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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城乡社区发展与住房建设 (杨辰) 发布时间: 2018-01-24 点击: 5938

通过社会网络分析使社区团体的社交媒体网络可视化:基于两个悉尼案例的研究
社区参与对规划实施至关重要,然而社区团体如何通过社交媒体来形成网络结构的机制并没有被广泛理解。本文对悉尼两个社区团体社交媒体、特别是Twitter的使用进行了研究,发现社区团体具有自我创造性,可以组织起对改革计划持反对意见的市民群体。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技术,本研究将社区团体的媒体网络可视化,揭示出哪些人与网络相互关联,或深度参与。通过对两个社区的调查发现,使用Twitter的社区并没有吸引大量的追随者,且利益相关者在网络中常常扮演被动倾听的角色。
第一个案例来自悉尼东部的勃朗特(Bronte RSL)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曾为当地居民提供食物和娱乐活动,2012年停止运营,寻求以零售、会所以及住宅为用途的新开发。但首份发展申请因建筑体量超出规划控制要求被政府驳回。于是,拯救勃朗特社区组织成立,并于2012年11月建立社交媒体,参与者中71%为市民,14%为州和当地的政治家,这种参与比例是由反对规划的人群结构所决定,他们共同在预网关审查(2012年规划部部长提出了一个允许支持者寻求重新规划的新程序)中表示反对意见。该组织创建了推特账号,在平台上十分活跃,当月吸引粉丝220位,2012年11月至2013年7月之间发推文2200多条,参与者很有可能多为当地居民。
第二个案例是谷位于悉尼郊区的Warriewood地区,该地区由190hm2未开发土地组成。2012年的战略审查报告认为居住建筑的密度最高为每公顷32个住宅单位,而2013年的地方规划提出增加到80个住宅单位的申请。出于对本地的发展担忧,Warriewood谷居民行动小组(WRAG)于2010年底成立,并于2013年12月建立了社交媒体,由于长期运行的社区活动和高调的房地产开发商得到了媒体的大量关注。粉丝中35%是公民,30%为记者,6%是州和当地的政治家,9%是政府人员,另有9%为其他社区组织。Warriewood谷的提议被前网关审查程序拒绝后,社区组织在2014年6月停止了其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动。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7月之间共吸引粉丝89人,并发推文220条。相比于较小的勃朗特RSL社交媒体主要吸引当地公民,Warriewood谷社交媒体则吸引了各种社交网络受众——这表明仅仅关注一个社区团体粉丝和推文很有可能被潜在的其他网络关系所误导。
研究使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技术将社区团体社交网络的结构可视化。通过中心度、强度、密度,以及网络中具有高连接性的派系来可视化网络中的密度区域。研究发现了很多有趣的现象:①通过高级别节点来传播信息有可能调动整体网络资源,但并不能保证它们能够显著地影响它们所连接的网络;②最强的关系都集中在社区社团的Twitter帐户上,它扮演着提供常规信息、建议活动和行为的角色。大多数的强联系是在低级别节点之间,这表明社区团体成员之间形成和维持了牢固的关系;而弱关系则试图保持高级别节点,它突出了一个网络中的高级别节点作为连接其他社区的桥梁的重要性;③高级别的节点(政府人员等)没有传递信息,包括地方政府负责人、规划部长、一个国会议员和两家当地报纸;④网络中的一些节点具有批准或咨询功能的参与者,他们在计划制作过程中无法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交流;⑤关键的利益相关者与社区组织在Twitter上相连,但他们是被动的倾听者,不一定会推进社团想法和观点传播。然而,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在网络上倾听是仍具有积极的作用。
研究还就以下几个主题进行讨论:①利用网络分析了解社区组织网络的参与程度——许多在社交网络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没有参与进来,说明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区团体推动的。一小群高度忙碌的公民会调动起政治家和记者,但政治家们并没有直接参与讨论,他们关注的仅是和相关市民建立信任。因此,网络连接可能是对身份的隐式验证。②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可视化社区团体的网络结构——Lyles(2015)主张集中的网络有利于为集体行动提供支持,然而,他们并不利于解决问题。一个更分散的结构可以更好地找到资源和利益相关者。通过社会网分析发现,该网络最紧密的联系集中在社区组织的Twitter账户上,社交网络可以生产新的社会资本,因为群组成员会频繁的产生意见、发布信息,并支持彼此的活动;③社交媒体可以成为社区组织的一种方式——每个社区组织的社交媒体都是由其他几个社区组织“跟随”的。 这表明这些团体正在观察彼此的行动,并有可能模仿他们为自己制定行动计划;④社交媒体的代表性——社区团体使用社交媒体只是群体的一个样本,并不一定代表整个社区团体意见,也不一定是对他们所追求的所有关系。社交媒体上的意见往往反映了一个自组织的小群体的问题以及协调小组对规划过程的态度。
此外,研究还指出,在参与式规划中研究Twitter用户,可以在现实的规划实施研究中引入一种网络思维。无论法定咨询何时发生,社交媒体都有机会让社区参与到整个规划过程。相较于传统上使用信件、请愿书和电话来促进持续的参与,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沟通渠道。本文提供的网络图也可以成为规划人员使用的有效工具,以便其更好地了解社区群体如何运作以及与谁打交道。
来源:WILLIAMSON W, RUMING K. 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visualize the social-media networks of community groups: two case studies from Sydney[J].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2016, 23(3): 69-89.
(供稿:贾姗姗)

协同规划中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资本是协同规划的重要成果,同时其反作用于协同规划,形成更有效的集体行动,提升个人与集体福利。本文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协同规划建立社会资本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分析关系结构,找寻对社会资本的变化产生积极与消极影响的因素,并探究社会网络对协同规划的促成作用。
美国环境保护署国家河口计划(National Estuary Program)是一个基于生态系统的协同规划项目,它鼓励联邦、州、地方机构和其他的利益相关方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承担对当地河口生态规划和管理的责任。栖息地工作组(Habitat Workgroup)是纽约-新泽西河口计划(New York–New Jersey Harbor Estuary Program)中的一个工作组,其组织数量比例(政府、非政府、个体)与其他工作组类似,其工作活动与其他工作组相比存在以下特点:参会组织的数量与类别更多、没有固定的组织结构、无法规指导,其指导方针根据工作组制定的综合保护管理计划(Comprehensive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Plan)确定。
本次研究希望针对国家河口计划形成的地区环境合作关系进行评估,鉴于栖息地工作组具备此类组织的所有本质特征,故将其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定性主要以精英访谈为主。借助记录的出席率数据,并参考组内主席、项目负责人的意见,确定总量为22人的栖息地工作组精英样本,2003年4月至7月间完成对其中18人的访谈。定量则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栖息地工作组的数据收集包括三个部分:包含个体与组织的基础属性信息(如教育水平、参与年限等);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数据收集方法,获取其主要的利益关注点;询问信息、资源和资金交换关系与方向,从而捕捉不同组织间的直接关系,并指出在参加工作组前后与其他组织之间交流产生的变化(增加、不变、减少或无交流)。对于定量分析部分,本研究采用UCINET6进行数据处理分析。
社会网分析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分析:①相似性(the similarity):利用散点图表示成员对于某一属性的相对临近情况,散点图中点出现的越接近,成员的相似性就越大;②分层聚类(the hierarchical clustering):生成内部相似性较强的更小的子集;③密度(density):成员之间实际关系的总数除以可能的关系的总数;④关系转变(change in communication patterns):指成员在加入组织后,成员之间的实际关系数量的变化除以所有可能的关系的总数;⑤网络图(the circle graph):线表示存在直接关系,箭头表示通信的方向;⑥中心性(centrality):计算每个成员的网络密度(例如,关系的数量),以衡量每个成员在与其他人发展关系方面的成功程度。
分析结果:
(1)一般社会结构——利益相似点
在工作组中,绝大多数的组织通过共同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有助于形成新的关系。若其中存在单独的集群(本次研究中的港务局)与其他组织由于存在利益的冲突,就很难建立起有意义的关系。
(2)社会网络结构与新关系的形成
信息交换网络——工作组中各组织的信息交换网络密度极高(95%),且在参与工作组后,信息交换关系得到显著改善(79%新增,20%不变,2%不存在),表明这些组织可以借助相似的利益达到提升社会资本目的。这一点对于港务局(Port Authority)这一后加入的组织尤为重要,即使存在利益的差异,仍在较短时间内与其他组织建立了密集的信息交流网络。
资源交换网络——资源交换网络的密度为75%,参与工作组前后,增加了47%的资源交换关系(31%保持不变,22%不存在)。利用分层聚类(The hierarchical clustering)与中心性(centrality)等方法对数据进行二次处理后,发现:其可分为两个子组,组的分裂源于项目的地理位置(纽约、新泽西);由于美国环保署(the U.S. EPA)和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与其他所有组织均存在联系,说明这两个组织位于网络结构的中心。
资金交换网络——资金交换网络的密度(46%)不如前面两者,但参与工作组后出现了明显增加趋势(36%增加,11%保持不变,2%下降,52%不存在)。中心性分析显示,美国环保署是唯一一个拥有完整网络的组织,与绝大多数的组织都存在联系,其处于中心位置的原因在于该组织负责对NEP基金的分配。分层聚类分析显示政府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较弱,此外,地理位置对子集的影响同样出现在资金交换网络中。
小结:①根据相似利益对不同组织进行分类,对于一个协作规划的早期阶段,有助于寻找利益差异较大的多个组织相互连接的可能性;②本次分析不仅解释了组织间直接关系的社会网络结构,同时分析了嵌套的子结构、协作过程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同时,该研究表明资源的可达性与有效性影响新关系形成的程度和网络结构;③在政策方面,进一步证明国家河口计划鼓励了协作模式的优势。此次研究表明,栖息地工作组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合作的程序,借此参与者可以产生新的关系,使得彼此间共享信息、资源和资金,并对工作组保护和恢复区域栖息地产生影响;④在未来的研究中,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社会资本的评估相结合,能够揭示社会资本与促成协作规划之间的相互关系。但由于映射组织间关系的复杂性,这种研究方法尚不适用于微观层面。
来源:LYNN A. Mandarano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f social capital in collaborative planning[J].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009, 22(3):  245-260, DOI: 10.1080/08941920801922182
(供稿:辛蕾)