居民相融合,伴随城镇化过程带来的贫富差距、居住分异、公共资源享用不均等导致的社会矛盾较少。 近20年,大城市发展速度远超出规划预期,小城镇的发展呈现较大分化,经济发展良好的小城镇主要在较为成熟的城镇群地区和大城市周边,绝大多数小城镇经济效益不高,产业层级较低,也有相当地区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污染。正因为此,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小城镇相比大城市存在经济效率低下,环境监管成本高等明显缺陷。但正是这些经济效益不高的小城镇,承担了较为重要的城镇化任务,尤其在中西部省份。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小城镇面临着发展动力不足、产业竞争力弱、基础设施欠账多、公共服务严重滞后等一系列问题。如果没有国家政策支持和引导,大量小城镇将失去发展机会、停滞甚至萎缩。如果这些小城镇因为衰败而丧失了为广大乡村地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农就业的能力,乡村地区的经济和居住功能也会逐步丧失。因此,在讨论中国支持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应全面看待小城镇在城乡统筹发展、社会公平和文化传承方面的作用,在投入资金、加强社会治理能力等方面下功夫。 近一时期“特色小镇”比较火热,目前在全国较为知名的特色小城镇总体上具有较好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获得了市场和投资青睐,为小城镇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是,从支持城镇化的角度,应该支持更多小城镇的建设发展。 小城镇面大量广,要全面支持十分困难。从人口规模来看,人口在20万以上的集中建设区,具备较好的投资规模效益。许多小城镇已经达到这个规模门槛。截至2014年底,县级单元(不含区)中心城区超过10万人口规模的有1173个,除城关镇以外的建制镇有58个镇区人口超过10万人。应该加快支持这些小城镇按照城市标准进行建设,全面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这些小城镇吸纳人口的能力。 应当支持小城镇在城镇化机制上创新。例如赋予县(市)更加灵活的土地利用和建设方式:在保障生态环境安全的前提下,在辖区内统筹配置城乡建设用地资源,鼓励将分散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纳入县城或重点镇周边建设区,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和居民共建,降低城镇化成本。当然同时应当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减少县级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 朱介鸣(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小城镇发展——外来动力模式向内生动力模式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发展政策重视城市忽视乡镇,建设用地指标和财政税收都由县以上的城市政府控制,乡镇缺少足够的建设用地和确定的建设资金。城市化市场机制同样青睐大城市,资本投入、企业扩展和劳动力流动基本追随城市等级布局(北上广深-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级别越低,流入的资源越少,流出的资本和劳动力越多。这个趋势与城市化过程中资本流动追求经济效率规律吻合。同时,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在改革开放后也出现自下而上、乡镇企业推动的农村非农经济发展。乡镇以土地和人力低成本优势从区域所在地强大的中心城市吸引投资,中心城市为乡镇产品提供市场,造就成功的城市化推动农村发展新模式。中心城市取得发展后,其经济辐射帮助区域内农村乡镇发展,是经典的先中心集聚、后区域辐射,城市带动区域发展的模式。 上述发展模式属外来动力型(exogenous growth),招商引资,通过外来资本生产产品,运输至外部市场销售,实现产品价值,员工就业和产业税收使生产所在地获得发展。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经济发展基本依赖外来动力,西方的资本和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的普遍产能过剩和反全球化运动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们无法再单纯依赖外来资本和国际市场发展国内经济,必须从外来动力模式转向内生动力模式(endogenous growth),自下而上地依赖自有资源、资本和市场发展地方经济。主流媒体经常提及的创新发展和开发消费市场,均属于这个思路。如何确定内生动力发展模式下的小城镇的地位和功能?不妨阅读一些明清市场经济引导的江南乡镇发展的文献。根据学者的研究(刘石吉,1987;小田,1997),江南市镇发展基本由内生动力推动。人口众多,土地稀缺,促使江南地区发展副业和手工业。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完善的专业市镇网络,棉织市镇(主要在苏松两府如朱泾、枫泾、莘庄、七宝、三林塘、法华镇、朱家角、周浦、江湾、月浦、南翔等)、蚕丝绸织市镇(主要在太湖东南区域如南浔、濮院、震泽、盛泽、硖石、乌青、双林等)、米粮市镇(如枫桥、黎里、乍浦、周浦等)。 市镇是专业生产加工中心,也是流通交易中心。市镇之间还有专业分工,如周庄加工棉条,硖石织布;乌青镇是桑叶集散地,南浔从事蚕丝交易(浔丝),濮院专事织绸(濮绸)。专业化生产提高经济效率,物流是专业化分工的关键。显然江南地区发达的廉价便利水路系统(东西向的自然水系,南北向的人工水系,所谓纵浦横塘系统)起了重要作用。江南人以船代步,“水乡地方,河流四通八达......三五里路也要坐船,不肯步行”(《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二,第673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明清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在江南地区最为发达,而西南地区的陆路茶马古道未能起到类似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原因之一在于前者的交通成本远低于后者。除了棉织、蚕丝绸织和米粮三大产业之外,江南各地区还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农副产品,诸如安吉天目笋干、惠山泥人、宜兴紫茶壶、绍兴霉干菜、绍兴腐乳、湖州工笔等。通过物流促进专业化,交易扩大产品的市场规模,扩大的市场需求支撑产品的规模化生产,这是典型的内在动力型发展。作为现代经济中心的上海出现在繁华的江南市镇发展之后,事实上是依托已经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市镇经济而起,上海继而通过海运开拓江南产品的国际市场。 诸如华为、腾讯和淘宝之类的创意产业是内生型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之所以强调小城镇发展是因为中国还有大量农村人口,以内生动力通过小城镇推动农村城市化。市镇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纽带,城乡两元社会的接触点,农副产品经过市镇进入城市,城市工业产品经过市镇进入乡村。因为区位条件不佳而错过外来动力模式发展机会的地区,现在正是探索内生动力模式的时候。当前陆路交通条件(道路网络与交通工具)下的物流效率大为改善,远比以前廉价水路交通优越,明清民国时期江南地区能够取得专业市镇网络的成就,现在应该能够在其他地区复制。云南最近发展起来的鲜花种植、鲜花产品(插花、鲜花饼)和鲜花交易市场(据说是亚洲最大)产业链是一个成功案例。正在进行中的特色小镇发展也体现了新型城镇化城乡结合发展的趋势。需要指出的是,特色小镇不是规划出来的,是在市场中内生专业特色经济驱动生长出来的,其经济必定与乡村联系密切。城市的资本和创意、结合乡村的资源和文化,决定特色小镇的发展;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决定特色小镇的空间特征。城市化的规模效益应该是通过市镇网络、或市镇群的形式达到。 修回:2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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